露天电影的时代
刘劲楠
偶然看见我家西墙上的几个木楔子，竟引起了我对童年时代观看露天电影的无限怀念——那几个木楔子就是用来张挂电影银幕的。我似乎看见孩提时那镶着黑边的白色幕布重又挂起，一束光柱投射其上，一场电影即将上映......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社里有电影放映员，每个村轮流去放电影。一般每个月能轮上一两场，有时，有的人家办喜事也会请放映员放一场电影给乡亲们看。于是，静默的乡村便平添了些许喜庆氛围。那年头，电视机尚属稀罕之物，一个月能看上几场电影自然就是村民们莫大的快事。每次村里将要放电影，消息早在头几天就会不胫而走，有的人家会打发孩子去给阿公大舅捎个信，约好那天来看电影。孩子们勾着手指头，日夜等待着，及至看到大人们从公社里或别的村里把放映机和装电影盘子的铁盒子等设备挑到或抬到村里时（那时村里没有通电，必须把放映员自备的发电机抬来），孩子们便欢呼雀跃起来：今晚终于有电影看了！
露天电影的场地一般选择在有一块宽阔平地的人家门口（我家门口就是一个经常放电影的场地）。傍晚时分，大人们搬来梯子，爬上在墙上钉好四个木楔子，然后挂好银幕，再在楼梯上挂一个喇叭—这个过程，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刻。我们会主动地帮着整理场地，欢蹦乱跳地，如果夏天则还要帮着扎几个草把以便晚上烧着熏赶蚊子，大伙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一些人家里的亲戚会应约专程赶来，生产队也会提前收工，各家各户早早地煮好晚饭，且要加上一两道好菜，一则招待来看电影的客人，三则也为自家打打“牙祭”，消除劳累。之后，备家还要炒上一盘香喷喷的葵花籽或南瓜子或花生或蚕豆之类的点心。孩子们以极快的速度扒完碗中饭，口袋里装满了刚起锅不久的还有些烫的点心，掇条板凳。如果冬天，还要提着个小火盆，早早地来到放映场地，抢占最佳位置。孩子们大多喜欢坐在放置电影机的桌子旁边，以便更清楚地探究那个了不起的放映员，到底是用了什么魔法，能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通过一束光柱投射到银幕上的。
孩子们各自占好了位置，但放映员却迟迟不来—他们正在美美地享受生产队里为他们安排的丰盛晚餐。能给村里带来无限欢快的放映员理所当然被淳朴的村民们视为上宾。至今，每当看到当年的放映员来到我们村里时，我都情不自禁地想：今晚，他要是再为咱村放一场电影该多好啊！在等待放映员来的过程中，孩子们也自有乐趣，他们一边猜测议论着今晚的电影是“打架”（武打）的，还是“打仗”的；一边交换着点心吃，你给我一把葵花籽，我给你一把南瓜子，你给我一把花生，我给你一把蚕豆，算是“互通有无”，一时间，吃得“哔吓”作响，口舌生津，香气四溢。
直至等到月上柳梢头时，放映员才打着饱嗝姗姗来迟，他麻利地架好放映机，等助手把电发好了，便开始装片、倒片，然后试映。当一束雪亮的光柱投射到银幕上后，孩子们纷纷举起双手，做出各种有别于他人的柽动作，或伸出脖子，探头探脑，好把自己的影子也投射到银幕上，使自己成为银幕上的英雄，即便是“汉奸”“特务”也在所不惜，只要自己的身影能上银幕就行。于是乎，银幕上呈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头攒动”。但这只维持了片刻，因为电影正式开演了，大人们便呵斥着自家孩子规规矩矩地坐好认真看电影。不久，一个盘子放完了，放映员卸片、装片、倒片，此间大人们便议论着电影的故事情节或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而好动的孩子们重又“人头攒动”起来。当第二个或第三个盘子放完时，折腾了老半天的孩子们大多都有些倦怠。而此时，口袋里的点心也早已吃完，虽齿颊留香，但看电影的劲头也意兴阑珊了，
最后往往就躺在大人的怀抱里，等不及电影里的“英雄”抓“特务”，自己便已浑然不觉地睡去。等电影放完，“曲终人散”之后，则迷迷糊糊地被大人牵着或抱着回到家中。
二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乡村的变化日新月异。现在，每家每户都有了电视机，目出而作、目落而息的村民们晚上可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欣赏精彩的电视节目，享受天伦之乐。那种全村（包括邻村）几百个大人小孩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观看露天电影的热闹场面几乎已一去不复返，不再呈现。童年时代的露天电影也只能成为岁月留痕。而这二十多年的光阴荏苒，其间又蕴含了多少物是人非，当年一场电影看不完便已躺在大人怀里睡去的小孩，今天都已成为怀里抱着小孩的大人。我忽然想起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一句话：“正月里投掷的石子尚不能打落下来的山茶花，四月间已不堪风吹。”——风吹花落犹如此，何况倏忽二十年？
真的好想再看一场乡村露天电影。当然，最好是在一个有一轮满月挂在树梢的仲夏之夜，而非月残如钩的秋夜。那样，电影散场人归去之后，亦无“月落乌啼霜满天”之虞。
诵 / 胡梦涵
德安县文旅局干部，毕业于南京传媒学院英汉双语播音专业，曾获九江市首届广播电视新媒体播音员主持大赛二等奖。
出品 | 德安县融媒体中心
编辑 | 彭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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