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河夜读：谈谈读书与做人

王瑞凤

先谈谈读书。现代中国人从学会开口说话起，父母便会拿着识字卡片教他认字，所谓“人生读书识字始”，三、四岁便上幼儿园，然后小学、中学、大学一连串地读下去，正常情况下，到了二十一、二岁大学毕业，如果智商高一些，再读硕士、博士，人生便走到了二十六、七岁。这段时间，除了读书，其他的，似乎什么都不懂。

这既是今日人的幸运，也是今日人的不幸。幸运的是，今天的人有的是书读，有的是读书的机会和渠道。古代的中国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比如说书这么个东西，在很早以前就是个稀罕物。东汉以前的书，大多是竹简，现在发掘的秦汉时期的贵族墓，大多是竹简随葬。一块竹简上多则十几个字、少则几个字，把它捆成一卷，也就是今天的一、两页纸而已。所以古人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类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认真，若折算成今天的书籍，也就可数的几本。这种用竹简做成的书，平常人当然是看不到的。东汉以后开始有了纸张，知识的传播开始进入一个新境界，但真正意义上的书籍的出现却还要晚，那是在唐中期印刷术发明后的事。在东汉到唐中期这段时间，所谓的经书被一些士族大家所垄断，这些士族大家凭借对经书和知识的垄断，成为特定的难以撼动的官僚阶层，使这段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鲜明特色的等级社会。这段时期，平常人也是没有书读的。直到印刷术发明，书籍可以成批量地印刷，并大量地流向社会。这以后，平常人才有书可读。所以说，中国历史五千年，平常老百姓有书可读的历史还不到一千年。到了现在，书已经是一种最便宜的商品，任何人、任何爱好都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书，一本有价值的书其价格甚至不到一包烟钱。可见现代人是多么幸运。

但不幸的是，现在的人却不再爱读书了，这常常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有的人，办公室里、家里满柜满柜的书，却不见翻动的痕迹；有的人，偶尔翻看一下书，也是休闲杂志之类的，大多数人对经典书籍不是望而生畏，就是不屑一顾。有好事的人做了个统计，说某国某国人年均读书达到多少多少本，而中国人又是多少多少本，反正是中国人读书不及外国人的几分之一。我不知道他们的统计数据是如何得来的，只知道现在的中国人不爱读书是个不争的事实。一个时代，人们不想读书，不会读书，对自己是个不幸，对国家也是个不幸。

也许，读书好比吃饭一样，饭菜少的时候，大家都争着吃、抢着吃，一旦饭菜多起来，却不知道从何处下筷，反倒没了胃口。这只是一个调侃。当然读书毕竟不是吃饭，读书吃的是精神食粮，饭菜是物质食粮。吃饭是人人从娘胎里一出来就懂的，不需要别人教。但读书是需要人教的，读什么书，怎么读书，都需要别人指导你。问题是现在能够教人读书的人实在太少了。古人教人读书只教人读经典，别的不教，几本经典读下来，知识体系就建立起来了，世界观就形成了。今天不一样，比如说教材，从小学到大学，有人说还不如民国时期的，我只看过今天的教材，没有看过民国时期的教材，不敢妄作论断，但民国时期培养了一批大师，却是人人都知道的。几天前，听说教育部官员反对中小学生读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我实在是不清楚，如果不读名著，还有什么书可读。

还有，古人教人读书，是注重把读书和思考、实践结合起来的，“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行合一”，都是提倡在学习中要重视思考和实践。现在也不一样，教育部门从不引导学生去思考，更不用说指导学生如何参加社会实践，而是用各种各样刁钻古怪的考试题目把学生逼成书呆子。结果素质教育搞了几十年，依然看不出有什么成效。

再谈谈做人。现在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看了几本西方哲学的书，记得几句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萨德之流的话，动不动就说中国没有哲学。什么是哲学，其实他们还没有搞清楚。哲学就是一种终极追问，对自然、对人生、对宇宙的终极追问就是哲学。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终极追问的思考不逊于任何西方哲学家。不同的是，他们对人生的思考更多一些。从轴心时代开始，东西方思想家就选择了不同的路径，造成了现在东西方文明的分野。

言归正传，还是说做人。做人就要先说说人性。关于人性说，有人认为，西方文明是主张人性恶的，东方文明是主张人性善的，所以，西方讲法治，中国讲人治。真是这样吗？其实中国是既讲人性善、又讲人性恶的。同是儒家弟子，孟子就主张人性善，荀子就主张人性恶。所以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采取礼法并重的治国方式。重礼，自然就要抓教化，推广圣人之学，就是当皇帝的，也不能免，要率先垂范，做到以孝治天下，这是为了发扬人性善的方面；重刑，就是要抓法治，中国远古时期就有五刑，之后的历朝历代无不重视以法治国，开国皇帝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订律法，而且实行的就是“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这是为了扼制人性恶的方面。那些动不动就说中国从来就不讲法治的，不是白痴，就是数典忘祖。没有法治，汉、唐、宋、明、清，一统治就是几百年，可能吗？

但中国人的聪明之处在于，不仅仅是看到了人性恶的因素，更关注人性善的因素，因此也就更加重视教化的功能。毕竟，刑法是一种事后惩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出于对生命的尊重，重视事前的教育，使人自觉发扬善的一面，扼制恶的一面，不至于因触犯刑法而受到惩罚，不是更人道吗？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无不重视讲做人，讲修身的。

孔子讲“仁”、老子讲“道德”、墨子讲“兼爱”、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阳明先生讲“致良知”，中心都是围绕一个字――人，就是教人怎么做人。道、墨两家自汉以后影响日渐式微，唯孔儒思想自汉武帝后一统江湖，其后的宋明理学也是孔儒一脉。这也就是说，中国人讲做人的道理实际上就是儒家提倡的做人道理。儒家讲做人，首重孝、悌。为什么要首先讲孝和悌？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关系，是下对上的关系；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虽是有长和幼的关系，但本质上还是平行关系。这两种关系，是有血缘联系的，也就是说有自然属性的。中国传统思想讲做人的一切道理的起点在这里，其哲学基础也就在这里。由孝悌这两种自然关系向外延伸，就有了忠和义。忠是孝的延伸，孝是家庭里下对上的关系，忠是社会上下对上的关系；义是悌的延伸，悌是家庭里的平行关系，义则是社会上的平行关系。所以说忠义是孝悌从家庭向社会的延伸。中国人观察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看这个人在家里对父母是不是孝顺，兄弟姐妹关系是不是和睦。如果这个人在家里不孝顺父母，兄弟姐妹关系相处又不好，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是不被看好的，是被人瞧不起的，因为别人不会相信你会对他做到忠和义。中国人常常讲做人要讲底线，底线就在这里。怎么做到孝、悌、忠、义，那就要讲修身，《大学》里讲八格，十分重视修身，“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以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基础。

当然，孝、悌、忠、义，毕竟是中国人做人的底线，是儒家要求所有人都要做到的。中国人对做人的要求还有一个高线，这是对那些有志向的人提出的，这个高线就是“三不朽”。《春秋》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人如果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之一，就可以不朽了，就是肉身虽灭，精神千古的意思。两千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都抱有这种梦想，然而，能够达到“一不朽”者都难能可贵，而达到“三不朽”者更是屈指可数。据说，至今为止，能够做到“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孔夫子、王阳明两个，曾国藩算半个。

中国人谈做人有很丰富的内容，这里只说两个方面，就是，它为中国人确立了一个做人的最起码的底线，孝悌忠义，要求每个人都要做，用基本的伦理规范人的行为；同时，它又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高线，一个有着宗教色彩的“三不朽”，用一种理想境界激发人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