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斌&高苹桂]竞争压力、协同惰性与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纵向干预的作用

竞争压力、协同惰性与地方

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

——纵向干预的作用

关斌  高苹桂

作者简介: [1]关斌，兰州大学管理学院青年研究员；[2]高苹桂，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行政管理》2024年第1期，已在中国知网上线，感谢读者推荐。

发表时间：20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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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横向府际协同对于提高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当前的低碳治理中却存在着各施其政、唱独角戏、合作弱化等问题，究其原因，是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中出现了协同惰性。本文基于我国225个城市2013-2021年的面板数据，从地方政府经济竞争视角探明了低碳治理中协同惰性的发生机理，揭示了其对于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阻碍作用，并进一步找到了基于纵向干预的消解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承受的经济竞争压力会显著激化其在低碳治理中的协同惰性；协同惰性会严重阻碍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协同惰性是经济竞争压力干扰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的核心机制；上级政府的纵向干预不仅可以削弱协同惰性的生成，还可以减缓其对于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阻碍作用。基于此，本文为破解地方政府低碳治理协同困境，助力低碳治理绩效提升提供了理论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低碳治理绩效;经济竞争压力;协同惰性;纵向干预;

一、引言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地方政府积极开展低碳治理工作，不断提高低碳治理绩效。低碳治理绩效（Low-carbon Governance Performance）反映了国家或地区在碳排放规制、节能降碳和低碳转型方面所取得的治理成效，[1]体现了政府对于减少碳排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2]由于碳排放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和溢出性特征，因此在低碳治理过程中，极易出现碳排放转移问题，[3]-[5]如果各地区间的低碳治理缺乏协同性，一些地区的减排有可能演化成为空间上的“碳转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减排”，不利于国家整体层面上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因此，低碳治理格外强调区域协同与府际合作。开展区域协同也是我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的重要要求。2022年6月，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就将“突出协同增效”作为了工作原则之一，并特别强调了要“强化区域协同”。同一时间，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又一次将“协同适应，联动共治”确定为基本原则，并着重强调了要“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联防联控的常态化管理体系”。

尽管府际协同对于提高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当前我国低碳治理府际协同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亟待关注并深思的问题。2022年3月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稻葵就在提案建议中指出“当前双碳工作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施其政”；[6]2022年4月，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就发现，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五家渠市和石河子市在应对大气污染防治中存在“同防同治短板突出”“各自为战、各搞一摊”“长期推诿扯皮”等问题。不仅如此，学界的相关研究也发现，当前我国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开展情况不容乐观。例如，庄贵阳的研究就指出，面对双碳目标，地方政府存在着无效竞争、合作弱化、区域协同性不强等问题；[7]李辉等的研究也发现，在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中，地方政府出现了合作积极性极弱的“避害型”行为；[8]类似的，周凌一的研究也发现，地方政府常常会将具边界溢出效应的环境协同治理视为“危险”行为。[9]上述问题的出现，不禁让人反思，为何在中央政府高度强调府际协同之际，地方政府围绕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开展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当前地方政府在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由于府际协同对于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且刻不容缓，研究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协同优势理论认为，协同治理的理想状态是通过多元主体的协作行为而产生“1+1>2”的协同优势。[10]但已有研究表明，协同优势并不容易实现，协同惰性反而是常态。[11]-[14]所谓协同惰性（Collaborative Inertia），是指多元主体所表现出来的协作意愿、努力程度和行为贡献较低，进而导致协作产出缓慢、协同效率较低或协同成果不理想。[15][16]协同惰性的核心是各个协作主体在面对需要协同完成的公共事务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协作意愿和行动动力，[17]是协作主体积极性低下和合作动力不足所导致的一种集体行动困境。[18]协同惰性一旦形成，便会积水成渊地侵害着协同主体的合作意愿和行动动力。不仅会增加协作成本并阻碍合作的顺利开展，[19]还会侵害信任关系并降低协同治理的绩效。[20]更为严重的是，协同惰性所引发的“伙伴关系疲劳”（Partnership Fatigue）可能导致整个协同过程的失败，[21]甚至产生“1+1<1”的困境。正是因为如此，如何消解地方政府低碳治理中的协同惰性成为我国双碳目标实现中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尽管协同惰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但已有研究对其关注度不够，不仅缺乏对于协同惰性生成背景和诱发因素的讨论，更是缺乏对于其负面后果和作用机制的剖析。由于协同惰性主要发生于横向府际关系中，而布雷顿又恰恰指出，在横向府际关系中，政府间竞争关系是理解其行为互动和决策偏好的一个重要的视角。[22]尤其是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关系，更被认为是一个影响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23][24]因此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间的经济竞争关系探寻低碳治理中协同惰性的发生机理。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间存在着“为了增长而竞争”的竞争关系，[25]即地方政府为了增强辖区经济发展优势以实现经济赶超，会围绕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入而开展跨区域竞争。[26]尽管地方政府竞争有助于政治体制的平衡并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竞争关系的存在也让地方政府普遍承受了一定程度的围绕经济赶超和经济发展的竞争压力。[27]经济竞争压力显著刺激了地方政府在短期内赶超经济的意愿，强化了其对于相对发展优势的过度关注，在增强地方政府自利动机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同时，容易激化府际协同中的利益冲突和目标冲突。鉴于此，本文主要探讨如下三个问题：地方政府承受的经济竞争压力会诱发其在低碳治理中的协同惰性吗？协同惰性会阻碍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吗？如何消解协同惰性的发生及其负面影响？

纵向干预，也称垂直干预（Vertical intervention），是指上级政府借助行政层级体系所进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外部介入和行为干预，[28]用以调节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并引导其朝着上级政府规定的方向前进。[29]纵向干预来源于一个地位更高的权力机构，包括了激励型、信息型和权威型三种手段。[30]纵向干预可以在府际协同治理机制的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调节横向府际合作的重要手段。母睿的研究就指出，当横向协同治理失败时，意味着需要有更高层级的权威主体来进行裁决或干预。[31]上级政府的纵向介入为府际协作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寻找共同利益的起点，不仅能够弥补横向协作中利益冲突所带来的缺陷，还可以增强行动者之间的信任并消除负外部性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因此是一种弥补横向合作不足，应对协作动力缺失的可能手段。鉴于此，本文在探明协同惰性发生机理和作用影响的基础上，尝试进一步从纵向干预视角探索协同惰性的消解策略。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经济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低碳治理中的协同惰性

尽管低碳治理中的府际协同可以发挥提质增效的作用，实现地方政府间先进带后进、试点带整体的功能“倍增”效应。[32]但在协同的开展过程中，却极易出现合作动力不足的困境，即各个协作主体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协作意愿、行动动力和预期贡献。取而代之的是“不想协作”“不愿协作”“卸责心态”等一系列消极的“社会惰性”。[33]在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中，之所以会产生协同惰性，是因为横向府际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经济竞争关系。长期以来，经济赶超都是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题，[34]而锦标赛又是地方政府竞争的核心机制。[35]由于锦标赛格外关注竞争者间的相对排名和比较绩效，[36]会刺激地方政府不断地追求相对的经济发展优势。地方政府与竞争对手在经济增速和发展成效上的差距也影响了其对于竞争压力的感知。[37]Du和Yi的研究就发现，尽管GDP已不再是我国地方官员考核的强制性指标，但相对的经济发展优势仍然是地方官员最看重的“硬目标”（Hard Target）。[38]经济竞争压力不仅是地方政府在经济赶超过程中所承受的一种威胁感和紧迫感，同时也是其试图追赶对手的一种对抗性意愿。这种竞争关系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难以突破属地思维而建立起良性的“共同体关系”。对于经济竞争优势的过度追求也会滋生出诸多抑制协同行动顺利开展的惰性因素，具体原因有三方面：

首先，经济竞争压力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自利动机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容易激化低碳治理府际协同中的利益冲突和目标冲突。哈克斯姆和万根就认为，利益冲突的激化是诱发协同惰性的重要因素之一。[39]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会涉及减排责任、义务和权利的划分，但经济竞争关系加剧了地方政府“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40]使其具有极强的维护辖区经济利益的自利动机。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意识会造成横向府际间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激烈的利益交锋，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在低碳治理府际协同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的划分中找到一个平衡点。长期以来，不同地区间的“碳不公平”（Inequality in CO2Emissions）问题都是碳减排区域合作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因为其涉及如何明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问题。[41]克拉克-萨瑟等认为碳不公平是一种类似于人均GDP差距的区域不对等问题。[42]经济竞争带来的发展差距越大，不同地区在历史排放量和排放基数上的差距也就越大，进而导致碳不公平的程度越高。[43][44]这种差异使得不同地区在低碳治理府际合作的责任划分中常常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而经济竞争压力又恰恰增强了地方政府的自利动机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使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在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中维护本辖区的利益。这不仅扩大了地区之间的碳不平衡，[45]还容易破坏信任关系并增加协作背离的风险。[46]正是由于这些利益博弈和目标冲突的存在，直接削弱了地方政府进行府际协同的积极性，致使地方政府更偏好于各施其政，各自提出自己的路线图、时间表和减排目标。

其次，经济竞争压力刺激了地方政府赶超经济和发展经济的意愿，使地方政府格外注重对于自身经济优势的培育、维系和保护，进而抑制了其参与低碳治理府际协同行动的积极性。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是多个行政区域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方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低碳转型，这个过程中通常伴随着传统“两高”产业的退出和资源型产业的转型，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一定的转化成本与沉没成本。但经济基础的不同与发展优势的差异会导致不同地区面临不同程度的转型代价与碳排放“脱钩”成本，[47]也意味着不同程度的短期经济冲击。[48]这种“阵痛感”的差异进一步抑制了地方政府协同联动开展低碳治理的积极性。锁利铭和李雪针对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合作的研究就发现，地方政府是否愿意参与生态环境区域协同本质上仍然是出于对自身“成本”的考量。[49]在经济竞争压力的刺激下，地方政府对于相对竞争优势的增减变化会非常敏感，[50]在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中也会有诸多顾虑，包括顾虑本地区是否会比周边地区承担更大的短期经济冲击，或者顾虑自身与竞争对手间的发展差距是否会被进一步拉大。而恰恰就是这种对于相对经济竞争优势的过度关注，致使其在横向府际协同中容易产生“搭便车”“机会主义”等行为，抑制了其协同开展低碳治理的积极性并滋生出了协同惰性。更为严重的是，一个地区对于本地经济资源的保护会触发其他地区的效仿，[51]导致各地方政府纷纷“恶性模仿”，从而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最后，经济竞争压力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短期政绩取向，抑制了其参与需要长期投入的低碳治理府际协同的积极性。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和持续努力的过程，不仅合作机制的建立和集体行动开展是一个需要反复磋商磨合的过程，[52]协同优势的显现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济竞争压力会导致地方政府产生管理短视，并刺激其产生更大的短期政绩导向。[53]在经济竞争压力的刺激下，地方政府更偏好将资源和重心投放在能够承载短期绩效的经济发展领域，以实现他们的短期绩效目标，而对“投入长、回报慢、磨合难”的低碳治理府际协同活动则很难有较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周凌一的研究就指出，在经济竞争的影响下，地方官员往往无暇顾及环境协同治理等见效慢甚至与经济发展相悖的工作。[54]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

H1：地方政府承受的经济竞争压力会显著激化其在低碳治理中的协同惰性。

（二）协同惰性与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

低碳治理是一项涉及面广、运作机制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负外部性和空间外延性决定了仅靠单一行政区划的治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我国双碳目标的任务要求。尽管府际协同可以实现单一地方政府行动所无法实现的治理目标，但受地方政府间经济竞争关系的影响，低碳治理的府际协同中经常会出现协同意愿减弱、协同行为消极、协同贡献低下等问题。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协同惰性会破坏横向府际联动，引发集体行动困境，制约低碳治理的高效开展。哈克斯姆和万根就指出，协同惰性会放大部门属地主义（Departmental Territorialism），使地方政府滋生与协同精神背道而驰的“单干”（Go-it-alone）主义态度，[55]这种态度会严重破环集体行动和府际联动，制约跨区域治理机制的形成。同时，协同惰性还会引发“伙伴关系疲劳”（Partnership Fatigue),[56]弱化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甚至诱发地方政府的“以邻为壑”或“排放流出”的行为，彼此损害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吕康娟的研究就发现，由于缺乏有效的区域间协同，我国地方政府间存在明显的碳转移现象，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了较多的碳排放。[57]此外，协同惰性还会削弱集体凝聚力，[58]引发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而由协同惰性所引发的集体行动困境不仅无益于本辖区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还会严重损害周边地区的低碳治理绩效。

其次，协同惰性会阻碍地方政府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交换，抑制府际协同优势的产生。信息共享和资源交换是产生协同优势的关键，[59]也是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重要支撑。但协同惰性会诱导地方政府对横向府际协同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60]在横向府际合作中格外保护本辖区所拥有的资源和信息，不愿意或不主动进行信息共享和资源交换。[61]这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治理方式不仅无法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还会引发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信息损耗，甚至导致其他地区“走弯路”，进而阻碍了低碳治理绩效的有效提升。

最后，协同惰性会侵蚀协作主体间的信任关系，增加协作成本，产生绩效下拉效应。协同惰性会带来协作主体间的不作为和摆设假象（Putting up a facade）等消极效应，[62]在增加协作成本的同时致使横向府际协同行动的失灵，进而阻碍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卡鲁的研究就指出，协同惰性会制约各个协作主体的有效行动，产生严重的“下拉效应”（Draw-down Effects），阻碍协作治理绩效的提升与改进。[63]更为严重的是，协同惰性所诱发的推责心态、履责能力弱化、消极作为等效应会引发协作失灵的风险。由于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要以“全国一盘棋”的思路进行区域间资源要素的配置与政策信息的互动，而府际协作的失灵会直接导致低碳治理中“趋利避害”“大干快上”“运动式减排”等行为的发生，进而引发地方政府低碳治理中的无序行为和资源损耗。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2:

H2：协同惰性会显著阻碍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

（三）协同惰性的中介效应

经济竞争压力会激化地方政府低碳治理中的协同惰性，进而阻碍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在整个关系中，协同惰性的激化是经济竞争压力干扰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的关键节点，也是阻碍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核心机制。经济竞争压力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自利动机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放大了区域利益碎片化问题并增加了利益协调的难度，使得地方政府间难以构建起良性的“共同体关系”。作为一个负外部性较强的治理问题，协同惰性的激化会破坏低碳治理中的府际联动性，让横向政府间出现严重的协调、分配和背信问题，[64]不仅制约了地方政府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交换，还容易诱使地方政府在低碳治理中出现“不作为”或“选择性执行”等现象，最终增加了协作成本并严重阻碍了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正是由于竞争压力激化了协同惰性，才让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学习”转变为“恶性模仿”、“开放共享”转变为“封闭自利”、“逐顶竞争”转变为“逐底竞争”。也正是由于府际间协同惰性的激化，才使得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活动影响到了其低碳治理活动。综上所述，协同惰性不仅是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关键阻障，也是传导经济竞争压力负面影响的核心纽带。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经济竞争压力通过激化协同惰性进而阻碍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

（四）纵向干预的调节作用

纵向干预是上级政府借助行政层级体系所实施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用以引导和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干预措施。[65][66]纵向干预包括了多种手段，莫斯利和詹姆斯的将其划分为了激励型（Incentivebased）手段、信息型（Information-based）手段和权威型（Authority-based）三种手段。[67]所谓激励型手段，是指上级政府依托财政杠杆、政府资金或利益协调机制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激励，从而引导和激发地方政府特定的行为动机。在府际关系中，激励型手段被认为是一种优于行政命令的干预措施，[68]也被认为是撬动地方政府形成伙伴关系的重要杠杆。[69]信息型手段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干预（Information Intervention）或信息助推（Information Nudge),[70]它并不施加强制禁令也不改变经济激励，但可以通过信息的传递与提示来引导行动者行为的转变，因此是一种有效且节约成本的措施。在地方府际协作中，上级政府利用其中心地位宣传优秀范例或通报负面行为，[71]可以向地方政府传递上级政府的意愿偏好并释放出特定的行动信号，从而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的协同行为。权威型手段是指上级政府依托特定的制度安排或政策设计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向。[72][73]权威型手段可以为地方政府的协作活动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起点和框架，不仅可以赋予地方政府协作的合法性并推动协作共识的形成。还可以规划协作愿景、约定共同目标和塑造共同价值。[74]

由于增强辖区发展优势、实现发展赶超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的重要目标，因此经济竞争压力是一个难以被地方政府所完全忽视的外力。此时，为了抑制协同惰性的生成并削弱其负面影响，自上而下的纵向干预就显得格外重要。作为一种“纵向嵌入式”的权利介入，纵向干预可以为横向府际间的大气、流域和生态合作治理施加过程性干预，在抑制地方政府恶性竞争的同时，助力地方政府走出利益博弈的困境并强化地方政府间的横向互动。因此，上级政府的纵向干预可以显著消解协同惰性的发生及其对于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阻碍作用。具体表现为两方面。

一方面，纵向干预可以削弱竞争压力对于协同惰性的激化作用，抑制地方政府低碳治理中协同惰性的生成。母睿的研究就指出，当横向府际间自愿协同的动机不足时，上级政府的介入可以为地方政府的协作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起点。[75]因为上级政府的介入可以有效弱化地方政府在利益、沟通和信任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进而促成下级政府达成区域环境治理的共同愿景和一致性目标。同时，Doberstein还指出，面对协同惰性，需要有“元调控者”（Metagovernor）设定的规则和程序，[76]而上级政府的纵向干预恰恰可以发挥出界定合作规则和协调合作利益的作用，进而消除由竞争压力带来的负外部性，缓解行动者之间的成本收益分歧并提高行动者的合作净收益，使得原本“危险”的协作行为变得具有“吸引力”。邢华和邢普耀的研究就发现，通过运用权威型、激励型和信息型干预手段，上级政府可以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在府际协同中的协调、分配和背信问题。[77]不仅如此，纵向干预还可以通过高层推动的方式降低协同风险，推动协作主体间建立起相互依赖关系并增强系统的稳定。

另一方面，纵向干预可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纠正地方政府行为偏差，削弱协同惰性对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阻碍作用。张友浪和朱旭峰的研究就指出，自上而下的干预可以降低地方政府行为的自主性和不确定性，进而引导地方政府将朝着上级规定的政策方向前进。[78]因为不论是基于权威手段的限制，还是基于信息手段的引导，亦或是基于激励手段的撬动，本质上都是上级政府在以“监督者”或“协调者”的身份介入到地方政府的府际协同过程中。这种纵向的权利介入不可避免地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政治压力并产生监督效应，[79]进而纠正由协同惰性引发的“搭便车”“以邻为壑”和“碳转移”等偏差行为。李智超和李奕霖的研究就发现，尽管“碎片化”的治理格局导致了集体行动困境并造成了跨界污染问题的产生，但上级政府通过纵向干预可以有效破除地方政府间集体行动困境，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80]括而言之，上级政府的纵向干预不仅能够缓解经济竞争压力对协同惰性的激化作用，还可以有效削弱协同惰性所带来的偏差行为和负面效应。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4:

H4：纵向干预负向调节了协同惰性在经济竞争压力与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间的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

本文选取我国地级市作为分析对象，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我国五级政府建制中，地级市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体单位，[81]承担了更直接的责任与义务。二是现有关于低碳治理问题的研究大都以省级政府为样本，分析对象过于宏观，而本研究以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可以更为细致深入的识别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也可以较好观察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协同关系。因此，本研究以我国293个地级市（2022年口径）作为基准样本，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完整性和一致性，需要对基准样本按如下规则做进一步剔除：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为2013-2021年的面板数据，根据数据的一致性要求，需要剔除2013后才设立的地级市；本研究地级市CO2排放数据来自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以及中国城市温室气体工作组数据库，尽管通过多个数据库予以了搜集整理，仍然有部分地级市的CO2数据资料无法有效获取，因此需要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本研究在测量协同惰性及低碳治理绩效时，需要搜集地方政府的环保支出数据、节能减排数据、政策法规资料以及有关低碳治理的常务会议纪要和新闻报道等二手数据，数据获取渠道包括了市级统计年鉴、政府年度报告、地方政府官网等，为确保变量测量的信效度，需要剔除上述资料中严重欠缺或未及时更新的样本。最终共获取了2013-2021年中国225个地级市9年的面板数据。

（二）变量测量

1. 低碳治理绩效

低碳治理是一个具有多种投入（资本、人力、技术）和多种产出结果（碳排放量、碳强度和绿化碳汇）的复杂活动，要准确地对其进行评价必须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本文采用国内外低碳治理绩效评价研究中广为使用的数据包络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测量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同时，本研究选取了基于非径向（Non-oriente）、包含非期望产出（Undesirable Outputs）和基于变动规模报酬（Variable Return to Scale,VRS）的Super-SBM模型。Super-SBM(Slack-Based Measure of Super-Efficiency）模型是一种测量比较绩效（Comparative Performance）的非参数方法，[82]它主要采用数学规划模型来评价一组具有多指标的评价对象的相对绩效。同时，该模型的测量结果可以不受取值边界的约束，有利于对不同样本进行更为精确的比较。

Super-SBM将绩效产出指标分为人们期望的指标（越高越好）和人们不期望的指标（越低越好）。其中，CO2排放是一种典型的非期望产出，本研究选取了CO2排放总量、人均CO2排放量和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三个指标。基于环境经济学的分析视角，[83]低碳治理的投入包括资本、人力和技术三方面。本研究选择了政府节能环保支出、环境管理行业从业人员和科技研发投资作为投入指标。此外，考虑到城市绿化是衡量区域碳汇（Carbon Sink）能力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选取人均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作为期望产出指标，用以衡量城市碳汇能力。SuperSBM模型的指标选取见表1。

表1 基于Super-SBM模型的低碳治理绩效测量指标

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率的计算公式如(1）所示：

其中，CGPIit是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率，CGPIit表示第i个城市在第t年的低碳治理绩效值。CO2数据来自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以及中国城市温室气体工作组数据库。节能环保支出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地级市年度财政预决算报告，其余指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 经济竞争压力

我国地级市政府的竞争互动通常发生在同一省份内，[84]因为地级市官员的晋升调动主要由省级党委政府决定，在本省内的相对发展优势决定了其晋升的几率。此外，竞争比较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于参照对手的通约性，[85]即竞争者普遍偏好于与自己地位相称、特征相似的对象进行对比，而同一省内的地级市地理位置邻近，资源禀赋相似，在行政区划归属上属于同一辖区，因此彼此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竞争关系。厉行等认为，在我国地方政府“为了发展而竞争”的锦标赛中，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内容是包括GDP、投资和财政收入在内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情况。[86]也有学者将其对应为是地方政府间的增长型竞争、财政型竞争和引资型竞争。[87]此外，考虑到竞争压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自身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88]因此，借鉴Guan[89]的分析思路，本文根据样本城市与竞争对手在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外商投资增速三方面的相对差距来构建竞争压力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竞争压力的计算包括了两个方面：首先是样本城市与竞争对手平均值的差距，因为在相同的竞争结构中，追随者的一个参照点就是平均水平，表现低于平均水平的组织渴望达到平均水平。[90]另一方面是样本城市与竞争范围内最高平之间的差距，因为我国政府格外看重“标杆效应”和“榜样学习”，与最高值之间的差距可以反映出本城市与“标杆城市”之间的对比情况。在上式中，Xi,t,j表示第i个城市第t年的第j个竞争指标，j=1,2,3，分别代表GDP增速、财政收入增速和外商投资增速，Aνe.Xrange,t,j表示第t年竞争范围内的平均值，Max.Xrange,t,j表示第t年竞争范围内的最高值。λ为虚拟变量，若样本城市当年的某项竞争指标小于竞争范围内的平均值，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 协同惰性

由于协同惰性主要表现为协同群体的脱离[91][92]、信息共享的减弱[93][94]、互动交流的不足[95]、网络行动的欠缺[96][97]以及合作协议的缺失[98]几个方面。因此本文从协同群体融入、协同信息共享、协同互动交流、协同联防联控和协同协议签署五个层面测量地方政府在低碳治理中协同惰性（见表2），详细说明如下：

表2 协同惰性测量说明

(1）协同群体融入。

哈克斯姆和万根就指出，融入或加入一个协同群体是协同开始的起点，脱离协同群体是协同惰性的重要表现。[99]沈文睿等对我国成渝城市群的协同CO2减排效应的研究发现，当一个城市加入某个城市群或共同体，就会相互产生联系和影响，由弱协同向强协同转变。[100]协同群体融入的不足说明地方政府的合作动机不强，不愿意或不主动参与横向府际协同。因此，本研究基于国家发改革委和省发改革委印发的各《城市群发展规划》文件查询样本城市是否融入了某一城市群或共同体。

(2）协同信息共享。

协同惰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协同主体间关系交恶，缺乏信息共享，形成“信息孤岛”。[101]信息共享反映了协作主体对其他治理主体的开放接纳程度，呈现了地方政府协同合作的意愿高低。信息共享也被认为是合作开展的基础和协同优势产生的关键。[102]因此本文查阅了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了监测站点数据共享、区域污染信息共享、统一预警平台等城市间的环境信息共享机制。

(3）协同互动交流。

地方政府间的互动交流是协同积极性的重要体现，[103]环境治理中的跨地域交流也有利于解开协同治理僵局，[104]但协同惰性的负效应会引诱协同主体间不愿意进行互动和交流。由于联席会议是当前我国同级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横向平等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本文查阅了地方政府是否召开、参与或主办了围绕环境治理、大气污染、碳减排的跨区域研讨会或联席会议。

(4）协同联防联控。

联防联控是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协同共治、统一监测、联动执法的一种运作形式。[105]索伦森和托芬的研究就指出，不同行为者的结盟和网络化行动，是调动他们的资源和精力，克服协同惰性的重要途径。[106]若地方政府产生了与协同精神背道而驰的“单干”主义态度，则其参与联防联控的积极性也会显著弱化。因此，本文查阅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了有关低碳治理、碳减排、大气污染、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联治机制。

(5）协同协议签署。

协作协议的顺利签署能够反映出地方政府参与协同行动的责任心和彼此间的信任关系。[107]锁利铭的研究就发现，地方政府参与府际协同的积极性越高，越倾向于通过自发签署的府际协议来促进区域一体化，并且这种自发和正式的协作会逐渐累积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协作机制。[108]因此本研究查阅了样本城市是否与其他城市签署了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合作框架协议、多边合作协议、区域环境合作协议等府际协议。

基于上述五个维度的测量内容，本研究进一步采用熵权法（Entropy Weight Method）对协同惰性的程度予以计算。熵权法是一种根据信息熵进行客观赋权的方法，可以有效避免主观赋权的随机性并较好的呈现指标重要程度的差异。使用熵权法需要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中Xij为第i个样本第j项指标，max Xj和min Xj分别表示第j个指标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

其中表示标准化后的第i个样本第j项指标的比重。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得出第j项指标的权重：

其中（1-Ej）表示第j项指标的信息差异系数，即信息效用值。协同惰性可以表示为：

4. 纵向干预

本研究分别识别上级政府在低碳治理中对于激励型、信息型和权威型三种纵向干预手段的采用情况。具体如下：

(1）激励型手段：

激励型手段的典型特征是上级政府依托财政资金、政府基金或利益协调机制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激励。[109]而邢华和邢普耀的研究就认为，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典型的激励型的干预措施。[110]因此，本研究查阅了省政府是否出台了本省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或实施办法。例如：《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就提出“开展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生态补偿，促进绿心地区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

(2）信息型手段：

由于信息型手段的显著特征是上级政府通过信息的提示、反馈、通报和曝光来引导行动者行为的转变。[111]因此，本研究通过查阅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省级环保督察的反馈意见，查看样本城市是否被通报指出存在“各自为政”“以邻为壑”“同防同治不到位”“推诿扯皮”等府际协同的负面问题。例如：2022年6月，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新疆的反馈意见指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五家渠市和石河子市应对大气污染防治中存在“各自为战、各搞一摊”“长期推诿扯皮”等问题。

(3）权威型手段：

由于权威型手段的显著特征是上级政府在正式的制度文件中提出协同的目标与愿景或作出协同的规划与设计。[112]因此，本研究查阅省政府是否在其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环境保护规划中提出生态环境协同目标或协同规划，是否明确了生态功能区、规划圈、协作区或重点区域。例如：《四川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就明确提出要“加强成都都市圈环境共治”。

在识别上级政府对上述三种类型纵向干预手段使用的基础上，本研究按二分哑变量对每种手段予以赋值。此外，考虑到上级政府往往会使用多种类型的干预组合来推动横向政府间的合作进程，因此需要将上述三种干预手段的测量值进行加总，并以此来反应上级政府纵向干预的程度。

5.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工业化程度（Ind Deg）。工业化程度越高，区域碳锁定效应越强，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难度越大；人均GDP水平（PerGDP）。由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需要控制；工业企业聚集情况（IndFirm）。工业企业聚集在扩大生产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急剧增加；人口密度（PopDen）。人口密度越大，城市生活碳排放强度往往越高；政府规模（GovSca）。政府规模的扩张伴随着组织冗余的增加以及行政运行效率的降低，不利于地区低碳治理绩效水平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GrePat）。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的绿色低碳转型；失业率（Unemploy）。低碳治理会对传统两高行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产业工人转岗所带来的失业率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低碳规制的强度；清洁能源使用量（CleEne），清洁能源使用是助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上一年低碳治理绩效（Perfort-1），由于本研究主要分析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情况，而绩效提升率会受到上一年绩效的影响，因此需要控制；低碳治理绩效差距（PerGap），如果地方政府的低碳治理绩效与周边城市有较大差距，其也可能会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协同意愿，并希望与周边城市的协同来改进和提升自身的低碳治理绩效，因此需要将低碳治理绩效差距所造成的影响控制起来。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首先采用巴伦和肯尼的“逐步法”[113]检验所提假设并分析协同惰性的中介效应，进一步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的“依次法”[114]来检验纵向干预的调节效应。在进行假设检验前，本文进行了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此外，考虑到采用时间固定效应可以解决不随城市而变但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偏差，采用个体固定效可以解决不随时间而变但随城市而异的遗漏变量偏差，因此本研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进一步确保分析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并通过Edwards和Lambert[115]的中介效应差异法来对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其原理如下：

CGPIit是城市t在第i年的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率，Pressureit、Interiait和Interventionit分别表示竞争压力、协同惰性和纵向干预，Contronlit为所选择的控制变量，φ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γ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由于同一城市的观测值间会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传统的标准误估计方法可能会低估参数的标准误并导致错误的统计推断，因此我们将误差项εit在城市层面进行了聚类处理。将公式代入公式后，可以看出，中介效应表达（a1+a3Interventionit）×（b1+b2Interventionit），检验的关键即分析Interventionit在不同取下，中介效应差异是否显著。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图1我国各区域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率的时间趋势可以看出，近年来各区域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率呈现出了明显的上下波动态势。从全国范围来看，2015年以前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增长趋势不明显，自2015年后出现了显著增长，尤其是东北地区增长幅度最显著，东中西部在2019年呈缓慢上升态势，在2020年又出现下浮波动的趋势。

图1 2013-2021年我国各区域

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率的时间趋势图

Super-SBM模型的测量结果显示，样本城市低碳治理绩效均值为0.231,2013-2021年的低碳治理绩效平均提升率为10.18%，标准误为1.118，说明当前我国地级市整体的低碳治理绩效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不同城市间的异质性较高。从图2的概率密度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率整体符合正态分布，绩效提升率的左右分布较为均匀，右侧尾部趋势也呈现出，近年来绩效提升率较高的样本城市也占据了一定比例。

图2 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概率分布图

（二）假设检验

表3中的Model1和Model3是只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在本文所选控制变量中，地方政府的低碳治理绩效差距与绩效提升间显著负相关（β=-0.006,P<0.05），且上一年的低碳治理绩效与当年的绩效提升间也显著负相关（β=-1.700,P<0.01）。同时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差距与协同惰性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但回归系数并不显著（β=-0.0005,ns）。Model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同时控制了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经济竞争压力与协同惰性间呈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007,P<0.01），因此假设1验证通过。接下来从Model4可以看出，协同惰性与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β=-0.750,P<0.01），因此假设2验证通过。Model6展示了协同惰性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自变量的情况下，协同惰性与低碳治理绩效提升显著负相关（β=-0.620,P<0.01），且此时经济竞争压力与因变量仍然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β=-0.026,P<0.01），说明协同惰性的确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同时从Model5可以看出，经济竞争压力与低碳治理绩效提升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β=-0.030,P<0.01）。

表3 经济竞争压力、协同惰性与地方政府

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率的多元回归结果

注：N=225；**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根据依次法的检验原理，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需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控制纵向干预的情况下，检验协同惰性的中介效应是否成立。第二个阶段是构造协同惰性和纵向干预的交互项，做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中介变量、以及交互项的回归，检验交互项是否显著。从表4的Model9可以看出，在控制了纵向干预的情况下，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负相关（β=-0.026,P<0.01），且此时中介变量也与因变量显著负相关（β=-0.620,P<0.01），说明在控制了调节变量的情况下，协同惰性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Model10进一步加入了协同惰性与纵向干预的交互项，可以看出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β=0.879,P<0.01），因此说明纵向干预显著调节了协同惰性的中介效应。

表4 纵向干预调节作用的多元回归结果

注：N=225；**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三）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基于Bootstrap方法，通过对原始样本进行10000次有放回的重复抽样来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显示，经济竞争压力对协同惰性的直接效应（a）在95%的置信区间中不包含0(95%CI=[0.005,0.010],a=0.007***,P<0.01）。同时可以看出，协同惰性对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效应为-0.750，在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95%CI=[-1.042,-0.458],P<0.01），因此H1和H2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5 基于Bootstrap方法的多元回归结果

注：N=225;Bootstrap重复抽样10000次，**表示P<0.05，***表示P<0.01;S.E.为在城市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接下来，本文基于Bootstrap方法，通过直接检验a×b来判断协同惰性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从表5可以看出，在Bootstrap重复抽样10000的情况下，中介效应a×b在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95%CI=[-0.008,-0.002],ab=-0.005,P<0.01），同时可以看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c’）同样显著（95%CI=[-0.050,-0.001],c’=-0.026,P<0.05），说明H3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量与直接效应量的大小如图3所示。

图3 协同惰性的中介效应图示

表6汇报了基于中介效应差异法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上级政府纵向干预程度较低（-SD）的情况下，协同惰性的中介效应显著（95%CI=[-0.014,-0.003], ab=-0.009, P<0.01），而在上级政府纵向干预程度较高（+SD）的情况下，协同惰性的中介效则不再显著（95%CI=[-0.003,0.004], ab=-0.0005,ns）。进一步可以看出，在调节变量加、减一个标准差的两种情景下，中介效应的差值（△ab）为0.009(P<0.05),95%置信区间为[0.002,0.017]，不包含0，因此H4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见图4）。

表6 基于Bootstrap方法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N=225;Bootstrap重复抽样10000次，**表示P<0.05，***表示P<0.01

图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图示

（四）内生性修正

为了准确识别协同惰性对于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因果效应，需要处理好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因为当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较低时，可能越希望通过府际协同来提高其低碳治理绩效，即二者间可能存在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为了剔除这种潜在的反向因果效应对于分析结论的影响，本文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来进行内生性修正。我们选择以府际合作制度数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当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协同意愿时，往往会积极进行有关府际合作相关的制度建设，地方政府出台的府际合作制度文件数量越多，侧面反映出其在生态环境治理中进行府际协同的意愿越强，协同惰性越弱，即工具变量与协同惰性间呈现出了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出台的府际合作制度文件并不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低碳治理绩效，因此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本文通过北大法宝数据库搜索了地方政府出台的有关生态环境府际合作的制度文件数。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结果详见表7。

表7 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工具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工具变量与协同惰性显著负相关（β=-0.111,P<0.01）。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协同惰性的系数在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回归方程中显著为负（β=-0.757,P<0.05），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在控制了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几方面结论：地方政府承受的经济竞争压力越大，其在低碳治理中进行横向府际协同的积极性越弱，协同惰性越强。因为经济竞争压力刺激了地方政府赶超经济和发展经济的意愿，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自利动机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容易激化低碳治理府际协同中的利益冲突和目标冲突，进而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协同意愿并阻碍了协同行为的顺利开展。协同惰性会严重阻碍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因为协同惰性会破坏横向府际联动，引发集体行动困境，在阻碍信息共享和资源交换的同时，增加协作成本并产生绩效下拉效应。协同惰性是经济竞争压力干扰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的关键节点，也是阻碍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核心机制。正是由于府际间协同惰性的激化，才使得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活动影响到了其低碳治理活动，引发了地方政府低碳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并阻碍了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上级政府的纵向干预可以有效弱化协同惰性的作用机制。当上级政府的纵向干预程度较高时，一方面可以减缓竞争压力对于协同惰性的激化作用，抑制低碳治理中协同惰性的生成；另一方面可以削弱协同惰性对于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阻碍作用，降低协同惰性的破坏力。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第一，本文从协同惰性视角捕捉到了当前我国低碳治理中面临的一个关键瓶颈问题，并为我国“双碳”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府际协同对于提高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实现我国双碳目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我国低碳治理中仍存在着各地区各施其政、唱独角戏、合作弱化，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该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经济竞争压力激化了府际协同惰性。协同惰性一经激化，便会侵蚀协作主体间的信任关系，增加协作成本，产生绩效下拉效应，进而阻碍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因此，协同惰性不仅是我国低碳治理中面临的一个关键瓶颈问题，也是地方政府间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迄今为止，该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本文从竞争压力视角剖析了协同惰性的发生机理，并进一步从纵向干预视角探索了协同惰性的消解策略，不仅定位到了当前我国双碳目标推进中的一个阻障因素，也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探寻低碳治理绩效的提升路径。

第二，本文理清了协同惰性的概念内涵并探明了协同惰性的维度构成，创新性地解决了协同惰性的测量问题。协同惰性是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前沿，国内外对于协同惰性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仅有围绕协同惰性的研究仍停留在概念思辨范畴，缺乏与现实情景的结合，更是缺乏有效的测量方法与实证研究的检验。长期脱离实证研究的支撑将使协同惰性成为一个“伪问题”，降低其学术价值与影响力，进而导致学界忽略这一重要的研究问题。本文将协同惰性置身于我国低碳治理现实问题中，从协同群体融入、协同信息共享、协同互动交流、协同联防联控和协同协议签署五个方面明晰了协同惰性的维度构成，并创新性地解决了协同惰性的测量问题，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为协同惰性这一理论概念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第三，本文探明了协同惰性的“前因”和“后果”，揭示了协同惰性所扮演的传导机制，打开了竞争压力阻碍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的“黑箱”。协同惰性是我国双碳目标推进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瓶颈问题，但鲜有针对其发生机理及作用影响的研究。本研究探明了竞争压力、协同惰性与低碳治理绩效提升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有助于人们认识协同惰性的全貌并掌握其发生机理及其作用路径。同时也有助于上级政府及时发现地方政府低碳治理中的协同惰性并制定解决之道，从而打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局面并加快横向府际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

第四，本文发现了纵向干预对协同惰性负面机制的弱化效应，找到了协同惰性的消解路径，也为学界进一步探索多样化的协同惰性消解策略提供了启示。如若不能及时消解协同惰性，协同治理所追求的协同优势将无从谈起。本研究发现，当上级政府的纵向干预程度较强时，可以有效消解低碳治理中协同惰性的生成及作用影响。因此，来自上级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是消解协同惰性、促进低碳治理横向府际协同的一个重要路径。在纵向干预的基础上，学界可以进一步围绕自上而下的权利配置路径探索多样化的协同惰性的消解策略。

基于实证结论，本文得出两方面政策启示：一方面，构建低碳治理中的府际协同治理机制刻不容缓，因此要合理纾解地方政府承受的经济竞争压力，引导地方政府间的多元化竞争并理性看待经济优势和发展赶超。同时要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流，促进跨区域低碳治理、大气污染治理的多领域合作。另一方面，上级政府要及时通过纵向干预来消解低碳治理中的协同惰性。纵向干预包括了激励型、信息型和权威型多种手段，上级政府可以通过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设置专项补偿引导资金、统筹纵向及横向补偿等激励型手段来协同横向府际间的经济利益，撬动地方政府间协同关系的形成。同时，上级政府也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来加大对于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各自为政”现象的通报曝光力度，从而纠正地方政府的“一亩三分地”的属地化思维并强化其府际协同意识。此外，上级政府也需进一步完善区域环境协作的制度框架和顶层设计，通过权威型手段来制定府际协同的规划纲要、协作愿景、共同目标和行动方案。不仅如此，上级政府要灵活运用不同干预手段的组合来实现最佳的纵向干预效果，多种干预手段的组合应用不仅可以消解协同惰性的生成及其不利影响，还可以实现低碳治理中“1+1>2”的协同优势，进而不断提升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和注释

因排版有限，参考文献和注释不在正文中列出，有需要参考文献和注释的读者，请点击链接<竞争压力、协同惰性与地方政府低碳治理绩效提升——纵向干预的作用>下载PDF全文（有效期7天）。

（本文编排：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