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浠世美文】名以佛观勿秉常
政务
2025-01-05 16:30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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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1903年1月31日——1982年4月1日），湖北浠水人，新儒家学派的大家之一，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原名徐佛观，字秉常。1944年，徐复观四十一岁的时候，在重庆认识熊十力并拜熊十力为师，熊十力将“徐佛观”改为“徐复观”。徐复观先生享年八十岁，正好前半生名以“佛观”，后半生名以“复观”。“佛观”、“复观”或“秉常”，体现了老子和佛学的智慧，蕴含着徐复观的父亲和恩师熊十力对他人生的一种期待。 名以“佛观”，父亲希望儿子是一个慈悲的觉者；字以“秉常”（秉，握着、拿着，引申为承受、接受），希望儿子做一个平常人，而不做一个反常的人。这也许是因为他的父亲“天分大概很低，八股文一直作不好，考了二十多年，考不到一名秀才（复观语）”的缘故，所以希望他的儿子“秉常”足矣。 而熊十力先生将“佛观”改为“复观”，当然更有深意。“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是《道德经》第十六章里面的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世间万物的生死轮回，我在这里反复地看着。这样解释，似乎不太明白熊十力先生改名字的深意，如果联系老子这句话的前后文来读就明白了。原文是这样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意思是说，要悟道，就要到达虚空的极点，就要守住宁静的状态，万物兴起，我想观察它们的循环往复。万物纷纭，又都回到各自的根源。回到根源就是守住宁静，就是回归生命的本质。熊十力先生希望徐复观虚心守静，把握生命的真正意义。 当年，苏老泉为自己的长子取名苏轼，他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也寄托了父亲对儿子性格的期待，希望苏轼能够处世圆通，不张扬，学会隐藏自己的锋芒。而恰恰相反，苏轼的一生桀骜不驯，锋芒毕露；徐复观先生亦如是，未能像他父亲期待的那样“秉常”，过好平常人应该过好的日子；他的一生总是不“秉常”，总是特立独行，孤直跌宕，充满变数。 1915年，徐复观以首名入县高等小学时，就显示出不“秉常”，而小学还没有毕业，他又私自报名考试中学；这不考不知道，一考吓一跳，他居然又考了第一名。当时考中学的年龄都在二十岁上下，他只有十三岁。在科举气氛还十分浓厚的情形下，曾经轰动全县。此时，巴河的闻、陈（陈沆的后人）两大世家及汤化龙的子弟们联合起来要和他打架。 在莲池校舍读书期间，因为不“秉常”，徐复观被学校挂牌开除学籍。有一天，他和同学打闹，被潘学监碰见，因与学监发生冲突，闹到校长那里，一气之下，他连校长也骂了。快放寒假了，离中学毕业还有一学期，回家后他不敢告诉父亲，春节返校，虽然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他依然嘻嘻哈哈地陪同学一起上课。直到毕业考试前两个月，名册上才突然有了他的名字。他以最优秀的学生入校，以倒数第六名毕业。 1918年，徐复观又以首名考取湖北省立师范学校。这一年，北京的学生运动对他影响很大。他每天扛着旗，结队游行，沿街演讲。他是“闹革命”中的骨干分子。到他毕业时，因为他们的“闹”，三年换了五任校长，他被开除五次。而毕业后，参加3000多人的教师入职考试，他又考了第一名。 1928年至1931年，徐复观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期间，因讲话刻薄，得罪日本士官，差点被学校开除。在留学生中，他喜欢挑头闹事，是个典型的“刺儿头”。还有一次闹事，因为在一位日本老太婆家里藏起来了，才躲过一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因秘密从事抗日活动被遣送回国。 抗日战争时期，正值不惑之年的徐复观，以国民党军令部高级联络参谋的名义派驻延安。在一次重大集会上，因我党有人作报告时，说了几句有损国民党领导人形象的话，徐复观便要到台上与之辩论，遭到拒绝后，他愤然离开会场，并绝食抗议。考虑到当时的局面，一致抗日是为大事。为此，周恩来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并委托叶剑英亲自到他下榻的招待所安慰他。徐复观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他当时完全是出于一种不自觉的“职业精神”。 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那一年，因机缘巧合，在重庆曾家岩，国民党领导人曾经两次召见他。第一次跟他交代的工作他拖着未做，第二次跟他交代工作时，他说，他想退役，想回鄂东老家种田。 他身处国民党的中心要枢，对国民党政权的命运在延安时期就有预感，从延安返回重庆后，他说，共产党将来一定会打败国民党，成为执政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徐复观曾参加阎锡山宴请八路军将领的一次饭局，他发现八路军的将领们后颈窝凹下很深，心生怜悯，颇为难过；在石家庄，他听过周恩来的一次讲演，讲抗战初起时的天下大势，高屋建瓴，振奋人心。相形之下，他认为国民党的将领腐败和钩心斗角，尤其是对物质享受的疯狂追逐。他觉得，他一定要离开国民党。 解放战争后期，他曾主动离开南京，私自南下广州谋职。但1949年春天，国民党领导人邀他赴溪口住了四十天，并劝其一起到了台湾。赴台后，徐复观旋即弃官从教。先在农科院执教了三年，因工作不适，又“下海”到私立东海大学任教。自此，正式丢了编制和公职，国民党党员也被“除名”了；此时，徐复观自比清朝的吕晚村，“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 赴台后，徐复观未上草山（国民党领导人办公地），有若干朋友颇以为异，而他自己却说，“赴台后，如果继续为国民党卖命，我真要完全糊涂一生，虚度一生了。”而在私立东海大学，他说，“因为我反汉奸，反欺诈，一种组织力量与洋奴勾结，把我在台湾的饭碗打掉了。”因为他的直言得罪权贵，有“要人”曾两次要校长解聘他。无奈之下，徐复观在学生的热泪中被强迫离职了。迫于生计，他孤身离岛赴港，以卖文为生。 徐复观说，他不是一个忠实的幕僚，自己从事政治不过是玩票的性质，他只是一个浪漫的票友。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关系密切，但不勾结，以公正之心，对待天下众人）；又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惟合于义者则从之”。孔子的这段话，正是徐复观一生行走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最标配、最完美的阐释。 对于徐复观来说，他的人生有点像乱世的陶渊明，多次面临“秉常”或“不秉常”的抉择；要么“秉常”，昧着良心，曲意逢迎，屈身过着“心为形役”的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要么“不秉常”，从腐朽的国民党官场抽身而逃，维护自己良心的正直和灵魂的纯洁，和下层人民一样，过一种孤独而淳朴的精神生活，而这样的代价就是与穷困为伴，尝尽陶渊明那样“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的辛酸。徐复观毅然决然地不“秉常”，选择了后者。 由于徐复观一次次选择不“秉常”，才有了他跌宕流落的一生；而也正是这跌宕流落的一生，成就了他，使他成为新儒学大师。 闻一多先生曾说：“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徐复观虽然不是诗人，但是他说，“我爱自己的国家，可以说是出于天性，国家的利害常常压倒私人的意气。” 1937年抗战爆发，徐复观34岁。作为黄绍竑（时任国民政府湖北省主席兼军令部部长）的侍从，陪黄绍竑到石家庄出席一个军事会议。徐复观在途中写了两首赞美黄绍竑的诗。第一首诗云： 有意思的是，徐复观第二次随黄绍竑北上时，在车上发现黄绍竑带着一堆《杏花天》《肉蒲团》之类的下流小说看。他立即感到：在这国乱当头的时候，作为国民党湖北省的军政首长，还有闲心看黄色书籍，他还算得一枝柱吗？（因为诗中有“如公一柱已擎天”）。他的私人感情慢慢被家国情怀碾碎。不久，他离开了黄绍竑。 抗战期间，徐复观先后以国民政府军团长、军参谋长、师管区司令的身份指挥或亲自参加了娘子关和武汉保卫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2年2月，离他逝世不足百日，他还念念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他向蒋经国进言：“祖国统一的方法，最好是谈判；早谈判比迟谈判好，主动谈比被动谈好，自己去谈比别人去谈好。” 他说，“抗战胜利后，我真想永远住在故里，过后半生身心干净的生活。”他想“能过着谷吃完后有麦吃，麦吃完后有谷吃；一年到头有油盐，有酸菜、青菜；客人来了能买一块豆腐，甚至一小瓦壶酒；过年过节能有点肉吃的这种生活。”这也许是缘于他童年经常过着衣食无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他想“在团陂镇开设一个苗圃，让只要是山，便有树木；只要是隙地，都是果园。还要把半掩没了沙土的池塘，挑得又深又广，里面养满了鲢鱼、鲤鱼乃至大头鱼。” 他还说：“我如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要像周公一样，重写一篇《豳风·七月》，以咏叹农民的辛勤、歌颂农民的德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徐复观先生向往祖国和家乡之情甚切。他与浠水柴曾恺（原浠水一中教务处职员）是朋友。他在通信中提到儿时吃的"寸金糖”（浠水吴立生铺的特产）。于是，柴曾恺将此事告诉了吴立生老板吴仲介。此时因公私合营，寸金糖再不存在，产品也失传了。但吴仲介先生很感动，就买了两盒蕲春生产的“麻苏”寄给徐复观，先生收到后很感慨，尽管“箧裹麻苏非旧物，应怜旧物化为烟”，伤感那不是儿时的味道，但是他在还没有打开邮寄物品便诗思泉涌： 与故乡老友通信，还表示“倘得政府允许，亦当埋骨灰于桑梓”。 1982年4月1日，徐复观先生因胃癌在台湾逝世，享年80岁。他的骨灰1987年由亲属遵其遗嘱移回故里浠水县团陂镇徐唁坳安葬，并嘱咐在他的墓石上，刻下“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徐复观”三十个字。 徐复观先生说：“他决心要为中国文化当披麻戴孝的最后的孝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为耿直不阿、最具忧患意识的思想家、政论家。先生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 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论集》及大量的政论文。 这些著作，尤其是政论文，思想深邃，立论卓特，文风雄健。他的杂文随机感悟，透辟见底，言辞恳切，真诚感人。先生的政论文真是句句揪心，篇篇刻骨，读后让人久久不平。 余英时说：“他在价值上并不追攀主流或当权派，学术上也表现出伟大的异端精神。” 徐复观十分推崇熊十力，认为熊先生“每遣一辞，立一义，铢秤寸度，精确分明，语意上不能稍作左右前后之转移。以熊先生体认思辨的水准来看一般人的著作，则章太炎、冯友兰诸人，只是说糊涂话而已。”以徐复观先生评价熊十力先生的这段话，来论先生的著作，也是再恰当不过了。 徐复观在其《杂文集自序》中写道：“一九六九年我到香港后，要靠这些杂文及刊出这些杂文后的友谊来维持生活。同时，我所处的时代，也压迫我的良心，不能不写些政论性的文章。所以写杂文是为了吃饭，但有的杂文，却是在拿起笔时，忘记了自己身家吉凶祸福的情形下写出来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曾巩给欧阳修信中的一段话：“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纵观徐复观先生的一生，他何尝不是一位典型的“实”大“名”小，“情善而迹非”的人呢？ 我想，以他国民党少将、总统室侍从，又深得其领导人器重的地位身份，虽然在他认为的国民党“举党皆浊，众僚皆腐”，但是只要他在台湾动动口，动动笔，“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当会“名”侈“实”奢，优哉游哉，度过自己富足而又体面的一生，何至于“哺糟啜醨”，又何要以卖文为生，甚而至于借钱度日呢？这真是应了《诗经》里的一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世事沧桑，吾以观复。最让先生揪心不忍，抱终天之恨的，当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父母因他所受到的牵连；但在先生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时候，一连三四个晚上，他都做着一个同样的梦，就是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浠水团陂凤形湾。梦醒后，他在诗中写道： 写作此文，我通宵废寝。我的老家——何寨山下、巴水河畔的小山村王家河，与徐复观先生的故里团陂镇凤形湾，直线距离不足十公里，而与他的恩师熊十力的故里仅一河之隔。作为家乡的后生晚辈，每每读到先生和先生的先人的著作的时候，深深为他们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和广博渊深的学术见解，伏拜惊叹不已。前不久，奉读徐复观先生的文集《无惭尺布裹头归》曾写有一首打油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吧：来 源：浠水县融媒体中心
编 辑：盛小华 校对：田靖薇
责任编辑：韩菁 盛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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