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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黄宗智
中国与美国的一个基本不同是其思维方式和话语惯习。面对二元，美国学者一般会将其视作非此即彼：譬如，要么自由民主、要么专制；要么良好，要么恶劣；要么白，要么黑。而中国的基本思维则是二元并存，相互作用：譬如，阴与阳、乾与坤。美国学者多习惯将国家与个人、专制与民主，乃至于人与自然等诸多二元，全都视作对立的划分，非此即彼。而中国的思维则习惯性地将二元基本全都视作双维或多元并存和互动。
由于其非此即彼的思维惯习，美国学者们对其自身和对中国的想法和认识基本是二元对立的: 美国乃民主的，自由的，中国则是专制的、管控的；美国是理性的，中国则相反。这些误识是双方相互沟通和理解中的巨大障碍。
基于其对中国的认识，美国的中国研究学术还因此杜撰了一个专用词来概括中国和与其类似的国家：即国家全权管控主义totalitarianism，与美国的“民主”democracy截然对立。在如此单一元和单一面化的、不仅是敌对建构，而且是基本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习惯下，美国学者大多一直都没有能够更好地认识、理解中国的实际思维、话语、和国家体系。
中国的基本思路和治理方式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而是二元合一，相互作用的。这是中国对待西方诸多非此即彼的建构，如国家与人民，威权与自由、乃至于人与自然的基本不同思路。相比来说，美国学者习惯将中方设定为其对立面，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将对方视作与自身不同，但不一定对立的一面。
同时，在二元、乃至于多元并存和相互作用的基本宇宙观和思维方式下，中国学者们一般的思维惯习是，将中西方的不同视作给定的实际，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说明自身视角背后的不同基本思维和逻辑。
在这样的截然不同的思维和话语惯习下，双方几乎不可能充分相互沟通、理解。美国的学者和外交官员们大多只会将中国建构为与其自身对立的一面，而中国的学者则基本拒绝那样不符中国实际的思路。虽然，不会将将其背后相互间思维上的差别表达清楚。
要更好地认识中国和美国的不同，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两种思维和话语惯习间的基本不同；要推进两者之间的相互了解，我们首先须要超越上述的有意无意前设意识。这不是说中国和美国将仅仅因此便会相互宽容、和平共处，而是说我们必须超越双方间的不同思维才有可能更好地相互沟通。
固然，我们不可，也不用否认，中国和美国间存在的实质性不同。美国确实一定程度上做到相对较高度约束国家对人民的管控权力，较高度的人民自主自由，而中国，在其既此且彼思维习惯下，确实没有做到同等明确和地抑制国家相对人民的权力。对美国来说，这正证明中国的非民主、反民主基本文化和实际。
这里的关键是要避免简单的非此即彼思维和话语习惯，过分倾向非此即彼、全白全黑的不符实际的错误认识。中国固然没有西方民主国家那样程度的个人相对国家的自由和权利，但这是个不同程度的深浅灰色间的不同，不是人们出于夸大了的片面化话语惯习而想象的不附实际的全白全黑。超越非此即彼的白黑对立话语结构和前提设定，我们才有可能更符合实际地相互认识、了解对方。
对美国来说，认识到中国的、与西方不同的二元合一、既此且彼的思维习惯，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中西方的不同和其实际，才能做到双方更良好和符合实际的相互沟通。而对中国来说，认识到美国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基本思维惯习，才可能认识到其对中国的非白即黑的认识，并有针对性地与其更好地相互沟通。
对美国（和西方）来说，认识到双方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话语习惯，才有可能超越西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惯习所导致的对西方优点的夸大，当然也是相对对方不足的夸大。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二元并存的思维和话语方式，西方才可能达到对中国更符合实际的认识和理解。
至于中国对西方的理解。认识到西方思维和话语的习惯性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基本结构，中国才可能更精准地理解西方对中国的误解的一个重要来源和动力，并更好、更清楚地解释、表达中国自身的实际。
超越双方在思维和话语层面上的不同惯习和鸿沟，我们才可能达到双方真正的实质性相互沟通。固然，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宽容仍然是另一层次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起码认识到双方在表达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避免极端的美化和丑恶化，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更好的相互理解。
中国人的表达习惯一般都比较含蓄包容，不会直接挑明双方的不同。同时，也认为那样的不同共存乃是类似于自然界的二元和多元并存的实际。而美国和西方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则常常使其在有意无意中，将对方完全单一面化，乃至于极端化，丑恶化。
这一切都是一种双方相互沟通中的障碍。即便是英语程度非常高超的中国学者和官员们，其基本思维仍然大多不可避免地乃是中国式的，含蓄的，不接纳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方式。而美国的学者和外交官员，哪怕是汉语极其流利的，其对二元的基本思维方式则仍然大多会是上述的西方式而非中国式的。这样，当然常会造成双方间相互理解的障碍。
认识到以上（固然是简化了）的叙述，双方才有可能理解对方，不会陷入前设性的误解。此中一个关键在认识到两大文化传统面对二元的不同认识和思维。一方会就此将其理解为非此即彼的对立，从而加剧双方相互间的误解；一方则会将其视作多元并存的给定实际，甚或理所当然，不一定需要解释，因此也会导致误解。明确地认识到双方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的不同，才有可能更好地相互沟通。无顾双方的不同思维，只可能使双方陷入更深的误解。
如果双方都能对对方的思维和话语惯习有更清晰和深入的认识，无疑将会协助双方符合实际地相互沟通、理解和共处，避免由于误解而产生的不必要矛盾。这是关乎不仅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更是关乎全球稳定和平共处的一个关键问题。
本文将载Rural China 22.1（2025.4）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