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李子旸，作者：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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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与不平等》这本书很好，好就好在，深入剖析了美国金融化的种种表现和危害，对我们中国很有借鉴意义。按说，这个主题已经足够深刻，但这本书的关注重点另有其他，那就是如书名所示：金融化与不平等。本书关注的重点在于：金融化怎样扩大了不平等。不平等是个很重要的社会话题——好像在美国尤其重要。美国的很多“政治正确”，背后的终极目标就是反对不平等，比如你不能歧视LGBT等人群，要平等对待他们。不过，他们翻来覆去地强调“反对不平等”，却并没充分解释这个问题：不平等的危害到底是什么？在他们看来，不平等不好、不对、危害巨大，好像是个不言自明的公理，无需论证。我们完全可以问：不平等不是可以激发人们的干劲吗？不是可以刺激人们“比学赶帮超”吗？人人平等的大锅饭，那不是我们多年以来一直批判的计划经济吗？如果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都平等，那经济还怎么发展呢？那岂不成了“共同贫穷”么？因此，我就很关注在一本名为《金融化与不平等》的书中，作者是怎么解释不平等的危害的。可是，看来看去，不得不说，如果说这本书可以代表美国经济学的前沿水平，那么，美国人对不平等的危害的认识，实在很不够。 ![]()
作者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分析金融化是怎么促进不平等的，列了很多数据，比如收入上贫富差距的扩大，但关于不平等的危害，找来找去，好像只有两条。第一就是贫富差距会导致人们生活境况的不同，富人花天酒地，穷人流浪街头。不过，作者也认为这并不特别重要，因为事实上，前10%的富人家庭并没有花很多钱在奢侈享受上。所以有了不平等危害的第二条，那就是作者说的：“财富不平等与其说是关于奢侈享受，不如说是攸关人生机会”。作者认为，富人家庭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在培养、教育后代上投入充分资源。“儿童时期家里有钱，对当事人未来医生的财务状况非常有利”。于是，越是富裕的家庭，他们的后代越有可能继续富裕乃至更加富裕。“不平等因此导致财富不平等一代比一代严重，最终是贫富两极化”。也就是说，在作者——或者说美国人看来，不平等最大的危害，就在于固化财富分配格局，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贫富两极分化。这种说法，看上去很深刻很正确，但仔细一想，却好像是在循环论证。不平等的危害是什么？会导致更大的、更固化的不平等。可到底危害是什么？不平等错在哪里，还是没说清啊。如果一个事，没什么危害，难道仅仅因为它更大更多，就变得有危害了？![]()
关于贫富分化、财富不平等的危害，我们中国人其实早有充分认识。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但在“利润至上”“自由市场”的思维框架里，容易成为思维盲区。本书就是这种思维盲区的一个例子。作者在分析不平等的危害时，只看到了“代际传承”这个问题，但在分析金融化的现象时，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可惜他没有进一步分析。在分析金融化的种种表现时，作者提出的其中一项是“政治参与加深”（第97页）。在指出这一点时，作者提供了一个图表：美国不同行业竞选捐款的比较。从图中可以看出，2012年，金融业的政治捐款额，差不多是医疗行业的两倍，是能源行业的三倍。在政治捐款上，金融业已成为美国最“慷慨”的行业。政治捐款越多，对政治、政策的影响越大，说话越好使。这才是贫富差距的最大危害：经济优势，一定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转化为政治优势，进而影响（其实就是扭曲）国家治理，让利益集团凌驾于国家整体之上。事情到了这一步，国家的政治必然败坏，民众必将处于被系统性剥削的不利地位。无论是法治，还是法制，都将沦为反人民的帮凶和走狗。这种情况如果继续恶化，到了很严重的地步，那只有一场彻底的革命——人头滚滚、尸山血海——才能拯救、重建国家。![]()
我国最晚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大规模的商业。那时，就有了富可敌国、经营规模巨大的大商人，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古人就认识到了商业的这一面——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之间的关系。吕不韦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财力，投资于政治，大获成功，从一个商人变成了类似“太上皇”的人物。世间再没有什么投资能比投资政治收益更大了。显然，当时投资政治的商人，不会只有吕不韦一个人，类似做法肯定已经成熟完善，成行成市。因此，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政治经济是不分家的。认为商人只是为了赚钱，商业只有促进流通增加财富的好的一面，这种想法实在太天真。更重要的是，相比古代作为“国之根本”的农业，商业赚钱的速度要快得多。如果不对商业加以控制，如果放任商人赚大钱，一方面，很多“农人”会不安心耕作，纷纷转行经商；另一方面，赚了大钱的商人，势必插手政治，操控政治，利用国家机器剥夺民众。农业国家可禁不起这种“折腾”。这就是在动摇国本，后果可不会是市场繁荣、购销两旺，而很可能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生灵涂炭。这就是中国古代长期“重农抑商”的原因所在。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说，重农抑商是“固本培元”“国祚绵长”的关键原则。忽视了这个原则，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很多人不理解这其中深厚的历史智慧，而是站在今天“市场经济”的角度上，轻浮地抨击重农抑商，说这是中国人的“保守和愚昧”。西方的历史，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同样的道理。从迦太基，到威尼斯，到大英帝国，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一系列“商业立国”的政治体。这些政治体的共同特征就是——短命而亡。其中的细节，无法一概而论，但从现在美国社会的现实反推，可以看出其“短命”的基本模式就是：商业促成贫富分化，富裕的商人阶层掌控政治，利用国家机器剥夺民众。社会因此分裂，丧失凝聚力，最终，在内部外部的冲击之下，分崩离析，短命而亡。而要想充分认识、理解这个规律，没有足够长的文明“试错”史，没有仔细记录的“治理国家错题本”，仅靠个体生命百八十年的经历，很难很难。美国并不是没有聪明人。美国的聪明人很多，但他们的文明“试错”史毕竟还短，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等似是而非的观念，进一步扩大、强化了他们的思维盲区。他们因此很难充分认识到这么底层的社会规律。他们也知道，不平等、贫富分化是个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但不平等的危害到底是什么，他们的认识还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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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么庸俗，要么悦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