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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了十年来行走，用镜头诉说孤独与藏地，黑白照片仿佛回到胶片时代，穿透到每个人的记忆中。动身之前，杨延康再次检查了摄影器材：两台莱卡的相机，一个35mm的镜头，一个50mm的镜头，若干黑白胶卷。就这些，足够了。
很少有人会选在12月去西藏。杨延康却不介意：“藏区的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裹一张毛皮就可以过冬。我为什么不行？”
在他看来，雪域高原并非神秘，而是鲜活。他更关注的，是出家的僧众们如何度过他们的日常生活。
在藏民家里，杨延康会帮着藏族阿妈一起做饭、扫地，然后一边喝酥油茶，一边谈天说地——对他来说，语言不是障碍。在寺庙外，面对为他开门的陌生僧人，杨延康总能准确无误地报出对方熟悉的名字，然后顺理成章地入住。第二天，他起床时，陌生的僧人会放心地把房门钥匙交到他手里。在寺庙里，他和僧人过着相同节奏的生活，祈祷，朗诵经文，参加法事。在青海循化的寺院第二天，僧人弱巴从30公里远的县城买了一只羊腿和一个蛋糕为杨延康庆生。在藏地，别说是出家的喇嘛、僧侣，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往往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因为他们连名字，都是活佛为他们取的。“小兄弟”弱巴把羊肉一煮，叫来十几位伙伴一起分享。吃过羊肉，又将蛋糕打开，正准备切蛋糕，他抓起一小块蛋糕就开始往别人身上抹。杨延康立马拿出闪光灯往相机上一套，抓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后来被他收进摄影集里，取名“为摄影师过生日的修行人”。夜晚，杨延康坐在角落里，用脱了皮的暖水壶给水杯里倒上热水，开始写日记。不需要观众，不需要回应，语言和路途只有窗外的星月寒风见证。这一拍就是十年，杨延康不会开车，只要一有空就背着相机徒步或是搭车来到藏地。十年藏地摄影，让杨延康变得越来越平静，懂得珍惜、感恩。他走进一座尼姑寺，照片上的阿尼正放生两只鸽子，杨延康锁定瞬间，就此形成天地万物中的悲悯之心。
每年210卷胶卷，每卷胶卷36张。10年的时间，7万多张照片串联一起讲述杨延康眼中的藏地。《藏传佛教》并不是杨延康最初的题材选择。在此之前，他拍摄了多个极具分量的专题。
就像一个在荒野中行走的游侠，属马的杨延康习惯“在路上”的漂泊感觉。
01
第一次看到麻风病康复者，杨延康说不上害怕，只是觉得陌生。那张脸已经扭曲变形，鼻子坍塌并陷了进去，嘴巴歪了，合不上。他伸过来的双手手指残缺，说话声音颤抖。再早五六十年，他们被称为“风吹来的魔鬼”。
在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法前，隔离是当时防止麻风病传染的方法——在山里，在孤岛，一座座的“麻风村”建起，用来专门收治麻风病人。苦难在这个村子随处可见，但杨延康发现生命的乐观与希望并未因此消逝。杨延康说，摄影人在拍别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拍自己，所有人的故事中总有一些闪光的东西，以平等的眼光去和他们对话，会重建一种很好的关系。麻风病康复者黄老伯，脱掉假肢在海上表演功夫，抽烟看报全都不是问题。这一幕深深打动着摄影师杨延康。他把这一幕记录下来，并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朋友们，他还写了一段话：“轻轻地翻开一个世纪，活着更坚定、更有信心。”这张照片是他一生中不多的具有超越性的时。他超越了自己的眼光，把经验变成了艺术；杨延康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了记录者。杨延康从未觉得苦难是独立存在的，一切都与信仰交织存在。这样人们在生活中遇到苦难，因为希望而产生信仰，信仰又给予人们心灵的力量去渡过苦难。他看见岛上的双胞胎冯氏姐妹，姐姐很小就得了麻风病，妈妈告诉这个妹妹：你要照顾姐姐，永远不要跟她分开。妹妹真的就一直照顾姐姐，终生未嫁，跟她睡同一张床，吃同一桌饭。杨延康看到她们俩站在走廊上手拉着手，就跟当年在妈妈子宫里一样相互依偎。于是有了这个画面。为了对妈妈的一句承诺，妹妹付出了一生。这些影像更多是对人性和爱的揭示。“广东沿海麻风村”的摄影作品轰动一时。但对杨延康来说，一切只是开始。杨延康和朋友骑车回家途中经过一个院子，听到里面一个喇叭在唱，推门进去，几十个天主教徒，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在院落的土地上做弥撒，衣着寒酸，表情虔诚。每年五月天主教的“寻获十字架瞻礼”节，成千上万的教民都到此朝圣 1994
这些画面在杨延康的心里沉淀许久，他决定举起相机，开始对陕北乡村的天主教生存状态进行影像考察。1983年至2001年间，只要一有空，杨延康就穿梭于陕西地区，拍摄那里的天主教。有一年秋收的时候杨延康到两个白发苍苍老人在收小米。他问老人，儿子为什么没来帮忙，老人回答，我的一个儿子当神父去了，我给天主了。老人并没有因为累而抱怨，反而告诉杨延康这种累是天主对我们的考验。神父在茫茫的沙漠中奔走，去另一个乡村里传教 1998一开始，杨延康是一种“望教”的姿态，一种外部观察者的身份，捕捉天主教徒们的一举一动。但他发现，自己捕捉到教徒们并非最自然、最真实的状态。杨延康也很难说清楚这是真实的还是刻意而为之，但他明白这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那天，代父将他引到神父面前，为他洗礼。圣水从他头上浇下来，沁凉沁凉的，他的圣名叫斯德旺。每一次拍摄，他都毫无保留地置身其中，在持续地纪录中，杨延康自己也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对他而言：和教友一起，记录自己的信仰生活是件幸福的事。他的影像不再那么尖锐，开始变得平和，并且充盈着一种让人过目不忘的神圣感。杨延康在陕西拍摄天主教，一位教友朋友想要 “弥撒曲”录音带，他一下火车先专程搭汽车把磁带送去。“延康，你快回来吧？”教友一通电话，他放下一切赶过去。神父刘文林去世，乡村的教友乐队来送他，教友们吹起乐器“相见时难别亦难”。杨延康望向水晶棺，手握着相机，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直接在寒风中冻成冰条。正如在圣经所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圣堂”礼仪游行的队伍里，小天使唯恐自己的翅膀折落下来 1999
10年呕心沥血，他在数万张作品中精心挑选出74张，汇集成摄影集《神贫的人》。《神贫的人》，取自圣经 “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年这组作品拍摄临近尾声的时候，碰上了中国平遥第一届摄影节，作品被法国VU图片社总裁克里斯蒂安·葛约尔相中，当即被葛约尔邀请签约。在信仰三部曲没有完成之前，杨延康曾三次被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摄影人物”。70岁的农村民间艺人曾树德，免费为教会雕刻耶酥受难像 2001
在杨延康拍摄出藏传佛教“十年计划”后，而谁又能想到，这个在摄影中透视苦难与信仰的人，竟是从白案师傅出身。
两天前，杨延康从老家安顺跟随一辆装满厨具的大卡车颠簸两天到了深圳，在一家酒店准备做面点师傅。在酒店里，他遇到了恩师—时任《现代摄影》杂志社的主编李媚。出生于贵州安顺的他，从少年到青年，写过诗，摸过相机，但那都属于兴趣爱好，直到他结识了有“中国摄影界教母”之誉的李媚。杨延康进了《现代摄影》杂志社。他做着发行的业务，每天都嗅到影像的气味，呼吸着飘散在编辑部里的奇特清香。在《现代摄影》杂志做了8年发行员的杨延康，决定真正走进摄影。辞职后，杨延康开始接一些私活，也有杂志社同事介绍过来的，用攒下的4000块钱买了一部尼康FM2相机后开始接商业片。杨延康接到过拍瓷盘子的活，拍了两天两夜，把照片交给客户审，客户拿着其中一张照片问他：“这个盘子上面怎么有一个光斑啊？”“这不是光斑，是瓷盘的高光点，说明瓷盘是有反光、有质感的，它不是纸做的。”客户并不满意，要求重拍。那个年代没有艺术家和大师之说，拍商业片，一切都由甲方说了算。在拍摄陕西农村天主教时，杨延康开始信仰天主教。当他用镜头开启《藏传佛教》的大门时，他又皈依了佛教。有人说他“拍什么就信什么，太功利”。而杨延康本人，做出了大多数人都不敢或不愿做的选择——去相信。三十年里，时代在发生巨变，但杨延康似乎从未改变：讲述别人的故事，以免它们消失。三十年的摄影生涯，杨延康用自己全部的心力成就了《麻风病村》、《陕西乡村天主教》及《藏传佛教》三个专题。《麻风病村》—— 让杨延康看到苦难中信仰在抚慰灵魂。 《陕西乡村天主教》—— 让杨延康找到自己灵魂的寄所。 《藏传佛教》—— 拍摄结束，他皈依了藏传佛教，内在的信仰变得越来越纯粹。 杨延康作为一个多信仰者，自始至终都带有相信的勇气，溶入进去让自己的灵魂得到神的抚慰恩宠。 他用经典的影像去诠释和理解信仰之人，用照片的人性和爱去启迪自己和感动他人，用思想的影像去延续生命，从而获得对生命的感悟与尊重。
参考资料：
1、“一条”视频
2、《名家面对面｜杨延康：在未知领域寻找真相和理解》，人民摄影3、《他花了10年时间，在藏地拍摄了2000个胶卷，7万多张照片》，We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