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3日,北京东城区利薄营胡同11号,68岁的载沣病逝。
此前一年,他刚把原本居住的醇亲王府出售给国家,并将家中珍贵的文物古籍捐赠给北京大学。
在当时的条件下,载沣的丧事本应一切从简,但族人仍以上好的金丝楠重材为其做棺木,并在嘉兴寺停灵21天,出殡时不忘黄杠大换班的旧礼,由两班杠夫共64人轮流抬棺,到福田公墓下葬。
前清醇亲王就这样,风风光光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在百废待兴,移风易俗的解放初期,这样的葬礼已然十分隆重,引来不少群众围观。他们知道,这个人,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也是清朝的最后一位监国摄政王。
载沣之死,悄然带走一个时代。出生于光绪九年(1883)的他,属羊。而“羊”这个生肖,曾在风云变幻的晚清掀起过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
咸丰十一年(1861),年仅31岁的咸丰皇帝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
此前11年,咸丰这皇位坐得一点儿都不安稳。即位第二年(1851)就赶上太平天国闹事。清军打仗很菜,太平军很牛,一路从华南推到华中,再来一波团战这江山似乎就要改姓了。
咸丰虽然倒霉,但不傻。面对忧患,他也知八旗、绿营等官军兵微将乏,于是大胆起用汉族士绅,命各省在籍官绅组织团练,成立地方武装,抵御太平军进攻,局势才稍微好转。
在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将清廷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是曾国藩创建的湘军。
怎奈屋漏偏逢连夜雨,英法俄美等国看清廷疲弱,也想趁机捞一把,1856年,英、法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年后,战火燃至京津。
咸丰吓坏了,以“木兰秋狝”(清代皇室的秋季围猎盛事)为名,带着老婆孩子和一众大臣移驾承德避暑山庄避避风头。万万没想到,这一来,就回不去了。
咸丰临终前口授两道朱谕,一是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以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载淳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人美歌甜气质佳,在咸丰年间备受宠爱,甚至参与披览各省奏章。载淳即位后,她与皇后钮祜禄氏一同被尊为皇太后。
叶赫那拉氏是女强人,有进取心,也热衷于政治,觉得这顾命八大臣太碍事了,凭什么我老公死了就得听你们的。
于是,叶赫那拉氏一回京城,就和小叔子恭亲王奕訢合谋发动政变,下诏以“专擅”“欺蒙”等罪名解除顾命八大臣的职务。载垣、端华等一脸懵逼,抗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但抗议无效,关进宗人府治罪。
这场宫廷政变被称为“辛酉政变”,此后,叶赫那拉氏两度垂帘听政,统治清廷长达47年。
叶赫那拉氏,我们更习惯称她为慈禧太后。她出生于道光十五年(1835),属羊。
辛酉政变这一年,太平天国已近强弩之末,清军在各地节节胜利,进展皆在曾国藩“欲拔本根,先剪枝叶”的计划之内。
1864年,在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天京(南京),城外清军气吞山河,城内太平军困兽思斗。李秀成、洪仁玕等骨干意欲护送幼天王弃城突围,却最终走向覆灭。
攻陷天京之时,曾国藩坐拥三十多万精兵,手下猛将智士如云,各省督抚,半出湘系,日后更有“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一说。但他始终没有放下对清廷的忠诚,而是选择在功成之后卸下权力的包袱。
即使这样,朝廷仍对其有些忌惮。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离京12年的他赶在过年前,进京拜见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
这是曾国藩第一次面见慈禧。巧的是,出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的曾国藩,正好比慈禧大两轮,也属羊。
曾国藩到京城后,连续三天进宫。同治帝年方十二,小孩子啥也不懂。问话的人,是慈禧。她最关心的无非是两件事,一是“撤勇”,二是“洋务”,前者是要曾国藩彻底放下兵权,后者是想听其师夷制夷的富国强兵之策。
除此之外,两人仅聊了一些家常,比如问老曾家中有几口人,曾国荃是否是他亲弟弟,离京多少年了云云。
慈禧似乎也听不太懂曾国藩的湖南话。有一日,曾国藩对慈禧说,自己现在老了,精力不好,不能多说话,没法多与属员(其统属的官员)见面,这番话也是为了撇清自己与旧部联系的嫌疑。慈禧听不清楚“属员”二字,还需要陪同人员帮忙翻译。
一个是战功赫赫的封疆大吏,一个是专权擅势的年轻太后,这两位大人物相遇,没能进一步探讨治国方针,实在是一大憾事。
回去之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慈禧才智平常,没有治国之能。时人何刚德对此评价道,“甫经听政,诸事究未娴熟”,就是说这只能怪慈禧还不熟悉政事,毕竟那时候,她才33岁。
曾国藩觉得慈禧还嫩,慈禧却已经知道怎么收拾这个老头了。
曾国藩到达直隶之后,此地灾害连连,他本人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到同治九年(1870)5月已经无法坚持工作,不得已请病假一个月。不曾想,6月21日,当地民众与外国教会产生激烈冲突,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尚在放假的曾国藩带病审理此案,最终是以凑数的方法杀百姓20人(实际处决16人),流放25人,将府、县官革职充军,并向洋人赔款谢罪而结案。
表面上看,是曾国藩本人对列强卑躬屈膝,滥杀无辜。实际上,背后是慈禧在左右此案,她“一心曲全,维护和局”,让曾国藩背锅。
一时间舆论哗然,天津群众义愤填膺,曾国藩有口难辩,心中积郁,病情加重。当时还有人写了一副对联挖苦他:
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
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就在审案期间,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的消息传来,慈禧想打发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以病重为由推辞,并称等天津教案解决后便告病退休。但慈禧态度很坚决,道:“毋再固辞。”
曾国藩只好走马上任,两年后病逝于任上。
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的是李鸿章,他出生于道光三年(1823),比曾国藩小一轮,也属羊。
李鸿章的崛起离不开曾国藩的扶持。他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年进士,有同年之谊,李鸿章对曾国藩则以师事之。
太平天国起事时,年轻的李鸿章一开始以翰林的身份在安徽办团练,处处受到排挤,不由得感叹“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走投无路之际只好到曾国藩处做幕僚,干批稿拟奏之类的工作。曾国藩对李鸿章寄予厚望,认为他“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1860年,李鸿章的机会来了。当时太平军破江南大营,上海岌岌可危,地主豪绅们向湘军请求支援。曾国藩派李鸿章率军援沪,李鸿章回乡招募淮勇七千人,这支军队连战连捷,声名鹊起,日后发展成为与湘军齐名的淮军。
李鸿章大有继承曾国藩成为汉人官僚领袖的势头。太平天国亡后,他接下曾国藩的担子剿灭捻军,担任直隶总督后,又处理天津教案后续事宜。几年之内,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随后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
时人评曰:“李文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大。”
李鸿章身为栋梁之材,眼见清廷衰颓,心中怀有“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抱负,欲扶广厦于将倾。
可是,慈禧老佛爷当真不好伺候,腐败无能的清廷确实扶不起。曾国藩好歹是到了晚年审案才受唾骂,李鸿章却大半辈子都在忍受“丧权辱国”“卖国贼”之类的骂名。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恰逢慈禧六十大寿,挪用部分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北洋水师和日本海军在前线交战,战况愈烈,有人上书请求停止祝寿工程,慈禧大发雷霆:“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老娘想过生日就过生日,今天谁让我不爽,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爽。
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军惨败,李鸿章跑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去到那边还遇到刺杀,受了重伤。刺客小山丰太郎是个激进分子,之所以刺杀李鸿章是觉得仗还没打够,希望日军把清军往死里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华,一路打到北京。这次慈禧倒是不用过生日,打着“西狩”的名号,带着光绪帝和宫里男女老少,一路逃到西安。
次年9月,远在西安的慈禧命李鸿章等人与列强谈判,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于是78岁高龄的李鸿章再度上阵,代表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
据说签约之后,李鸿章吐血不止,不久病逝于北京,就像是被清廷这些猪队友活活气死的。
为了大清,李鸿章四处奔波,操碎了心,他死的时候,慈禧“震悼”,顿时失去了重要的依靠。
李鸿章的才能是得到当时国内外公认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他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称其为“再造玄黄之人”。
但国势衰微,他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出来收拾烂摊子,有心报国,无力回天。也难怪梁启超要“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随着《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耻辱条约的签订,光绪皇帝成了有清一代最窝囊的皇帝,没有之一。
光绪皇帝载湉出生于同治十年(1871),也是属羊,而他这一辈子活着就像羊圈中的羔羊。
载湉的父亲是醇亲王奕譞,母亲是慈禧的亲妹妹。1875年,同治帝死,无子,慈禧以为咸丰帝续嗣为名,立载湉为帝,当时载湉不过4岁。光绪十三年(1887),本应让成年的光绪帝亲政,慈禧却发懿旨称“再行训政数年”,两年后,太后“归政”,可实际上仍然掌握大权。
只要慈禧不死,光绪帝将一直是个傀儡,大权旁落,毫无自由。
百无聊赖的载湉只能靠读书解闷,想从书本中觅得治国良策,他读宋明经典,也习汉学经说,但是,时局使他注定做不成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西学,找来不少西政要籍阅读。
侍郎张荫桓多次出使西洋,每次回来都要跟载湉讲讲出洋见闻,阐述欧美富强之道,载湉喜欢听,不时召见他进宫。
如此,载湉虽身处宫闱,但也知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想要反抗,老天不是没有给他机会。
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派在各地活跃,变法运动高涨。康有为历经波折,终于在1897年12月被载湉破例召见,当面向他陈述改革方针。热血澎湃的载湉大为所动,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救国之法。
懦弱的载湉第一次克服了对慈禧的恐惧,宣称:“吾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能与吾权,吾宁逊位!”
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载湉下“明定国是”诏,开始实施变法,如果成功,这一刻将彻底地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浇灭载湉心中那团热火的人,还是慈禧。
当新政上谕如雪花频频飞下时,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全力阻挠,敌后两党形同水火。慈禧对载湉忍无可忍,早有“训政”的打算。
9月中旬,载湉先后密召杨锐、林旭,颁予他们密诏,直言“朕位不保”。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骨干接诏,悲愤不已,决定铤而走险,发动兵变,率军围攻颐和园,强迫慈禧交权。
维新派找到了主持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在变法期间,他一度倾向于维新派,更重要的是,他手下有兵,而且还是一支新式陆军。
9月18日夜里,谭嗣同前往法华寺面见袁世凯。谭嗣同慷慨陈词,把“围攻颐和园”的计划告知袁世凯,胁迫袁发兵勤王。袁世凯敷衍了事,不住点赞,对对对,666,您说得对,并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先把谭嗣同打发走了,回头就跑去跟慈禧的亲信荣禄告密。
传统说法认为,袁世凯向后党告密,导致政变的发生。实际上,此时袁世凯已经知道慈禧将要临朝训政的消息,他为求自保,只好果断放弃维新派。袁世凯的告密不是导火索,却使事态更加紧急,慈禧知道维新派的阴谋后,欲将其一网打尽。
9月21日,慈禧由颐和园移驾紫禁城,宣布临朝训政,罢黜新法,大肆搜捕维新派。
光绪帝和维新派势单力薄,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注定只是南柯一梦。政变后,载湉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此生再无亲政。
而背叛维新派的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后得到慈禧信任。1899年,升任山东巡抚,李鸿章死后,又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时万众瞩目,成为大清新的代言人。
袁世凯出生于咸丰九年(1859),正好比光绪帝大一轮,也属羊。一切,好像早已命中注定。
在袁世凯春风得意的1901年,因德国公使克林德在此前的义和团运动中被杀,清廷要派使臣前往德国赔礼道歉。出使的不二人选,是18岁的醇亲王载沣,他是载湉的弟弟,身份尊贵,可表诚意。
载沣出使德国,不卑不亢地完成任务,由此走向政坛。他沿途还参观了德国的现代企业、工厂,学到了“集中兵权”统治之术,惊叹于德国人的先进制度和科学技术。
光绪三十四年(1908),载湉与慈禧相继去世。两人之死,相隔不到一日,耐人寻味。慈禧临终之际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载沣任监国摄政王。
载沣终于有机会施展抱负了。那时候,他才不过25岁,大清的未来或许就是他的。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所说:
“我父亲并非是个完全没有主意的人。他的主意便是为了维持皇族的统治,首先把兵权抓过来。”
兵权集中,第一个要除掉的便是手握北洋精锐的袁世凯。袁世凯很慌,没多久就被罢黜回籍,钓鱼去了。
载沣摄政三年,几乎都在想方设法巩固清廷,加强皇室地位,但是换汤不换药,越改越糟。
袁世凯的谋主徐世昌曾说,大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身上。这小爷们的带头人,就是载沣。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清廷危矣。载沣不得已请袁世凯再度出山,自己退居幕后,而袁世凯也终成为清朝的掘墓人。
1912年2月12日,在革命党和袁世凯的逼压下,溥仪宣告退位。大清,亡了。
载沣的处境和当年他哥哥载湉是相似的,空有满腔热血,想要抵抗历史的洪流,但是不管如何努力,都是徒劳无功。他的政治生涯才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
此后半生,载沣低调行事,不再参与政治,他不鼓励复辟,也不投靠伪满洲国。
在载沣逝世两年后,1953年,周恩来总理接见爱新觉罗家族,谈起载沣,称赞有加:“载沣的满文很好,现在像他那样精通满文的人,就连你们家族中恐怕也找不到了。”
随后又不禁惋惜:“很遗憾,他学了一点科学,又不尊重科学,有病不治,有药不吃,只相信命运。要不他会多活些年,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些工作。”
可是,作为清廷的“终结者”,作为晚清叱咤风云的第六只“羊”,载沣早就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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