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 | 中美日关系新变化与台湾问题 | 海外看世界

台湾问题研讨会会议论文

苏起      台北论坛

汪曙申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兼      上海纽约大学

袁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

邵育群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王建伟   澳门大学

翁履中   德州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

刘迪      日本杏林大学

王海良   上海东亚研究所

张云      日本新泻大学

李振广   北京联合大学

海看快评文章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

陈先才   厦门大学

戎抚天   旺报社长

周文星   南京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江靓      暨南大学

潘维      澳门大学

梁微      美国明德国际学院

邓中坚   台湾政治大学

万晓宏   华南师范大学

石之瑜   台湾大学

王在邦   太和智库

节大磊   北京大学

孔小惠   浙江大学

林宏宇   华侨大学

向骏      智利国家政治及战略研究学院

庚欣      深圳广电集团

张东宁   东北师范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林泉忠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日本新泻大学副教授

众所周知，过去几年来，中美关系紧张一个重要因素是台湾问题。同样，中日关系近年来再次波动背后也有台湾问题影子，而且有时候似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表态比美国更高调。

2017年到2020年，中日关系改善明显。2017年9月，安倍首相参加了中国驻日使馆主办的国庆招待会。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总理时隔7年访日。同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正式访华。习近平主席于2019年6月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峰会访问日本，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9年首次踏上日本土地。安倍首相正式邀请习主席进行国事访问，中方表示原则上接受邀请。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日在共同抗疫中守望相助一时成为佳话。

然而，2020年下半年开始，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度漂流和后退，台湾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2021年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作为拜登执政后首位外国领导人访美，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在日美首脑文件中时隔52年首次提及台湾问题。2022年是日本将台湾问题纳入自身战略安全政策和美日同盟的重大转折的年份。安倍晋三前首相提出的“三个有事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岸田首相提出“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是明天的东亚”。2022年底，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等三个安全保障文件出台，将中国定义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防卫开支将增加到GDP的2%，同时允许保有可以攻击对方基地的“反击能力”，这些也以台湾有事来合理化。日本在推动7国集团，北约，美日韩，美日菲，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各种多边场合涉及台湾的认知塑造和议程设定上似乎都不遗余力。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就职有不少日本议员访问台湾。2024年7月，美日举行的2加2部长级会谈中就驻日美军新设立统合军司令部，日本则在年底设立统合司令部，双方强调作战协调。美日还举行首次延伸核威慑部长级磋商，出现以“美日同盟核威慑”来对应台湾有事新动向。

日本前所未有地将台湾问题和自身的战略安全政策以及美日同盟升级以及美国在本地区的同盟国家之间网络强化挂钩的做法根本原因何在？日美同盟和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究竟会走多远？中国又该如何应对？笔者20多年来理论上始终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认知和误认知，在实证上聚焦中美日，本文从上述思路分析台湾问题。

2022年12月16日，综合日本共同社、NHK网站报道，日本政府在当天下午内阁会议上通过三份修改过的安保文件，其中不仅将日本未来5财年的防卫费用增长近60%，还将中国描述为日本“最大战略挑战”。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后称，新文件表明二战后日本安保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12345印太战略”，日本“三个世界”战略认知与台湾问题

2021年2月，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指出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国，而是要塑造中国行动的战略环境，核心关键词是“一体化威慑力”（integrated deterrence），换言之就是美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是要在美国和盟友以及盟友和盟友之间一体化形成威慑力。一方面在该战略中，美国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发展“一体化威慑力”与同盟和伙伴一起维护台海和平。拜登政府入主白宫后强调强化同盟网络，印太战略部署的架构也逐渐清晰可以概括为12345战略：一是指一个盟主就是美国，二是指两个支点就是北锚日本和南锚澳大利亚，三是指美英澳三国军事同盟，四是指美印日澳四边机制，五是指美英加澳新五眼情报联盟。美国为首的上述架构的议题中都涉及到了台湾问题。如果说美国的意图明确，即构筑一体化威慑力（integrated deterrence）与中国战略竞争，那么作为想要和中国构建战略互惠和稳定建设性关系的日本为什么如此积极追随美国战略。对于东亚安全紧张和中国威胁认知的渲染上，可以说有时日本走到美国前头。有的分析认为这是日本被美国带节奏遏制中国新证据，还有的认为这是日本牺牲自身利益来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自损行为。笔者认为，“随美遏华”的战略态势不单纯是美国因素的结果，日本有自身战略议程。

一个国家的战略议程主要取决于“战略认知”，而战略认知的核心是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认知框架（perception frame）。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日本开始认为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国际秩序变化，奥巴马总统的“美国不再是世界的警察”发言常被引用作为美国相对衰落和国际领导力不足论据论据。岸田执政后，上述认知进一步强化。2021年拜登政府仓皇从阿富汗撤退，2022年俄乌冲突美国虽发动对俄严厉经济制裁但没有赢得全球普遍支持，2023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意味着美国面临在欧洲，中东和亚洲同时“三面作战”的巨大战略压力。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战略思想发生较大变化，在2023年逐渐形成世界上存在着三个集团的战略认知：以美日欧为基础的民主国家集团，以中俄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国家集团，以及广大的新兴国家集团。日本对国际关系走向和趋势基本判断是地缘政治大国竞争是新时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中美将会对抗长期存在，民主对威权的阵营分裂将是主线。为了弥补美国维护国际秩序的“领导力赤字”，日本需要相应地进行“三环外交”，第一环是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第二环是构建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国家关系网络，岸田首相连续两年参加了北约首脑峰会，强调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日韩三边机制；第三环是加强与全球南方区域板块的关系， 2023年底召开了日本东盟特别峰会，近期日本中亚峰会，在西方国家中做团结全球南方的枢纽。

2023年底，日本东盟特别峰会期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作为东道主，举行了多场双边会谈。 图片来源：搜狐网

“借船出海”战术与日本的双中心——轮辐安全架构的战略日程

2023年日本《外交蓝皮书》认为国际社会进入历史性转型期。上述日本战略认知框架看，日本认为国际秩序变动期为其提供了战略机遇期，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以及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为日本在本地区发挥领导力提供了机遇，借此实现战后一直以来对美战略地位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新的东亚地区秩序中占领战略高地。

实现对美“战略自主”长期以来是日本追求的战略目标。安倍内阁时期经常以需要实现日美同盟“双务性”（即日本要能够为美国安全做贡献才能换取美国对日安全承诺可靠性）为理由推进安保法制改革，其本质是要实现平等同盟的想法。如果说安倍进行的安保关联法案改革从法律和政治上实现了突破的话，那么岸田则是在具体政策实践上实现了转型。岸田内阁允许保有反击能力，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共同开发战斗机等。而上述安全政策的重大变化一方面日本以满足美国“赋能盟友”（empowering allies）的要求获得合法性。关于美日同盟的近两期的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报告书主基调都是强调美国的内转和日本的战略潜能，美国采取给日本“戴高帽子”的方式，鼓励日本在战略和安全上做更多。笔者近期访美有机会与阿米蒂奇原常务国务卿和奈教授交流，他们都专门提及了最新一期的报告书。这种美国战略上“赋能日本”的做法成为日本对内证明战略转变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日本试图通过美日澳，美日印澳，美日韩，美日菲等各种小多边来对内展示战略转变地区支持。

2020年，《日美安保条约》60年，特朗普要求日本增加“贡献”，加强同盟。图片来源：南方前沿

长期以来，美国在东亚的同盟网络是建立在以华盛顿为中心和东亚盟国之间的双边架构，即一个中心和轮辐关系（hub and spokes）。日本的战略日程则是抓住机遇，以日本为中心通过强化东亚盟国的关系，构筑美日“双中心和轮辐”（dual hubs and spokes）的新秩序，这样日本不仅可以获得和美国实现平等同盟，而且获得在地区的领导力。

日本的三个安全挂钩逻辑: 台湾问题国际认知塑造

日本上述战略转型中，台湾问题则成为一个很好的理由，主要通过三个安全挂钩论为日本获得更多战略自主提供理由。

首先是欧亚安全挂钩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21年12月1日与台湾智库对话时指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和日美同盟有事。这个表态立即引发了极大关注，中国外交部当晚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国台办发言人也对此予以严厉驳斥。2024年北约成立75周年峰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除继续要求成员国增加军事开支和支援乌克兰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亚洲安全的介入。峰会邀请了被称为印太四国（IP4）的亚洲伙伴国家日韩澳新领导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此次峰会要做出对乌克兰未来及其亚洲联系的重要决定”。近年，北约的上述“欧亚安全不可分割论”甚嚣尘上，美国鼓励欧亚主要盟国强化军事安全合作联合对应中俄的战略威胁。日本反复说“今天的欧洲可能就是明天的亚洲”，在7国集团，北约，日欧等多边场合积极要求欧洲国家和北约持续介入印太安全。

2024年北约成立75周年峰会。图片来源：网络

台海和朝鲜半岛安全挂钩论。乌克兰危机后，美日积极传播“欧亚安全不可分”，“台海和半岛安全不可分”，韩国有被这样的认知吸引的危险。“欧亚安全不可分论”认为乌克兰危机正是因为其不是北约集体防御成员国，所以才会发生战争，亚洲即使不建立北约那样的大型多边军事同盟也要建立一系列的小北约来提高威慑力，特别是当前美国需要在欧洲局势投入更多精力的时候，美日韩三边同盟化至少准同盟化被认为是必然选择。“台海和半岛安全不可分论”认为台海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北朝鲜则会乘机在半岛引发冲突，这样就会出现东亚地区安全复合型危机出现。因此美日需要让韩国接受台海安全就是半岛安全，威慑中国就是威慑北朝鲜，美日韩三边同盟化维护地区安全也就被正当化。这样的安全威胁捆绑式逻辑正是典型的北约安全思维的体现，如果安全思维病毒进一步蔓延扩散很难保证韩国不受影响。尽管韩国在涉台问题上表态谨慎，但韩国领导人也曾经表示台海发生冲突，朝鲜对韩国威胁会增加。美日韩在2023年戴维营三边会晤中提及台湾问题。

台海和南海安全挂钩论。2024年4月11日首次召开的美日菲首脑峰会对中国点名批评，高调介入南海问题。12日，岸田首相在美国国会演讲，将日本的防卫政策的重大转变和中国作为日本的最重大战略挑战相联系。2022年7月，日本和菲律宾举行外务和防卫双部长会谈，对南海紧张指责，敦促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日本和菲律宾缔结军事进入互惠安排（RAA），这是日本首次和亚洲国家签署RAA ，是继英国和澳洲后第三国，以增加日美菲的联合军演提高军事威慑力。

当地时间2024年4月11日美日菲首脑峰会，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美日同盟核威慑强化：台湾问题国际认知塑造的新动向

2022年10月27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核态势评估报告》直指所谓的中国核威胁。7月底美日外交和防卫双部长会谈在东京举行，此次美日2加2会谈最大亮点之一毫无疑问是召开了首次美日“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的部长级磋商。美国确认将会通过包括核武战力在内所有军事能力保护日本安全。会后发表的有关延伸威慑联合声明写入将会通过强化核威慑强化美日同盟的威慑力。由此可见，日美首次延伸威慑部长会真正的核心关键词是“核”，准确的说这意味着美日 “延伸核威慑”部长级机制建立，而“延伸核威慑”本质上来说就是美国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与此同时，日美双部长联合声明指责“中国采取牺牲他国利益追求自身利益来重塑国际秩序的对外政策”，这对于“美日同盟和整个国际社会是严重的担忧事项”，构成对“印太地区和本地区外最大的战略挑战”。换言之，美日同盟要通过强化核威慑来对应中国这个“最大战略挑战”，日美同盟中“核”的分量陡增，据报道日本对美国核保护伞的担忧主要来自在台湾有事。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急速发展核武器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强化核威慑的形象，进而推断中国将实质上放弃不首先核武器政策，以中国不愿意进行和美国的核裁军谈判为理由在国际上塑造中国负面认知。

美国试射洲际导弹。图片来源：网络

认知战的危险与局限性

核心是认知战。美日同盟和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核心方式是塑造国际上对于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负面认知，主要逻辑是三种安全挂钩论加上核武器因素论，以及认为集体防御框架可以威慑东亚冲突的北约式安全思维蔓延和扩散将会对东亚安全造成威胁，这对中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一动向也有很多的制约因素。第一日本社会对于日本保守政治精英的国家安全保障的过度关注的担忧始终存在。第二本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对于军事同盟北约化倾向有高度担忧。第三美国也担心美日同盟介入台湾问题过深将会限制美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第四中国的全方位外交的成绩与日本和中国高层交往有限性，让日本在国际上利用台湾问题塑造中国负面认知造成困难。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积极有所作为。第一，积极利用多边外交例如上合组织，东盟系列峰会，金砖集团，以及其他的全球南方多边机制积极发声，倡导正面的安全不可分论。第二，加强中国和欧盟以及欧洲国家的战略互动，包括和北约的互动，让欧洲逐渐理解“欧亚安全挂钩论”和北约干预亚洲安全不仅没有效果，相反有害于欧洲。第三，中韩战略沟通让韩国理解“台海和朝鲜半岛安全挂钩论”对其自身危害性，积极利用中日韩合作机制重启的契机，东北亚地区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第四，地区一体化必须坚持东盟中心地位，抑制“台海和南海安全进行挂钩论”。第五，要通过深化亚洲地区一体化强大内生动能来溶解美国试图建构的多边同盟的军事威慑一体化倾向。趋利避害，审慎对应，该斗争的地方坚决斗争，该合作的地方也积极合作应该是中国的理性选择。美国同盟网络强化最大的缺陷在于经济支柱的缺失。美国基本缺席了所有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框架，无论是RCEP，还是CPTPP，而美国对盟友的双边经济承诺力度不足。第六，坚持在逆境中保持中日之间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对话，适时恢复中日之间的各个层级的交流和沟通。习近平主席说的那样，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当前中日关系的确处于逆境，但坚持对话保持沟通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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