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赵全胜（《海外看世界》主编）
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局势出现了政治右转的新动态: 法、德、英、意等主要欧洲大国和几个中小国家都面临着一个领导人或执政党已经或即将被右翼势力取代的局面。欧洲右转将会怎样冲击欧盟/北约的外交安全政策？又将如何影响欧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双边关系？
针对欧洲右转这一新动态，我们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16位学者参加本期快评，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
2024年6月28日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与所在单位：
辜学武 德国波恩大学
门 镜 华东师范大学
吴白乙 社科院欧洲所
丁 悦 美国西北大学
李勇慧 社科院俄欧亚所
胡 晴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景贤 日本华侨报
石之瑜 台湾大学
王在邦 太和智库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黄海涛 南开大学
张 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李海默 复旦大学
邓中坚 台湾政治大学
16学者评【欧洲右转与欧盟/北约的前景】第12篇
欧洲右移影响有限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欧洲议会选举首次在没有英国参与的情况下举行了。选举结果显示，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间派政党的地位被认同与民主 (ID) 和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党 (ECR) 等极右翼团体所取代。很多评论人士都认为欧洲已经右转，且这样的右转将带来深远的影响。事实上，从目前看来，欧洲的政治格局充其量只能称为是“右移”，而非“右转”，且其影响目前来看仍然十分有限。
欧洲只是右移
首先，虽然新一届欧洲议会比之前一届更加右倾，极右翼和极右翼政党数量均有所增加，但中心地位依然稳固。欧洲人民党（EPP）、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进步联盟（S&D）和复兴欧洲（Renew）合计继续占据多数席位。因此，极右翼势力主导下一届欧洲议会立法议程的可能性极小。冯德莱恩也可能继续当选领导人，延续此前的政策 – 虽然她任上对华政策已经变得极为强硬。
其次，欧洲极右翼当前所代表的并非一个系统性的意识形态阵地，而仍然仅仅只靠移民、犯罪等具体议题的引导。极右翼个体及政党内部及之间在欧洲层面也往往缺乏凝聚力，很少以集团形式投票。刚刚取得更多席位的德国右翼内部也存在重大分歧，他本身和欧洲右翼内部的分歧是类似的，而且一些刚刚上位此前并未受到太多关注的右翼的腐败丑闻也在他们提升被关注度后也开始浮出水面。这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英国的大选与法国的议会选举更是显示出欧洲左翼依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第三，一些极右翼政客在竞选时和执政时也是存在差异的。意大利总理梅罗妮参选时曾公开赞扬前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现在她反倒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视为自己的灵感来源。法国右翼领袖勒庞最近也开始试图消除其追随者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名声。而在去年荷兰大选之前，威尔德斯同样放弃了批评者指出的他的极端反伊斯兰态度 – 这或多或少也对他最终大获全胜有帮助。
第四，极右翼上台本身可能是中间或者左派冒险的计划。比如马克龙之所以在这个节点宣布议会选举，或多或少是希望让右翼先上台，展示出其只会嘴上功夫，执政能力欠缺，然后在2027年卷土重来，将右翼击败。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就在前几天对法国、意大利等五国的财政状况提出了质疑，因为他们开销太大，超过了预设的上限。马克龙估计觉得当前本来就是个烂摊子，烂摊子不如先让右翼来对付，这样三年后可以落井下石。这并不是说马克龙想赢就赢，是因为不想赢才让右翼占优的，但因为这一层逻辑，马克龙对时间点的选择和反抗右翼上台的决心很可能都受到了影响。
丨图片来源于网络
影响仍然有限
欧盟的首席外交官Josep Borrell上个月在给欧盟各国外长的一封信中就提到，面对“中美竞争加剧”，欧洲必须找到“连贯一致的战略”。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战略是什么，也不清楚一旦爆发台海战争，欧洲是否还会与美国保持如此紧密的联系。Borrell的信从侧面反应了欧洲政策的分裂以及对华态度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在局势右移后不会有太大改变。有人说会进一步“去风险化”，让欧洲对华脱钩。但也有迹象表明，右翼内部仍然有务实的声音，会在考虑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处理对华关系。
从对外政策上来讲，匈牙利、德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欧洲对外关系上尤其是对华政策上可能和其他欧盟国家依旧有较大的差异。尤其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内部的分歧也较为明显。去年11月，德国总理朔而茨率商界领袖访问中国时的议题和态度就与前不久来自不同政党的德外交部长访华时德言论有较大区别，后者更为强硬。
之所以有分化，主要是因为欧洲在很多问题上面临着两难，右移之后两难的状况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在台湾问题上，如果大陆动武，欧洲一方面不愿意承担巨大的代价来推动制裁，另一方面又受到美国等国的压力，甚至要作为第三方武力来干预协防台湾。在经济贸易上，欧洲对中国的依赖度高于美国。据摩根士丹利称，欧洲上市公司约 8% 的收入来自中国，而美国公司只有 4%。欧洲和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的比例相似（7-9%），但由于欧洲是贸易密集型经济体，其敏感度更高。另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占欧洲 GDP 的 2%，而美国只有 1%。
所以，因为欧洲和中国翻脸的成本要大得多，美方一些分析人士甚至都认为欧洲对华的汽车关税是象征性的，甚至是要吸引中国新能源车企向欧洲倾斜的，因为其税率只有拜登政府宣布的一半。中欧汽车关税在朔而茨的推动下不仅可以谈，甚至可能最终让中欧汽车产业链进一步融合，而中美反而被切割了。总体上，欧洲右移后，中国虽然和整个欧盟的关系可能会更具挑战，但和部分国家的双边贸易反而会更容易处理。匈牙利这样得国家也会继续针对对华强硬政策发出反对的声音，阻挠议题推进。
很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会特别注重俄罗斯和欧洲作为和中美同一个量级的存在，来分析未来多极化的世界。但事实上，按照俄罗斯的体量，这场俄乌战争打完之后，很可能将不再属于这一量级 – 俄罗斯的GDP已经低于多个中国的省级行政区。而欧洲一体化在英国启动脱欧和其本身右移及分化之后，也已经出现了总统、总理很多，但没有人能一呼百应的情况。真正值得关注的反倒是印度这个快速崛起的一极。在供应链多元化的道路上，美西方的一些公司寻找的中国的主要替代地就包括印度、墨西哥、摩洛哥、挪威、土耳其等国家。而印度不仅在中美俄之间左右逢源，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尤其是在世界南方国家的群体中也越来越开始塑造自己的领军国家形象。莫迪此次选情低于预期，也展示出了印度体制的韧性。所以，欧洲的右移影响有限，真正值得聚焦的在中国的后院。
丨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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