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题写 天然胜迹 ——探太姥山文字摩崖石刻书法艺术价值

摩崖概况和历史成因

摩崖石刻最早出现时期可以追溯到汉魏南北朝，它是中国古代书法规模最大、气象最为宏伟的一种表现形式。冯云鹏《金石索》载“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当代王宏理先生在《中国金石学史》中指出，摩崖石刻即在平整（或加凿磨平整）的崖壁上镌刻的文字，一般论摩崖即指摩崖石刻，简称“摩崖”。摩崖以山石为书写载体，字镌于石，字体以篆、隶、楷、行为主，大若盈尺，称为擘窠大字。

“太姥无俗石，个个似神工。随形意所适，万象在胸中。”石奇是太姥山特色之一，说明太姥山的石头极其象形，并且景随步移，山石随之变幻，活灵活现，惟妙惟肖。除此之外，太姥山石为世所重的就是摩崖石刻，或题词，或留诗，或记文，或叙事，少者二三字，多者皇皇论述，游人在路转峰回，需片刻休憩之时，有一块摩崖赫然入目，心境为之一阔。或在山间偶遇残勒，其斑驳剥落不可读，需细细推敲琢磨其间点画，方有所领悟，亦此游为之一得。摩崖已然成为旅游资源，融入自然文化遗产景观。

摩崖石刻主要分布在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太姥山境内，据《福宁府志》《福鼎县志》《福鼎县乡土志》《太姥山全志》等地方历史文献记载，历代有百余位文人学士到此游览，题诗作句，铭刻石崖，为闽浙交界、东南沿海区域最集中的一处摩崖景观。历代摩崖还延伸分布在太姥山下的店下、秦屿（今太姥山镇）、硖门等地，石刻信息资源丰富。初步统计，太姥山现存摩崖35方，文字摩崖中宋代1方、元代1方、明代14方、清代4方、民国2方、年代不明的11方，其余的有待探究，覆盖篆隶楷行诸体，荟萃了宋元以后的历代名家手迹，及刻工精湛技艺。

明清之际，福鼎人口大量迁住，人文方兴。移民迁入与宗族的发展，对摩崖兴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中后期，以外地文人和官员为主的明清士大夫阶层，与福鼎境内的儒士开始交往交流，太姥山作为旅游胜地，吸引一大批仕宦和文人到此间游玩，为太姥山题留摩崖石刻创造了机遇。如明万历时期，闽中著名博物学家、诗人谢肇淛（1567—1624年）游历，撰有《太姥山记》等。

福鼎海岸线以岩岸为主，岩岸长达230多公里，多为海蚀岸地貌，由花岗岩构成。明中期，在东南海岸澳区修筑沙埕、水澳、大筼筜、小筼筜、秦屿、屯头等城堡36个，渡口18个，及明末清初以后，随着人口大量迁徙聚集形成渔村，海岸摩崖以其独特的记事形式，融入海洋文明之中。

摩崖的门类和特征

摩崖主要分布在太姥山悬崖石壁，及部分分散在沿海海岸上的花岗岩石壁上的摩崖。花岗岩石材质较疏松，但晶体颗粒较粗大，表面粗糙，往往要经过凿平磨光，才可以刻上铭文。

据《福鼎县志·岩石》载，福鼎花岗岩属于“燕山晚期侵入岩”，其中分布在南镇、青屿头、太姥山、后坪、店下等海岸地带的为燕山晚期第三次侵入岩的含晶洞钾长花岗岩，还有分布在东埕、俄后山、过笕、跳尾屿等地是含黑云团（晶洞）花岗岩，其特征为岩石呈现石林球状，岩石有大面积的裸露。另外，福鼎境内也有分布细粒钾长花岗岩等，则是燕山晚期第四次侵入岩。

摩崖反映的是集书法、雕刻等技艺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活动，其过程包括：书法家‌书写底稿（即书丹）——作品上石（采用临摹或双钩法）——‌雕刻文字（刻工使用斧凿、刻刀等工具）——保护处理等环节。在现存的花岗岩摩崖中，按题写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题名类，如“丹井”“丹丘蹬”“鸿雪洞”摩崖，字数较少，二至四字居多，但字径较大，谓为榜书；二是题诗（词）类，如秦邦锜《摩霄庵诗刻》、陈五昌《岩洞庵诗刻》摩崖；三是记人叙事题记类，如《国兴摩崖》《玉湖摩崖石刻》《闽藩少方伯黄公赐碑》摩崖等。四是术语类，如立在一片瓦、一线天等处的“南无阿弥陀佛”短语摩崖。

题名类摩崖虽字数少，但背后往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轶事，如“丹丘磴”摩崖，位于太姥山七星洞出口处，相传为黄帝的老师容成子曾经在此处炼丹修道。林祖恕为明万历年间莆田人，曾约张叔弢游太姥山，因遇雨无期，他上太姥山六天，并作《游太姥山记》。林祖恕说在梦堂石壁旁边见到榜书“丹室”“璎璐”，以及摩霄庵墙壁旧题，都为张叔弢所题，评其所书为“醉笔”，评摩霄庵旧题为“淋漓”。可见张叔弢的题写书法应当用行草书，且用笔流转酣畅，书写尽兴，淋漓尽致。“丹丘磴”3字阴刻，凿边框，横约61厘米，纵约34厘米，字径约14×21厘米。“丹丘磴”三字取楷法，暗含行书笔意，摩崖虽小，但字字珠玑。无落款，年代不详，从其书写刻工风格可以判定，至迟清末民国。

再如，“鸿雪洞”摩崖，明代熊明遇（1579—1649年）为洞名题刻，位于山崖石壁上，凿浅框，题单列左款10字“福宁治兵使者熊明遇书”，阴刻，楷书，带入行书笔意。据清《福建通志·明侨寓》载：“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万历辛丑进士，历官南京工部尚书，子入霖，天启中进士，福王时历官礼部尚书，明亡父子避地入闽，寓居建阳。”可知熊明遇宦历福宁，曾上太姥山及留下此方题刻。

题诗（词）类摩崖，集中反映闽中诗文的成就。如“天开石洞降芙蓉”诗刻，位于太姥山一片瓦石壁上，凿深边框，摩崖6行，行全11字，落款“福唐陈五昌游此题”。该摩崖无镌者。以正书行笔，点画错落有致，布局严谨。陈仲溱《游太姥山记》载：“万历戊申仲秋晦日，友人陈太史伯全招游霍林、太姥。……游凡八日，太史名五昌，宪周名世烈，王生名三省，岩洞僧如庆为龙潭向导。”陈五昌于万历戊申仲秋晦日即1608年9月26日，与友人一行游览太姥山而作此诗。

记人叙事题记类摩崖，则具有文史的性质，如“闽藩少方伯黄公赐碑”摩崖石刻，位于太姥山白云寺后石壁上，凿石框，圭形，横约410厘米、纵约250厘米，碑额自右向左横镌“闽潘少方伯黄公赐碑”9字，字径约20×20厘米，正书，点画沉厚，刻工精细。正文内容共48行，竖式，每行22至49字不等。该摩崖刻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十二月二十日，迄今逾460多年，其面积之大，居太姥山摩崖之首。摩崖中的“方伯”出自《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谓一方之长，后泛称地方长官，明清时期用作对布政使的尊称。据民国版《霞浦县志》载“黄希宪，号毅所，进士，分巡州治”，黄公方伯即指黄希宪，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人，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任福建布政使司右参议，分守福宁。

术语类如“南无阿弥陀佛”摩崖，有立于太姥山“一线天”处的，为楷体，无落款年月、姓名，繁体书写，石崖壁面经采平整后刻字，四周加深带边框。另一块则立于“一片瓦”处的，左旁款识五字“泰顺董道丈”，无落款年月，篆体书写，四周加深凿双框。此方摩崖以篆书入石比较罕见，其风格有篆隶书体杂糅，及篆书中包含装饰笔法的表现，彰显其独特性。

太姥山摩崖总体以分布“大聚集、小分散”为特征，往往处于较高的石壁位置，甚至是处在悬崖峭壁上，可见当时凿刻之难度。单个摩崖规格巨大，字径超过二三十公分者有之，体量也偏大，布满整个石壁，如“玉湖摩崖”，当时写书与凿刻即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摩崖保存完好，历时久远所产生的自然风化，增加了历史厚度感。

摩崖书法艺术价值与评析

摩崖石刻包涵着的文人墨客题词和诗文，是太姥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摩崖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精湛的工艺技术，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大部分摩崖是明清政治或文化名人所题，其书体风貌、手写笔致及手工凿刻技艺，所呈现出来的明清、民国风格，具有珍贵的书法艺术价值。

如，包括汉东方朔题太姥摩霄“天下第一山”、唐乾符六年（879年）林嵩撰“太姥山记舆地碑目”、明谢肇淛撰文的“岩洞庵碑”、明万历太史陈百全作“御风桥诗刻”、明天启左参政、江南副使俞士章作“弹丸石诗刻”、明万历熊明遇题“云标”摩崖、清乾隆福宁知府李拔“太姥摩霄第一峰”题刻等历史名人摩崖，书写成大尺幅，行草书笔势开张，笔意连绵，气势磅礴。单字往往作擘窠大字，点画粗壮，蔚为大观，如太姥山“云标”摩崖石刻，明庚申年（1620年）立，字横约100厘米，纵约200厘米，竖式，楷书阴刻。清乾隆福宁知府李拔（1713—1775年）巡游太姥山，有《太姥山记》，并题石“太姥摩霄第一峰”。他在摩霄建筑“第一峰亭”，题联“仰观三极星辰近，俯视四垂日月低”。清同治十年（1871年）《重纂福建通志·古迹石刻》载摩霄峰：“东南望海，子丑迎日，最为大观。”摩崖石刻以诗文叠加，为名山增胜。

处在沿海地带海岸石壁上的石刻，统称“海岸摩崖”，如包括“外郊坪摩崖石刻”“龙山头摩崖石刻”“万古雄镇摩崖”等，明中后期立，呈分散式分布。海岸摩崖群因刻于岩岸的花岗岩石，面朝大海，带上雄浑、沧桑历史气质。如崇祯三年（1630年）“万古雄镇”摩崖，4字正书，阴刻，雄浑厚重，笔画粗壮，风格质朴。落款“崇祯三年督查官府士□雄龙奉□□□□，烽火寨以郡□□□□宫”，字迹风化严重，部分点画已残泐不堪。摩崖对于考证明代海防文化、秦屿城海疆历史，及明万历以后烽火水寨兴废更替，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太姥山摩崖书体风格自然、质朴，其字体以行楷书为主，受花岗岩石质影响，点画线条表现粗犷、浑厚，正书已没有明显的唐楷影响，也没有魏楷方整的结构。摩崖被称为石头上的“书法字帖”，具有珍贵的美学考古价值，以“玉湖摩崖”“国兴摩崖”“林下相逢”等摩崖为例，看上去类似于东汉《杨淮表记》、东晋《好大王碑》等楷隶体的摩崖笔法，其书法风格方正纯厚、厚重古拙，布局随石岩而变化，具有天然意趣。文字摩崖石刻在用笔与结字、临创转换等艺术实践方面，给予当代书法艺术传承发展更多的借鉴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