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你如何预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对华政策？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那是不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李成：我觉得特朗普有可能在上台早期与中国有所合作。特朗普威胁说要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这是有可能的，但绝非必然，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在国际问题上，特朗普说要结束俄乌战争。他一度说要在就职当天结束这场战争，现在说要在半年内结束。这个问题很难，但还是有可能，因为这个仗打不下去。在乌克兰战后经济的修复上中国可以起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讲，结束俄乌战争，实现中东和平和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都符合中国的利益，中方都可以与特朗普合作。只要特朗普政府不在关键议题上挑衅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安全方面。美国国内的议题也需要中国的帮助，关税上升以后，通货膨胀问题怎么解决？还是要进口中国的一些产品，所以会对60%的税率进行讨价还价，同时大量销售美国的农产品、能源给中国。有些领域美国可能更多地开放。如果真的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耿耿于怀的是美国的基础设施一塌糊涂，而在基础设施领域，没有一个其他国家像中国这么有经验。这些合作是有待于观察的，我觉得有可能有机会窗口。但就整体而言，中美矛盾是结构性矛盾，不是一个总统能够解决的。特朗普可能在早期会有一些举措，或许是小的调整。长期的变化也是有可能的，但这需要10年、15年的时间。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卢比奥曾在几年前说，如果我们现在不遏制中国，再过10年、15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中国会越来越强大，现在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恐惧和打压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财经》：中美在科技上的紧张局势会进一步升级吗？李成：当然会进一步升级，这是问题的关键。现在讲到科技就变成国家安全，而讲到国家安全就是中国，全都等同起来了，这实际上对美国是不利的。面对不利的影响，美国可能会做出一定的调整。拜登政府曾经希望在五个领域切断对中国的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航天航空和制药，最终放弃了后面两个。特朗普究竟是会让它们继续得到执行还是采取更宽松的立场，我不知道。也许有实体清单会发生调整，特朗普可以用行政命令去改变。我说中美关系会有机会窗口，但是在科技领域当中的竞争是不含糊的。在科技领域当中，美国仍然领先，但领先的距离越来越小了。谷歌前CEO（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说过，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和欧洲领先中国十年。现在他改变了说法，称差距缩短至一两年。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在这一领域的竞争、矛盾、冲突，美国两党是完全一致的。10年、15年以后将会不一样，当中国真正强大到在科技上不再被美国“卡脖子”时，美国会进行政策调整。也就是丘吉尔曾经说的，美国人会做对的事情，但要等他们在试过了所有错的事情之后。这需要时间。《财经》：“脱钩”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提出来的，之后的拜登政府用了“去风险”这个词来替代。随着特朗普的回归，“脱钩”还会再回来吗？李成：有些保守势力希望全部脱钩，但特朗普可能会有一个机会窗口，这到底是短时间的机会窗口还是能持续下去，我觉得不好判断。大的背景并不好，我没有看到好的理由。但并不排除特朗普在上台早期有些互动和调整，带来积极的一面。《财经》：关于你离开美国的原因，你提到华裔学者一开始是正面资产，后来变成了一个负面资产。你说比大部分人更早地意识到美国对华态度在恶化。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样的变化在发生？李成：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的最后几个月。我是喜欢奥巴马总统的，但当时美国的精英集团意识到中国的强大，开始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转向亚洲并不一定是完全直指中国，只是意识到亚洲变得很重要。我感到美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当时我的恩师杰弗里·贝德刚从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管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对中国的看法是非常理性的。他告诉我，风向发生了变化，要和中国接触的力量越来越弱。当时还是有很多人来中国，但我们已经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后果之一就是现在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之弱。我在《金融时报》的采访中讲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学界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都远远脱离实际，经济学变成数学，政治学变成统计学，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不仅影响到中国研究，也造成美国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美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缺乏了解，只有几十个人能够看懂的文章的作者“统治”了美国经济学和政治学最高的学府。量化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现在过度了。《财经》：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你认为会是什么？李成：Chaos（混乱）。《财经》：你看得到中美关系的希望吗？这几天有大量来自美国的“TikTok难民”涌入中国的社交媒体小红书，这种交流会不会带来改变？李成：美国的年轻人是不一样，但要等到10年、15年以后才会起作用，他们对中国比较了解，比较友好，小红书和TikTok上也是这些人，但他们是不掌权的，不会马上改变美国现在的政治生态。中美关系当然会有机会，因为两极化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可能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对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但不利的地方在于，华盛顿的对华政策可能是混乱的，混乱的信息容易造成判断上的混乱。对中国而言，特朗普和拜登到底哪个好？民主党和共和党到底哪个好？我觉得没有答案，都有好的地方，但也都有更大的挑战。特朗普的重商主义、孤立主义，注重交换，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可能会是机会。但是不利的地方在于他有一个非常反华的团队，他自己又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民主党并不一定走极端，但他们的同盟国外交把中国逼到非常严峻的地步，引起强烈反弹。所以到底哪一个好？很难判断，要就事论事，因为总体而言都是面临挑战。对中国是这样，对世界也是这样，对美国也是如此。所以我说他们是最糟糕的总统，都让我们遇到了。这是环境造成的。美国人在2024年总统大选时经常问一个问题，一开始竞选的时候为什么又是这两个老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就不是偶然了，反映美国本身出了问题。《财经》：四年之后还会是这样的情况吗？李成：我不知道。一方面我觉得积重难返，但另一方面，美国可能会经历一个重新反思的过程，虽然我目前没有看到。很自然地，每个国家在经历这样的挫折以后都会有反思的过程，虽然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现在学界对美国的反思反省不是很强，但是会出现的，只是需要经历一段过程。编辑｜渡波本文转自“财经”，原题为《专访李成：特朗普上任，中美关系会有机会窗口》。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打赏不设上限，支持文化重建长按下方二维码打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