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流民政治催生的总统 | 文化纵横

2024年初，美国犹太裔副国务卿纽兰作为美国对乌克兰政策的关键人物突然辞职，外界并不清楚纽兰在俄乌问题上看到了什么，但仅就政治家在关键时刻“撂挑子”的行为来说，在一些传统大国看来，都是极为罕见也着实令人不解的。这让人想起另一历史片段：1990年，在一个极为难得的历史契机中，两德实现统一，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对此抱有极大的警觉和疑虑——这是英帝国遗留的经验和能力——但面对当时美国的不管不问和无力回天的局面，撒切尔感到无比错愕和惊恐，并用一种更加冷眼的态度看待这个新的世界大哥。美国似乎不太像一个人类经验中的正常国家，全世界的交易对手也似乎不应用惯常的概念和标准来认识和预判美国。美国的外交看上去更像是一系列临时操作的组合，散碎和任性定义了美国政治运作中的某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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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贝桑松（Alain Besançon），这位出身于巴黎中上阶层天主教家庭的曾经的自由派反共学者，20世纪80年代后曾在美国胡佛研究所等多家机构任职，还曾赴东欧组织所谓“亲大西洋倡议”组织，数年前却背起行囊愤然离开北美，返回法国故乡生活，临行前撰文写道：外人眼中如日中天的新帝国，在他那里成了根基脆弱的基督教文化沙堡。或许只有用一种更为别致的文化视角，才能理解这些耐人寻味的事件和老派思想家的意向转变。美国的政治运作植根于它极为短暂的历史进程和极为特殊的文化结构，透露着青春期特征和不着调的特质。关于美国政治运作的更一般性知识，可以从它作为爆发式形成的大规模流民社会的奇异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的角度来加以研究和推导。

▍没有宗庙和统绪的流民社会

观念中的美国和作为原始物体的美国，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今天的美国是在一片所谓的上帝“应许之地”——实际是无主之地——之上，由一波又一波的流民和难民组成，以不同地域宗教教派的自组织化为政治单元构成的杂居共同体。16世纪以来的欧洲宗教战争和霸权战争，使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意外成为欧洲人口流出的直接受益者。17世纪80年代之后，自卡罗莱纳成为第一个蓄奴殖民地后，黑人群体持续进入美国。1750年殖民地人口达到100万，到18世纪末超过500万，美国人口结构板块初具形态。这股流民浪潮从欧洲逐渐扩展到全球各地区，如百川灌河，经久不息，其持续时间之长、人口规模之巨，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从1820年到1924年，先后约有3400万移民抵达美国；1820年以来至今，流入美国的人数总数超过了9000万。

起初，宗教派别充当了一个极为有效的流民安置系统。早期到达北美的天主教徒、清教徒以及早期路德宗都曾试图建立教权，渴望通过教权结构和等级秩序获得秩序和宁静。然而，早期移民教区治理很快被宗教觉醒运动和南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进程摧毁，反等级结构和反教权主义成为流民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流民潮包括了外部世界向北美的流动和北美内部的流动，然而，美国社会内部的流动并未形成体现阶层跃升和内部向心力文化的“律动”，而是随着殖民进程的推进，像“铺路”一样不断向前延展，后期则像是在大饼上撒芝麻或在水泥里掺沙子。

现实中的国家首先是“家国”，有家才有国。相比来说，美国更像是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社会架构，它没有令人神往的家乡故土和悠久的历史神话，没有神圣的宗庙祖坟和绵绵不绝的香火谱系，没有家长和大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等级结构和统绪传承，更没有典章制度和礼乐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在特定历史时刻临时爆发式形成的新组合，它马赛克式的组合形态，貌似紧密相连，实则彼此独立。无数个小店主、迅速崛起的暴发户、一神论宗教团体、种类繁多的学术机构、艺术组织、黑帮组织以及新兴工业组织和金融集团构成的复杂体系，共同塑造了美国的社会文化格局。在他们当中，由于没有一个广泛认可的当家人，彼此之间也就无法形成一个成熟的链接机制，只有各流民群体的临时组合和利益争夺。在镀金时代，北美流民群体中的部分暴发户临时搭建了一个所谓“上流社会”。但正如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在《纯真年代》这部小说中所透露的，在这些暴富家族中盛行和被追捧的价值更多是炫富，对比老欧洲社会的肃穆感、仪式感、得体感和荣誉感，新大陆已然物是人非。沃顿的个人经历透露出部分美国人的心路历程，为了在精神上摆脱那个不堪蒙羞的美国，并远离流民群体大户所搭建的虚假格调，不得不通过一次次的远行，把自己临时寄生在欧洲旧大陆。

1791年，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因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而去往北美躲避并寻求寄托。多年后的1846年，他在著名的自传《墓畔回忆录》中却表达了对新大陆的失望与哀叹。在他眼中，平庸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盛行，尽管流民群体对自由的热情被无限吹嘘，但这只是满足他们真实渴望的手段：“只要自由能产生黄金，工业共和国（république industrielle）就能创造奇迹；但当黄金耗尽时，共和国就会失去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这种热爱不是建立在道德情操上，而是源于对利润的渴望和对工业（industrie）的热情。”夏多布里昂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美国社会存续的机制，它高度依赖于增长与攫取，而非建基于长治久安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秩序。

“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这句话无法应用到对美国的描述中。由于没有一个当家分子拥有自然权威或遵循等级秩序的统治能量，政治生活自然成为杂乱无章的各种临时力量的聚合和临机手段的发挥。相对于传统国家，美国更像是一个流民军事组织，既没有历史的胸怀和经验，又没有政治上的伸缩和柔韧。每临大事，很难判断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负责的人，各流民群体的精英更加关注眼前的事和当下的利益，轮流坐庄的政治家则缺乏针对大事的掌控和驾驭能力。“当家人”在美国是反动派的代名词，这已然构成了美国移民社会的情感底色和政治正确的基石。特朗普在上届大选中，曾代表基督教福音主义右翼用“谁的美国”进行政治动员，一度受到了多数流民群体的警惕和“批斗”。

多数美国人不理解历史形成的家园、结构、等级和统绪的含义与价值，抽象的自然权利观念成为流民社会的独特信奉与自信表达。针对各类异乡人，美国没有一个基本有效的结构和掩体。“家国”者，还代表着家园、家人、城门和结构，然而美国流民政治群体对此持有无比的敌视态度，而对解放价值有着神学信仰一般的痴迷，并在操作过程中不断自我崇高化。传统国家的伦理从来都是指向具体的人，所关心的是道德世界及其实现基础，而流民社会所盛行的自由、民主和正义这些词，从来都没有具体指向，他们本身变成了主体和目的，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依赖感觉堆砌起的文化沙堡

美国流民社会的聚合与形成，在两次宗教大觉醒运动期间完成。第一次宗教觉醒运动最直接的影响，是欧洲和北美殖民地各新兴教派的兴起。宗教多样性的增加不仅进一步挑战了传统天主教阵营的地位，也对包括德国路德宗在内的原有新教教会系统造成冲击。独立战争后，第二次宗教觉醒运动爆发，更加强调个体在救赎中的作用，在北美激发了包括禁酒运动、废奴主义、妇女运动在内的新社会浪潮，并伴随边疆运动而向西部纵深迁移，深刻影响了美国的社会文化格局。四方云游的福音传道者们，经常在野外举行大规模的宗教集会。1800年前后留存的历史记录详细描述了福音主义户外集会所创造的狂热，包括尖叫、吠叫、狂笑甚至痉挛等疯狂状态。宗教多元化加剧了北美社会的碎裂。贝桑松认为，北美宗教文化领域的特殊结构，深深植根于过去五个世纪以来欧洲宗教改革的“新浪潮”，要害是宗教灵知结构与忏悔形式的多元化。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这么信奉一神论，且多种一神论的灵知信仰杂糅拥挤在同一政治空间之内，却没有任何一种核心宗教同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密切联系、相互支撑。

最早进入北美的新教力量包括英国的清教徒和不信奉国教者，随后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和苏格兰长老会。1660年后，威廉·佩恩带领贵格会成员来到费城，建立了北美的大本营，并进行“神圣实验”。贵格会成员的活动不仅间接影响了美国宪法的制定，还参与了南北战争时期的黑人解放运动。贵格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及其追随者刻意回避传统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强调“内在之光”作为信仰核心，否定了赋予天主教和圣公会等世俗权力神性和道德优越性的观念。

美国社会虽然远离了欧洲，但其宗教文化结构依然深深植根于老欧洲。欧洲政治和文化系统的裂变，通过大移民和觉醒运动被戏剧性地抛入了北美大陆并产生异变。在这股浪潮中，德意志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最为深刻。路德神学曾使日耳曼区域的土豪士绅无所羁绊，使德意志区域烽火连天，但随着普鲁士的崛起，权威当局利用了容克集团自身政治机制对路德宗进行了某种政治校正并使之国家化。路德宗是当之无愧的国家宗教，与后来新教力量在北美释放后的无所羁绊和天马行空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在路德宗同权力结盟的同时，新柏拉图主义自17世纪末开始在德意志广泛传播，在当时被英国讥讽为“江湖骗子”和“幻想狩猎”的一系列实体思想，却被德意志文人群体奉若圭臬，发展出新的形而上学体系，引发德意志宗教文化领域的剧变。新思潮催生了唯理主义宗教理念以及再洗礼派和虔敬宗的诞生，前者揪着耶稣神性跟上帝神性的关系不放，公开挑衅路德宗，后者则成为16世纪以来最激进的宗教运动。

虔敬主义代表了北美宗教基因和性格中一条十分关键的线索。哈雷运动作为虔敬运动的高潮部分，曾经带动了以魏玛艺术为标志的德意志浪漫主义运动，在路德宗政治变革领头人萨克森公国被拿破仑革命彻底肢解后，这股力量少数投靠了普鲁士北方联邦，以马丁·路德三百年祭为旗帜，支持大学生抗议，又参与了德意志政治狂飙运动以及1848年德累斯顿起义，彻底失败后只能“衣冠南渡”，逃亡北美新大陆。18世纪大约有十万讲德语的移民抵达北美，其中包括影响力巨大的虔敬派，他们在北美建立了许多社区。经过虔敬主义的洗礼，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被带到北美，整个北美大陆飘荡着更加自由、更漫无边际的浪漫主义，用想象替代治理，用欢呼替代思考。

路德宗在北美的存续同样源自在欧洲故土的意难平。拿破仑革命席卷北德意志后，萨克森亡国灭种，原有路德宗教会资产和收益权被抢走。同时，随着唯理主义思潮、文学狂飙运动和政治浪漫主义持续，路德宗文化垄断地位被挑战，300年来新教改革的政治效力不断折损，这一问题直到俾斯麦开启新的文化斗争才被挑破，但没有阻挡住新力量对旧社会的穷追猛打。重大历史转折之际，部分信徒愤然出走北美。路德宗作为旧世界的文化优势群体，在美国同纽约暴发户联姻，获得了较高社会地位。内战期间，南北方出现教派大分裂，福音主义运动最终被极端分子利用。当时只有天主教、路德宗教会以及圣公会成功避免了公开分裂，这恰是在老欧洲最具建制基础和掌控能力的三个教会系统。除此之外，北美大陆上的其他福音派就像一堆杂乱音符的组合，每个音符都魔幻离奇，组合起来更无法形成一个乐章。基督教福音主义在德意志开出的花，在美国结了果。

宗教觉醒运动的后果是，北美社会彻底丧失了整体文化意识形态建制的可能性。欧洲土地上曾经存在过的上帝训诫之权威、耶稣之权威、彼得和保罗之权威、圣经之权威、教皇之权威、教廷权威、国王权威、圣公会权威等有效的统治机制，统统被扫地出门。宗教中央等级制度彻底丧失后，各个区域之间成为平行关系，不同教派各自为政，无序游荡。美国宪法写有上帝，但没有耶稣，有神但没有神的体系。在中央教会系统和中央等级制度消失的同时，在欧洲形成的秘密集会传统在北美悄然升起并达到顶峰。在这里，关于耶稣是否是神，以及神的代理人是否具有神性等根本问题，从始至终都充满争议。同样，在政治上，任何人都可以领导这个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上，只有强盗、流民和暴发户才持有这种政治见解。

▍强大身躯下的稚嫩治理

伴随欧洲的多样性被转移到美利坚，新大陆面临许多真实的治理问题。1730年到1760年这一阶段，新大陆对基本秩序产生了某种新的需求，早期各宗派在其中承担主要治理功能。众多教派中，贵格会和虔敬宗能力最为出色，虔敬宗把哈雷运动中形成的基层扁平化组织、弱势慈善提供能力以及更强韧的信念凝聚力，直接嫁接到了北美社会，大幅升华了底层群体的宗教情感，加强了对普通人的再组织。

1750年后，费城和纽约等北美大都市崛起。旧欧洲的宗教权威和教会机制曾经在欧洲初步工业化阶段支撑过那里的大规模人口和地区治理，但这样的机制在北美消失了。独立战争后，北美殖民地被英帝国抛弃，美国社会必须寻求新的治理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在同各小型宗派争夺权力的过程中逐渐确立，通过城市化实现人口转移，进而铲除了旧地区道德权威们发挥作用的土壤和条件。另一方面，新政府并没有获得对社会精神秩序的实际管辖权，而掌控灵魂的无数个小宗教派别几乎丧失了传统治理功能。

在任何传统政治共同体中，灵魂跟政治都是一体的，祭司或由部落来掌控，或祭司本身建立了部落功能。但是在北美，当灵魂和政治分离后，治理就变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形而上的政治机制。由于灵魂的无限自由，政治被剧烈的宗教和文化纷争所主导，从而脱离了理性和事实的基础。从新教改革的宗教辩论到启蒙运动的政治沙龙，从虔敬宗的团契活动到19世纪之后各种形式的革命俱乐部和学习圈，直到后来流行于北美的无数文化组织和学术组织，政治演变成了无数种纯粹价值的纠缠，治理反而变成了某种冗余。

以美国内战为例，法学史把这场战争描绘成一场宪制之争，但它更像是一场宗教斗争，在分裂国家方面宗教激情扮演了重要角色。1760年林肯上台时，受到了名为“觉醒”（Awakening）的准宗教军事青年团体的支持。在德意志萨克森区域失去德国主导权以后，受虔敬宗和哈雷运动影响，此地曾兴起过小范围自发民兵组织，这股热潮和网格化能力流传到了北美，而且更新潮、更激进。南北战争本是经济发展道路的斗争，但在“觉醒力量”影响下，迅速转变为黑奴解放运动，目标是摧毁南方权力结构。尽管南方问题通过战争暂时解决，但被解放的近四百万黑人成了孤魂野鬼，南方意识形态依然在美国游荡徘徊，并可能以新的形式复苏。

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似乎没有可以关起门来聊天的相对稳固的政治精英团体，没有传统社会强信任关系的“小圈子”，没有针对国是的严肃商议和审慎权衡。美国政治家群体善于用讲道理和演讲来处理治理问题。从社区宗派教士到脱口秀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们擅长用评论员的方式分析国家，热衷于创造各种政治词语。宗教觉醒运动孕育了美国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演讲性格，精神“导师”们站在旗鼓喧天的舞台中央，绘声绘色，迷惑信众，辩论成为第一政治本领。而伴随着毫无节制的演讲动员，无所控制的新闻媒体成为流民社会运行机制的另一变体。这种治理特征，可以部分归结为流民政治的路径依赖。独立后的新政府从起初就缺乏基本等级秩序，其组织系统至今没有应有的规矩，一波又一波的业余官员走向前台，形成了一种极为独特的政治现象。流民群体之间无法构建上级和下级、局外人和内部人士、客厅和广场、小圈子和群众等区分机制，他们仅仅是在各种精神上临时借用了“我们”的概念。

一个正常国家，在反复的政治操作中会产生政治精英群体的默契与不成文的规范，减少一些政治中的意外、突兀和失控。但是在美国，流民政治家严重缺乏传统国家政治群体长期积累的运转技术和掌控能力。流民政治家和暴发户们所具备的，除了对当下事务和情形的粗浅感觉以及与生俱来的文化升腾感之外，大多无法对社会活动与政治事务做出区分，极少人有能力对政治进行原理层次的思考，也极少有充足的机遇和时间深入探究国家事务和治理问题。

美国缺乏的是一种“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熬制过程，它没有一个正常国家历史积淀的制度形成和统治技艺的必要传承，也从来没有兴趣去了解旧社会。美国引入了企业管理职位分类这样的快餐式制度替代文官制度，用企业绩效评估替代了有助于积累丰厚执政经验的考绩制度。而这些制度是在短短百年中迅速形成的，其发展往往依赖新制度的创造，而非历史制度的逐步演化。福特工厂代表了某种类型的美国梦，但它更像是一个虚幻的意识形态，根本无法承担许多旧社会经济结构所承担的精神归属和心理安抚功能。泰勒主义和犹太经济学的盛行和越界，都试图用科学规划社会，把社会发展变成绩效、消费、就业等单一指标，排挤了针对其他方向投入资源的可能性，从而也使美国丧失了各族群向心力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机会。尽管美国形成了令人生畏的强大行政机器，但这种大个头和机械化，丝毫掩盖不了国家机器背后的另类稚嫩和脆弱。美国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自己的脑袋还难以适应强大的关节。

▍犹太寄居与附体的权力躯壳

19世纪末，欧洲出现了大规模反犹浪潮，尤以沙俄的屠犹和驱逐为甚。百余年来，伴随欧洲政治的持续巨变和遍布欧洲的反犹运动的深化，犹太群体开始持续进入北美。美利坚作为一个先天无主之地，一个开放的流民系统，成为最适宜犹太群体寄居的躯壳。我们可以借助犹太人在欧洲巨变时代的心理状态和活动能力，想象一下在北美流民群体的竞争过程中犹太群体的行为特征。

19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东欧犹太流民群体，总体上倾向于自由和左翼。这些犹太知识分子领导了美国劳工运动，成为美国老左翼的政治先锋。20世纪30年代德国反犹屠杀之后，更大规模的犹太群体进入美国。二战期间，苏联将美国共产党人的利益与美国的战时政策结合起来，促进了欧洲犹太左翼向美国国家机器的渗透。战后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前后，随着美国与苏联的短暂战略结盟，犹太左派的政治影响力被带入了美国的战略部门，这也为麦肯锡运动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麦卡锡运动过后，犹太新左派在20世纪60年代加速兴起。同老左派犹太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截然不同，新左派较少关注阶级斗争，而更多地关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包括推动民权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同时，他们主张更激进的民主形式并向全世界进行推广，还以国际主义的名义把“反国际主义”的麦卡锡打倒在地。犹太新左翼对民主党在战后的快速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思想学术和文化意识形态，包括安·兰德（俄罗斯圣彼得堡犹太家庭）的畅销文学作品《源泉》，默里·牛顿·罗思巴德（纽约布朗克斯犹太人家庭）的群体行为理论和无政府资本主义，以及小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包装并推广成为影响世界的所谓重要理论。

20世纪60年代后，以犹太群体为支柱的右翼新保守主义又在美国兴起。这一思潮是对新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犹太意识形态的一种反动，体现了犹太群体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即从众多流民群体的一支到美国政治躯壳的依附者，逐渐转变为日益增强的实际掌控者和准当家人。激进犹太右翼进入美国决策层，从多维度实现了对北美流民系统的操控。在“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下，犹太右翼同支持美以关系的保守派团体进一步结盟，在有关国际地缘政治决策中占据主导权。今天美国政治的运转，依然根植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犹太权力结构。

回顾历史，在进步主义时代之前，犹太人仅仅是众多流民中的一支。在进步主义大旗下，犹太自由派同黑人自由派没有区别，甚至曾经是一家人。然而今非昔比，当犹太群体这个曾经的最大自由派变成了流民社会的头子，可以想象对于信奉进步学说的黑人等少数族裔的影响和冲击。回顾战后，麦卡锡以反共名义，用美国古老的白人意识形态搞了一个白人“返乡团”，对各路新流民进行狙击，有意无意中打击了冉冉上升的犹太群体，好在新移民和犹太群体都很警觉，以麦卡锡的熄火为结局把这次难关过去了。

然而历史是否会重现？麦卡锡做过的事，黑人会不会再做一遍？如果未来接受了进步主义思想的黑人、拉丁族裔以及他们的子女们开始觉醒，强调要独立评判何为正义，进而与犹太人反目成仇，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这可能是一个令人惊悚的想象。古罗马时期，暗紫色象征权力与皇室。基督教中紫色同样代表权威与尊贵。君士坦丁皈依时，一些暗中信奉基督教的将军、贵族及其妻儿在宫廷中秘密穿紫袍，以隐秘方式表达信仰并支持新兴基督教。今天这些体制内支持巴勒斯坦的精英子弟，以及接受了进步主义教育的黑人子女们，像极了这些身穿紫袍子的贵族和妇人。

今天的美国政治将会挤压出两个可能的局面。一方面，有色人种和福音主义进步派老白人对犹太人的情绪合流了，老白人已经被挤压成类黑人状态了。如果奴隶主的孩子在背后支持奴隶的孩子一起反抗，这是否可以理解为1860年南方意识形态的回归？对于犹太群体来说，这种情形像极了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另一方面，这是否会倒逼白人基督教福音主义保守派同犹太当权派联合，佩洛西、拜登和布林肯的后代们是否会同特朗普主义联手，来对抗那些偷偷穿了“紫袍子”的黑人将军的孩子们？借助这样的隐喻，联想到从1860年北方各路流民团结起来保护林肯上台，到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回流，再到新一轮反犹浪潮和黑人南方意识形态的躁动，有助于看清楚当今美国政治到底发生了什么诡异变化，以及对流民结构将会产生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沉迷幻想和实力的堂吉诃德

美国社会的流民结构和一神教的文化特征，它在治理上的年轻化、无组织化和临机性，以及犹太群体掌控国家后的激进倾向，综合起来塑造了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极端现实主义特征。现实主义操作的典型表现是强势、鲁莽、投机冒险以及缺乏政治同理心，以堂吉诃德式的坚定信念和草莽英雄式的快意恩仇处理一切类型的问题。据此，流民政治家往往会诉诸某种思维捷径，运用所谓的启发式方法处理问题，或者直接屈服于某种信念和情绪，直接调用暴力加以处置。这种行为模式的背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坚定信念：现实主义操作永远不会失控。美国外交政治操作中的种种坚定判定，可能是一个时不时发生的幻想的自我催眠过程，像一个拥有了实力的堂吉诃德，完全看不到有一个机制来削弱这个判定，反而只有进一步的战略冒进行为。这种极端现实主义，其根源在于有效决策结构的匮乏，而这可以部分地从美国特殊的流民结构中得到解释。

中国6世纪西魏和东魏的对比，可以反映旧结构与流民机制这两种政治体系的区别。东魏领袖流民帅高欢表面上获得旧门阀士族支持，但其政治权力掌握在流民义军军官手中，缺乏同区域内旧政治势力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小事认真，大事随意，导致决策失误和军事失败后迅速崩溃。相比之下，领袖宇文泰领导的西魏在局部战役中屡败，但其相对稳固的旧结构和政治机制，以及依靠太行山的地理优势，临时龟缩，虚以逶迤，使其最终得以壮大。

流民特性在美国200多年来的移民大潮和不断胜利的单向迭代中得到了无限放大。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赢的历史，200多年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同世界历史上的流民军团类似，美国的凝聚力来自不断胜利。这种胜利实际上有其特定历史条件。战后全球只有美国能够在没有旧社会负担的情况下依靠持续的人口红利、规模化工业以及福特式美国梦一路高歌猛进。然而正如夏多布里昂当年所言，美国是否想过有一天黄金耗尽之时的情形？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放缓，移动边疆运动戛然而止，全球免费劳动力消失，北美新大陆突然变成了旧大陆。如今全球其他板块已有数十年的增长和稳定，到了各自比拼治理能力的时候，美国的脆弱性问题势必进一步暴露出来。

流民社会变得太快、赢得太多，使得胜利者没有机会对事件和经验进行反复思考，更缺乏从原理和机制角度思考政治和治理问题的能力。犹太群体进入美国体系后，同样总是在赢，赢得已经没朋友了。这样的历史自然会产生权力无敌的幻觉，持续弱化了当局对失控情形的假设能力和警惕意识。

此外，独特的宗教文化特征也强化了美国的无敌幻想。贝桑松在议论美国时，对“建国之父”们悄悄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们集体不虔诚。这种评价主要基于他们自然神论和原始加尔文主义的混合神学观念。自然神论者同新柏拉图主义和犹太一神性暗通款曲，强调单一神信仰以及对上帝或神性的所谓自然客观性的崇信，拒绝传统基督教的“圣三一”教义，特别是不接受耶稣的神性和他作为救世主的角色，更不接受圣保罗和世俗体系的教导。而原始加尔文主义则是狂热、偏执和极端的代名词。

美国宗教文化系统中的自然神特征，外化为了文化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领域毫无知识支撑的抽象正义原则。美国早期辉格党意识形态和犹太抽象正义原理的结合，更像是新柏拉图主义在美洲大陆的变体，像是穿上了高级知识外衣的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经院神学。当代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善于把一个随机概念拓展成所谓的高级理论，用复杂的分析对自设的公理做出说明，然后用这个理论阉割一切历史和现实，却忽略了对人类社会行之有效的丰富机制给出有意义的注解。正如贝桑松所说，美国是“伏尔泰式的浅薄”和“黑格尔式的高深”的合体，前者常以大众常识为名博取道德优势地位，后者则用复杂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压服对手。

▍对美国政治脆弱性的再审视

美国这个自称位于上帝“山巅之城”的国家，自恃代表着最高精神价值和人类的未来。然而，在璨若星河的人类文明体系中，美国或许只是一个极为偶然的政治物种、一个极为短暂的政治现象，它有别于历史上存在过的几乎所有国家。

美国同旧社会和旧制度之间断裂程度之深，同人类社会既有政治经验和情感结构背道而驰之远，同其他国家统治精英集团的陌生程度之大，是超乎想象的。美国先天的流民社会结构以及没有当家人的典型特征，它对人类宗亲体系和统绪传承的天然拒斥，它在情感价值上的无序堆砌及其无组织化的结构蔓延，它的一神教和自然神论的信仰构成，它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多样性、超然性以及青春期的亢奋特征，伴随它深入血液和灵魂中的唯一神性、自然神思想以及反“圣三一”的群体基因，这些因素共同定义了美国。它像一个大祭司，向全世界宣讲光辉绚烂的神的国度，却不理解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的基本运作；它像一个冰冷的学者，口口声声讲着公理正义，却缺乏一个普通人心智的同理心；它像一个草莽英雄，不惧投机冒险，却小事瞎忙活，大事没能力，更没有一个传统社会普通家长所拥有的历史眼光和伸缩本能；它像一个大号的独生子，幻想中的弥赛亚降世，为神的预言而战，勇猛无敌，却在追求高尚目标的过程中，常常忽略了道德世界的复杂性与现实世界的险恶性，更难奢望它能懂得包容与迁就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需要跳出通过研究谁当政来研究美国的惯性，把时间轴拉长来观察、预判和应对美国。美国杂糅了流民社会、一神性崇拜、无神论、暴发户气质、浪漫主义、科学主义、现实主义的全部特征，它的情绪和行为由投机性、情感冲动、无敌幻想、盲目自信以及随意组合的操作机制所构成。我们不仅要准确认识美国政治脆弱性的特征及其根源，还要在意识形态层面保持对美国流民身份群体的防范，警惕其不断鼓吹的所谓“规范性理论”的诓骗，避免以此来规划政治上的所谓科学化进程。

我们还需要破除对美国宪法体系的迷信。美国宪法机制有其能力上的天花板，它在内部无法处理犹太人问题，在外部无法处理涉及帝国的事项。面对一个对国家大事没有驾驭能力的无主之国，一个缺乏统一矢量的散装系统，一个以天选之子自居却毫无人类普通心智和同理心的政治群体，一个极富冒险精神和武装能力却丝毫没有补救意识的流动军团，未来不可预估的失控、发疯可能会成为某种常态。全球注定要面对这样一个拥有实力的堂吉诃德，任何劝诫都将变得苍白无力。未来十年，在必定要持续周旋的策略下，一定要放弃某种幻想。或许，在美国尚未被自己释放的精神和力量反噬之前，世界已经为它付出了毁灭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