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矿探脉行万里
——记矿床地质学家和矿产地质勘查专家常印佛
我一生中有两个驱动，一个是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一个是探索科学的好奇心和兴趣。
——常印佛
图片选自网络
1931年7月6日，常印佛出生于泰兴城南大街174号。1946年被中大附中录取，3年后考入清华大学，学习地质专业。
毕业后，常印佛来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做矿床地质调查工作。登上南下的火车至铜陵，成为321地质队的一员。他被派到工地负责两台钻井的岩芯编录工作，对钻取上来的岩芯进行地质编录和取样。与同事一起，在青石山开展地质普查，做槽探、坑探，填制地质图。把考察的地质信息填写在地图上，一边填图，一边跑路线，一边找矿。
野地工作的辛苦是实打实的。天气寒冷，早晨出去，衣服穿太少会冻着，穿多了赶路流汗，风一吹更冷。出发时，他们用饭盒装好馒头和菜当午饭，每天4个很小的馒头。有时会到当地老乡家里，烧一些热水喝。食物不多，他们翻山越岭、路途迢迢，时常感到饥肠辘辘、体力不支。中午先吃两个馒头，等跑完大半路线快返回时，再吃剩下的两个，补充体力，支撑剩下的路程。一天下来，他们通常要走四五十里山路。野外调查还会面临一些危险，深沟陡崖暂且不说，当时山区人口少，野生动物多，豹子、长蛇出没，也给地质人员的安全带来威胁，所以常印佛他们还要学习基本的野外生存技能，背包里总带着蛇药、止血膏和纱布等。
完整的《安徽铜陵铜官山铜矿地质勘探报告》于1955年5月底编成，经矿山开采证实，报告中所圈定的矿体形态、产状及矿石质量等，均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为我国铜矿事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地质资料。找矿探脉，不远万里，常印佛的科研报国之路，由此驶入主车道。
321地质队在完成铜官山铜矿勘探工作后几年，到狮子山做详细普查。常印佛继续组织勘查，经两年工作，证实东、西狮子山两处矿床均为有工业价值的铜矿床，并相继转入勘探。为提高效率，提升勘探工作质量，队上组建常印佛为核心的精干的坑探地质组，进行系统编录和取样工作。常印佛独立主持编写《安徽铜陵狮子山铜矿床最终地质勘探报告》，矿山采掘业投产后，成为铜陵冶炼基地重点矿山之一。在常印佛等地质人的艰苦努力下，长江中下游作为一片蕴藏巨量资源的区域已然呈现。
常印佛曾有10年援外经历，任务是“老本行”——负责勘查铜矿。到越南后，他的具体任务是帮助查明老街地区的铜矿资源。常印佛担任援越老街铜矿专家组组长。越南工作地山丘起伏、灌木丛生，岩石和矿体裸露地表可见者极少，很不利于野外观察。常印佛他们为调查测试岩石、地层、矿体走向，填制地质图件，只有顺着河溪，追踪流水切割侵蚀显出的“露头”，即岩石、矿体露出地表部分。他们时不时在溪水中遇到蚂蟥，生活上也很艰苦，气候炎热，蚊子很多，他们住的是竹篱茅舍，设备简陋。伙食多是玉米、竹笋，偶有荤菜。比恶劣环境更让人担心的是战争阴影。当时美国正扩大越南战争规模，对越南北方连续实施飞机轰炸。有一次他去河内，午夜时分乘坐轮渡渡江，突然美机临空，警报骤起，大家纷纷就近找掩体隐蔽。在战争阴影和恶劣环境里，常印佛抓紧工作，经历了诸多艰辛，克服了许多困难，也收获颇丰。援越地质专家组于1968年6月编写好铜矿勘探报告，圆满完成援助任务。
1978年，地质部成立规划院，开展全国性成矿区划工作，常印佛负责安徽省成矿区划。“科学的春天”来了，随之而来的是常印佛的事业之春。1979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光荣地出席了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1979年9月，常印佛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赴京出席表彰大会。
常印佛把更多精力投入科研工作。1980年 11月，地质部即下达长江中下游成矿区成矿远景区划任务。常印佛担任项目总负责人。1984年末，作为该项目成果的《长江中下游铜铁硫金（多金属）成矿带成矿远景区划》初稿完成，并通过验收。慢工出细活，在坚持质量第一的前提下，该项目于1988年获地质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常印佛为第一获奖人。以此为基础，1991年，常印佛的学术专著《长江中下游铜铁成矿带》由地质出版社出版。1991年11月，经地学部讨论投票，常印佛顺利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3年后，常印佛成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晚年的常印佛受邀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校兼职，参与高等人才的培养。
附常印佛院士年谱：
1931年7月6日出生于江苏泰兴
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同年被分配到铜陵321地质队
1960年任铜陵321地质队总工程师
1978年任安徽省地质局副总工程师
1980年任安徽省地质局副局长
1982年任安徽省地质局总工程师
1988年任安徽省地矿局高级监察员
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94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2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院长。
2024年4月27日去世。
本文由黄震从《泰兴院士》一书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