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南箐邱家大坡:曾经的书香仕宦门第

2024-11-20 18:10   广东  

南箐邱家大坡:

曾经的书香仕宦门第

翟显长∣文


从清朝到民国,在南箐邱家大坡——今七星关区鸭池镇干龙潭社区第六第七居民组,曾有一个五六代人多位优等秀才两举人三知县一县知事(民国时期知县)的书香仕宦门第。后来毕节城城隍庙附近邱学慎、邱学怡等所居住的四合院“邱家龙门”,就是三知县中最后一位邱宝森创修的。

1.举人知县邱世俊

按1988年付梓成书的族谱序文表述,该支邱姓人祖籍河南,后迁福建邵武建宁县。明末清初,该支来黔始祖邱起凤被封为“宣武将军”(武职绿营从四品),随军进入贵州作战,几年后阵殁于大定(今大方县),葬在城墙门外。据康熙十九年(1680)“岁在庚申五月吉日”所立墓碑碑志记载,邱起凤妻刘氏,育有邱琳、邱琏二子,其余不详。邱起凤弟弟邱起鹏,墓葬与兄长毗邻,也有邱珑、邱瑾二子。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岁在癸卯十一月吉时”所立“皇清待赠邱公讳珑府君”及“邱母李老孺人”墓碑上,尚载“世”字辈孝男1人,“文”字辈孝孙5人,“自”字辈孝曾孙11人。邱琳、邱琏、邱珑、邱瑾的子孙,后来散居到毕节多地。这一族邱姓人,应该是以“起玉世文自”为前五代派行。
        
“邱家大坡”原名“花椒田”,坐落于今天的鸭池镇核桃社区一组“邱家桥”往左前方200米位置。在来黔第二代时,该支邱氏族人已从大定迁居南箐。2013年3月成书的《南箐学校志》,在第五章《放飞希望》第一节《名人录》中,有对“邱勘琳”(上文“邱琳”)的记述:“邱勘琳,字员美,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十月月二十四日生,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逝世。以世俊官河南宝丰县知县,诰封文林郎,南箐五里七知县之一。”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表述,笔者试改补如下:“邱琳,字员美,康熙三十四年(1695)农历10月24日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逝世。以子世俊官河南宝丰知县,诰封‘文林郎’。邱世俊,南箐‘五里七知县’之一。”

举人知县邱世俊姐弟都出生在南箐。南箐邱家与长春堡王官屯“三代举人知县”的翟家是姻亲,一份“钦取景山官学教习第二十一名”翟德观(翟翔仪第三子)的木刻字《齿录》,进一步为我们揭开了谜底——“祖讳察伦:乾隆乙酉科经魁,历任广东鹤山、遂溪县知县,署澳门同知,敕授文林郎;祖母氏邱,乾隆庚寅科举人、原任河南宝丰县知县邱世俊公胞姊,敕封孺人。”2017年编纂成书的《滇黔翟氏宗谱》第三卷内,对翟察伦妻、翟德观祖母、邱世俊胞姊介绍如下:“邱氏:雍正戊申(1728)十月初七戌时生于南箐,嘉庆丁卯年(1807)十二月初六日子时王官屯卒,享年79岁……生二子四女……”邱氏所生长子翟翔仪,翟翔仪次子翟奎观,也是举人知县。

关于邱世俊,《大定府志·俊民志一》记载乾隆庚寅(1770年)科举人情况时,有简介:“大定增生,官宝丰知县。”同治、光绪两版《毕节县志》中对邱世俊的相关记载,一曰“大定学增生,官宝丰知县”,一曰“大定学,官宝丰知县”,几乎如出一辙。邱世俊考取秀才增生时,学籍还在大方,则三处记载一致。

一份由“大学士暂署吏部尚书事务”庆桂(1737—1816,大学士尹继善第四子,谥文恪,乾隆年间朝廷重臣、名臣,此时暂代吏部最高长官)领衔,“刘权之”(1739—1819,湖南长沙人,纪晓岚门生,由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升任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亦为“责任者”,题为“遵旨议准河南省题请邱世俊署理宝丰县知县事”,则明确告诉我们邱世俊被朝廷任命为宝丰县知县的具体时间——“嘉庆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此时距邱世俊考中举人已将近30年。很有可能,在这二三十年中,邱世俊还有多次进京参加会试却屡试不第,曾任过训导、教谕等学官,后来在举人“大挑”后以“一等”荣任知县等曲折经历,可惜其族人提供的家谱资料中,只有这么一点令人费解的模糊信息:“五世祖考讳文熊,号臣,随官河南宝丰知县任职来大定学科举人。”这也是一个有问题的表述,笔者又试着适当改补:“四世祖考讳文熊,号臣,随父官河南宝丰知县任职。父讳世俊,来自大定学,科举举人。”

笔者又“百度”了一下“宝丰知县邱世俊”,竟然有意外收获:山西中医药大学原医古文教研室主任贾治中教授,曾于1998年5月在《中华戏曲》第21辑中刊载《古典科普文学创作的巅峰》一文,里面不仅有邱世俊在宝丰任职情况记载,还有邱世俊为药性剧《药会图》所写序文。据贾教授引述,道光十七年(1837)《宝丰县志·职官卷》内,有这样的记载:邱世俊,贵州大定府庚寅科举人,嘉庆四年(1899)任河南宝丰县知县,至嘉庆六年(1801)任期届满;嘉庆九年(1804)夏,《药会图》作者、山西人郭秀升,曾在“汴省公寓与原任宝丰知县邱公谈及《草木春秋》”,于是有了署名“黔南邱世俊”的《药会图》序言。贾教授据道光十九年(1839)《药会图》抄本所录邱世俊所作序言,全文如下:

医之一道,甚难言也。医者,意也,必得心领神会,方能应手。而药性之补泻寒热,功表滑涩,种种不一,更得深识其性,然后可以随我调度。故用药譬之行兵,奇正变化,神明莫测。晋之郭子秀升先生,儒医也。穷极《问》,阐抉《灵枢》,而居心慈祥,人品端方,非市井者俦。余与订交,不殊金兰。其暇谱有传奇一则,乃群药所会。余阅之,不胜佩服,遂观其首曰《药会图》,要之非游戏也。实在使诸药之寒热攻补,简而甚明,则显而易学。业仁术者果会心于此,庶于医道不无小补云。

“由《药会图》的序言可知,郭秀升是位儒医,与邱世俊为故交……在创作《药会图》之前,郭氏与邱氏曾探讨过《草木春秋演义》,感叹其只有药名,没有讲药性,认为应该加以改进,让中药药性有所体现,以达到科普的效果。”(《贾治中:清代药性剧是中医药科普创举》)贾治中教授根据邱世俊这篇序文和郭氏自序,否决了当时学术界认为《草木篇》系《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所作的观点。现在相关资料这样介绍:《药会图》,清郭季(字子升)撰,成书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用拟人手法将470余种药物编成章回小说,共十回。

在宝丰县任职期间,邱世俊曾布置衙役抓捕试图起事的白莲教徒。陈伟超相关文章中有如下一段:“嘉庆五年(1800),刘之协(1740—1800,时白莲教首领)与徒弟商量之后,预备起事。宝丰境内的白莲教徒的活跃动作,被一名叫做王远志的乡绅探到,遂赶到郏县与乡绅郭久醇商量,最后决定由王远志到宝丰县向知县邱世俊告发。邱世俊随即布置衙役进行抓捕行动,宝丰的教徒被捕多人。”

老人珍藏的匾牌

2.邱文熙与邱文薰

原来的南箐邱家大坡,除一个大四合院——“龙门”外,就是六立五间一栋大瓦房。估计老房子为邱世俊及其父辈修建,而邱文熙及其后裔,在老房子之外另修了这座气派非凡的“龙门”。

在“毕节二区南箐”邱氏族谱中,“文”字代有12人,其中有两个人的记载值得注意:“邱公讳文薰、妣邱母张氏:生子钟(应作繁体字“锺”)华”;“邱公讳文熙,号明园,妣金氏……大定学,嘉庆六年(辛)酉科,安徽太湖知县。”在同治、光绪两版《毕节县志》中,相关记载为:“邱文熙,大定学。嘉庆六年辛酉科(拔贡)”;“附贡生邱文薰继妻张氏,抚子锺华成立,抚孙宝森举人。”这位张氏,是继妻而不是元配,还是同治九年(1870)旌表的一名“节妇”。

没有族谱资料表明邱世俊与邱文熙、邱文薰之间的亲子关系。但从同住邱家大坡一个“龙门”——四合院可以推断,邱文熊、邱文熙、邱文薰之间,至少应是亲堂兄弟。两代人出了一位举人,一个秀才“拔贡”,一个秀才“附贡生”,前两位还是知县,再加上张氏这个受到官府表彰的“节妇”,南箐邱家大坡的这个书香仕宦门第,在当时的毕节,肯定望重乡闾。

而在“文”字代10余人中,“拔贡”邱文熙最为著名。“拔贡”是清代的一种人才选拔的制度:初定6年一次, 乾隆七年改为每12年(逢酉岁)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秀才),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同时,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毕节百花山“杨家公馆”的创修者杨佩芝,与邱文熙同科拔贡,以州判就职四川,成功转饷雷波,被提拔为知县;道光乙酉(1825年)科拔贡刘晸昌,朝考补七品小京官,后人称其为“刘京官”。能够从如过江之鲫的秀才中脱颖而出,不考举人进士就平步青云成为知县,足见邱文熙“文行”之优异。

就在邱文熙考取拔贡的同一年——嘉庆六年(1801)冬月良辰吉日,贵州两位正二品地方大员——时任贵州巡抚孙某、提督贵州学政周某,联名为邱文熙立匾,书赠“瓊英绍德”4个擘窠大字,款识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提督軍務加五級孫  提督貴州全省學院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检討加五級周  爲  辛酉拔貢邱文熙立  嘉慶陸年仲冬月穀旦”,后来就一直高悬于四合院正房堂屋门楣正中。

用手机“百度”了一下“太湖知县邱文熙”,很快便有如下信息:嘉庆十一年(1806),附贡生出身的太湖名贤李声浩,向时任知县邱文熙汇报了“金井寺塔”年久失修的情况;得到邱文熙的大力支持,李声浩会同当地当地乡绅、工匠共同擘画,在城东成功修竣该名胜古迹,并作《重修古金井新建“溪汇亭”碑记》述其本末。据《太湖县志》内记载,嘉庆十四年(1809),邱文熙曾在县署稍东熙湖书院隔壁修建了“范铁巷公馆”,“与照壁一道四重,有门有厨有堂,有后堂。堂左右有序,堂后有小院,共计有屋12间”。据甘长川《先生真是鲁灵光:王大枢其人其事》一文记述:“嘉庆十九年(1814),王大枢对全书进行了认真修订,由知县邱文熙(作者自注:字明园,贵州大定府拔贡)及相与帮助筹资刻印,仍沿用最初《西征录》的名称。”据吴观景文章《岁月沧桑话周弄》记述,嘉庆二十一年(1816),太湖周学相元配甘氏八十寿庆,“邑侯”邱文熙曾书“萱堂徽脉”4字寄祝。再据吴朗《洗尽铅华始识君:探寻新仓章家上门族史和家风》文中记述,邱文熙曾延请寒士章纯到熙湖书院,与其通宵畅谈,对他叹赏有加:“章纯,字林皋,庠生,少失怙。甘贫力学以养母。性耿介,不受人怜。尝值雪深数尺,几不举火;有袖金以赠者,见纯谈笑自若,逡巡不敢出其金。县令邱文熙闻而重之,延至书院,谈竟夕,有‘真贫士真端士’之叹。乡人赠送一块‘儒林天心’匾额,至今尚存。”

综上所述,从1806年到1816年,邱文熙一直担任太湖知县,发展当地文化教育,倡导社会公序良俗,结交资助名贤寒士,是有一定贡献的。据《南箐学校志》191—192页记述,任太湖知县后,邱文熙又回到京城,在皇宫里写了3年的屏对,真、草、隶、篆样样都好;嘉庆皇帝曾赐其印章一枚,上刻“翰墨满皇宫”字样……在鸭池镇核桃村的“乡愁馆”里,那几块从邱家四合院老房子里“抢救”出来的字板中,可能也有拔贡知县邱文熙的“墨宝”!

如果没有《毕节县志》中关于“节妇”张氏的记载,邱文薰这个附贡生,还有他那个叫做“邱锺华”的儿子,恐怕就会湮没无闻了。这条记载才让我们知道,他们是举人知县邱宝森的祖父和父亲。

老人和他的老屋

3.邱宝森、邱学慎、邱学怡

按照《毕节县志·节妇》相关表述,邱文薰及其嫡妻都逝世较早,其继妻张氏含辛茹苦,不仅养育儿子邱锺华使其成人自立,还将孙子邱宝森抚育成为举人。2022年2月,《毕节试验区》杂志记者程红、刘继明发表《毕节南箐诗人邱宝森及其<敬一斋诗集>——兼谈邱宝森与黎汝谦、余昭的交往》,钩沉索隐,言之有据,记述了邱宝森、邱学慎、邱学怡三父子的大致情况。而学慎、学怡两兄弟的居宅——位于今司法路和广惠路交界处“城隍庙”附近的“邱家龙门”,早已荡然无存。

笔者综合程红、刘继明二位的文章,还有《南箐学校志》中的相关记述,整理出一份邱宝森的生平简历——

邱宝森(1836—1896),又名邱宝丰,谱名邱宝楠,号松樵(亦写作“乔”),别号“弦村渔者”,书斋名“敬一”,有《敬一斋诗集》等传世,惜未付梓,幸好《南箐学校志》中,录有其诗作《莲花》七绝4首、《夔州府》七律2首、五古《长坂怀古》1首、《朱仙镇怀古》七律一首。邱宝森18岁就到林口大户康家塾馆教书,得以认识彝族诗人余昭及其毕节诗友,彼此亲密往还,“把酒论诗者十余年”。同治八年己巳(1869),邱宝森参加乡试,考取举人。到京城会试落第后,邱宝森曾到四川叙永一带执教。1877年,邱宝森曾从四川回到贵州,后来进京参加吏部铨选。《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记载:“邱宝森,贵州大定府毕节县举人,年四十九岁。由拣选知县‘因剿办苗匪迭克城池出力’保奏,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二十八日奉旨著以知县,不论双单月即选并赏加同知衔。此今(1884年正月)签掣广东潮州府大埔县知县缺。”1873年秋就已因军功授知县、同知(副知府),1884年初春才补缺任实职,邱宝森的仕途之艰辛坎坷,想一想都让人觉得辛酸。在大埔县任职十余年后,邱宝森于1896年奉檄代理琼山县知县,上任不满两个月即因病去世。

在“死友”(交情笃厚,至死不相负的朋友)黎汝谦(出身遵义世代书香之家,“西南巨儒”莫友芝外甥,著名外交家黎庶昌侄子,举人,曾随黎庶昌出使日本并任领事等)所作《夷牢溪庐文钞·卷三·邱松乔<敬一斋诗钞>序》中,高度评价这位知交好友:“吾友邱君松乔,少年勤学,生于仕宦之族,习闻诗礼之风,于四始(《国风》《小雅》《大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风、雅、颂、赋、比、兴)之奥,盖尝究心。中年饱经世乱,流离奔走,备极忧虞。晚岁筮仕粤东,又憔悴凄清,抑塞而不显。凡境之所遇,目之所遭,心之所感,有不能自遏者,一寓于诗,所以志其生平者甚备。去年夏,松乔奉檄署琼山县事……乃松乔到官,不逾月而病,病不逾月而卒……松乔将赴官,出其诗三册,嘱余删订。余未及展读,而凶闻忽至。呜呼!余其忍负死友之托哉?榇归有日,乃略为去取,付其次子学怡奉而藏之,需异日梓以问世,并附入黔人诗选,以答死友之情。松乔名宝森,贵州毕节人,由己巳举人,军功保举,选授广东大埔知县,廉直伉爽,一介不苟,有古君子风焉。”

  “光绪癸巳(1893年)夏六月”,邱宝森寓居广州期间,应余邃初书信请托,为其父余昭诗集《大山诗草》作序。读以下文字,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邱宝森与余昭父子的交情,还可以知道余昭(1827—1890,字子懋)、康炳堂(廪生,能文善书,通历代史,著有《四石山房诗集》)、谭咸棻(字荷生,工诗画,著有《七十二峰草堂诗集》)、邱宝森诗歌“四友”“邮筒往来,极一时唱酬之乐”的亲密交往,还有曾任黔西知州吴嵩梁(1766—1834,号兰雪,举人,曾任内阁中书等。清代江西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有“江南才子”“诗佛”美誉)“三分珠光,七分剑气”诗论对余昭的影响:“予初不识君。咸丰甲寅(1854年),馆于康氏。秋间,君由戚里归到馆时,月明满地,相见欢甚。谈论至夜分,即赋七古一章,有句云:‘今夕我行万山中,抱将明月走花骢。放月在天我入室,月我同君一笑逢。’兴会飙举,有睥睨一世之概!由此时时相过从,把酒论诗者十余年。君强记博闻,才情豪放,每一落笔洋洋洒洒,不喜为选体。尝云:‘诗须自我作,故若依样葫芦,优孟衣冠,有何趣味?’平生喜吴兰雪‘珠光剑气’之论,故集中得意之作,往往近是。维时同邑康君炳堂、谭君荷生皆以诗相友,邮筒往来,极一时唱酬之乐……同治己巳(1869年),予膺乡荐入都,下第后就馆蜀中,与君益阔别。丁丑(1877年),予自蜀归省,幸复见君。而予亦不久去蜀,继而谒选京师,铨官东粤,遂不复与君相见矣。光绪庚寅(1890年),君以寿终于家。其明年春,哲嗣邃初兄谋刻君诗集,以书来粤索序于予。嗟乎!予自一行作吏,即究心律令诸书,不复为诗酒风流,而君则高卧山林,啸歌自适,春秋愈高,学问愈邃,其进境岂犹是予少壮时所获见者,予何堪以叙君。顾闻君两孙(余若煌、余达父兄弟),同时入邑庠(考取秀才),邃初世兄不惟能读父书,且善继述,以予为老友,藉一词述其梗概。值予今夏解任回省,侨寓羊城,因述曩时(先前时候)闻君所论,及与君离合之故,以复邃初。至君之诗,其品格为盛唐诸老耶?为元祐诸公耶?抑为前明七子耶?他日必有人论定之者。予一人之言,何足以为君重。光绪癸巳夏六月,同邑邱宝森撰。”邱宝森特别认同余昭“强记博闻,才情豪放,每一落笔洋洋洒洒,不喜为选体(旧称仿南朝梁萧统《文选》所选诗歌风格体制所写的作品)”的崇尚自我独出机杼,激赏其晚年“高卧山林,啸歌自适,春秋愈高,学问愈邃”的人生境界,认为他的诗歌有或“盛唐诸老”或北宋元祐年间诸公或明朝“前七子”的气息底蕴!

余昭在诗作长篇七古《中秋夜纪事》前序曰:“甲寅(余昭27岁)秋,余赴郡远归。是日走百里,乘月色造炳堂庐,漏初转矣。入则邱松樵先在焉。松樵与予神交,未谋面也。相得甚欢,共酌月下。予未来时,二君觉岑寂,欲乘月访谭荷生。盖明知荷生甚远,故作此幻想,而心中如有人见访,正不知其人。闻予至各喜,谈至更尽而寝。次日是处市期也,醒时已日中人集。余以此景足惜,为诗纪之。”与余昭一起继承余家驹家学衣钵的大屯庄园主人余珍,则作诗《藉怀炳堂、荷生兼寄子懋》,表达对“四友”的思念、爱慕、嫉妒、“恨”:滇之东北黔西方,中有诗人谭与康。

益来邱君鼎足三,得家子懋而交彰。

为耕为读为渔樵,四美具成聚一乡。

叹我僻处在一隅,遥遥徒劳引颈望。

幸喜高轩曾过我,慰我寂寞情殊长。

为叹十日奈离何,别来今四易星霜。

望雁渺渺鱼沉沉,依然山水空苍苍。

欲卜为邻作不孤,缩地终无费长房!

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阳节,举人诗人、松山书院主讲杨绂章召集“松山吟社”同人在龙蟠山梓潼阁旁“东壁轩”雅集,其弟子邱学慎、邱学怡、罗廷珍、刘焕南、杨汝侁、杨楙林、邱颐龄、糜洁绪、路承鋆、阮寅、欧阳铨、张世康、刘树棠、赵薰、瓦光禄、杨榆林等17人与会。酒宴结束,15人分别以苏诗《九日》为题赋诗唱和,得和苏诗近50首,后被其收录整理为《重九同人和苏集》。1897年,绂章先生曾收集1892—1897年书院生童毕节近百人的优秀诗文262篇(首),辑成《松山课士录》。在1995年刊行的《毕节县教育志》的相关章节一份目录中,笔者查到了“优廪生”邱学慎的5赋4文:《钟子期听伯牙鼓琴赋》《韩魏公报四客赏金缠腰赋》《相如回车避廉颇赋》《虬髯客赋》《樊迟请学》《拟李善进<文选>表》及《前题》2篇;“廪生”邱学怡,有《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赋》一篇。

邱学慎,字养叔,早年求学于毕节“松山书院”,后肄业于严修(1860—1929,进士、翰林,曾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因创办南开中学大学而被誉为“南开校父”,曾资助周总理赴法勤工俭学;录取周培棻、周素园兄弟为贡生)在贵阳创办的“学古书院”。据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内记载,邱学慎曾“以其父诗稿四册求作序”——兄弟都很关心父亲诗集的编辑出版。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邱学慎欲东渡日本留学,却因故未遂,后到广西为官,先后任全州巡检、灵川县知事,1915年2月因公遘疾,在任上病故。邱学慎与海子街周氏系姻亲,是周素园二姐周培蕙的丈夫。

邱学怡是举人李学泮(1844—1908,李仲群祖父,1898年大挑一等成为广东候补知县,1801年破格擢任中山土司厘居总办,1903年返家办家塾,1906年在毕节文庙内创办高、初两级小学堂)的早期弟子。1898年,李学泮从镇雄凤山书院辞职返毕,是邱学怡等门人“共劝北上,且代为筹资”,才促使老师最后一次去京城参加“大挑”。不仅如此,这位颇具诗学修养的高徒,还在认真“拜读”后点评过老师1899年农历七月十四、十五、十六3天在广东所作咏马同题五言8韵古体诗,评语依次为:“‘顾视’清高,气清稳!”“气象峥嵘,意态雄杰,结句尤见抱负。第九句从对面写出‘待’字精神,可谓神妙直到秋毫颠矣!”“前诗雄壮,此诗超脱,可谓各擅胜场矣!”

老屋中疑似古代刻字雕版

4.邱诵棻及其他

《南箐学校志》里,还多次提到一个叫“邱诵棻”当地名人:“邱诵棻,文秀才,南箐邱家大坡人。南箐保国民学校(“文昌阁”校点)前期(从1942年起任)校长。民国18年(1929)任朱昌区区长。”在2002年6月刊行的《世纪伴侣——葛天回、赵韵芬合传及纪念文集》正文第—6页,还记载了这位前清秀才更早的从教经历,却误把他的科举功名写作“举人”:1906年,毕节商界领袖葛亮曾出钱恢复叔父、养父、恩师葛子惠进士在考中举人后所办家塾,聘举人赵庆安、吴士普、邱诵棻等为师,兴办‘淑范小学堂’于毕节文庙(今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学生为葛氏家族及亲友子女,一共12人。在“淑范小学堂”课堂上,邱诵棻老师曾宣讲过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革命思想,让葛天回、赵韵芬、萧吉人等男女学生深受教育……

估计连邱诵棻老师自己都没有想到,这12名学生后来个个成器成材,就笔者所知举例:葛天回(1897—1977),刑部陕西司主事葛亮维进士次子,父亲早逝后随养父葛亮曾到上海就读于名校“南洋中学”,毕业后考取交通大学唐山学校,获土木工程科学士学位,成为毕节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大学生、第一个工程师、第一个大学教授,毕节私立弘毅中学8年办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贵阳黔灵公园“解放贵州革命烈士纪念碑”的设计者,是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全省全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葛天回的妻子赵韵芬(1898—2001),毕节葛氏外疡科第七代传承人,退休前是贵阳南明区医院中医外疡科的创建人和主治名医,“国医大师”刘尚义为其嫡传弟子;葛天回、赵韵芬的表弟萧吉人(1899—1952),1920年考入贵州公立政法大学堂,毕业后曾被委任为镇远县、清溪县县长。回到毕节后,萧吉人曾任专署秘书、教育局长、师范学校校长、县中校长等职,倡议创办了今天的毕节五小(原“蜀益”小学)、六小(原“豫章小学”)和毕节私立弘毅中学等……

“净椅明窗好读书,居然吾已爱吾庐。谈古论今浑闲事,哪管庭前草不除?”《南箐学校志》中,不仅有邱诵棻的这首“无题”诗,还有根据其学生背诵记录下来的《绿林豪客劝》,文采斐然,幽默诙谐,妙趣横生。笔者稍微调整部分字句,录其最后一段:“今劝尔等这班愚顽,以前车之覆,作后车之鉴,痛改前非,慎思将来。宜当革面洗心,立改旧过;要知回头是岸,早做好人。苦做苦吃,学农家安处无惊;勤往勤来,学商贾动财有益。永为善良百姓,能起爱国之心;正直乡里令民,无愧兴家子弟。岂不善哉?事所往也。是为劝。”

很可惜,笔者手头没有太多资料,虽然邱传棻也出生于邱家大坡,却无法弄清他与邱世俊、邱文熙、邱宝森的具体家族传承关系。

今年8月16日上午,笔者有幸同友人谢华、谢明宗、张茂一起,在鸭池镇核桃社区“乡愁馆”里看到了“琼英绍德”这件珍贵文物,大字行楷风骨俊爽,小字正楷一笔不苟,真让人叹为观止。

同大木匾一起陈列在“乡愁馆”里的,还有几块据说是从茅厕板里找出来的木板:一块从右到左反写“朝若  門前月提”等两行字,边上一行行草字,我们认了半天,一无所获;另一块木板上正刻有“生行樂髙歌飮酒傳籌……深絜垠耶秀……禽鳥先鳴……大石錯……”等字,估计是房主自己的诗作手迹木雕;还有一块从上到下刻了“鄭康成飮酒三百杯”——“郑康成”,不是东汉的大学者郑玄吗?我赶紧在手机上输入这7个字,“百度”了一下,原来这是一副经典对联的下联,全联联语为:

郭林宗藏书五千卷;郑康成饮酒三百杯。

上下联都各有典故。“林宗”是郭泰的表字。郭泰(128—169),东汉时期名士。唐初虞世南所编《北堂书钞》卷101“藏书”类注引《郭林宗传》记载,郭泰“家有藏书五千余卷”,桃李满天下,其中有才俊之士六十余人。郑玄(127—200),字康成,东汉末年经学家,一代大儒。郑玄擅长饮酒——《世说新语·文学》“郑玄在马融门下”刘孝标注引《郑玄别传》:“袁绍辟玄,及去,饯之城东。欲玄必醉,会者三百余人,皆离席奉觞。自旦及暮,度玄饮三百余杯,而温克之容,终日无怠。”

因为邱文熙酷爱书法且以书法知名,估计“乡愁馆”里的这几件刻有文字的文物,是他退休返乡后的自娱遣兴之作。


作者简介

翟显长:毕节二中语文教师,贵州省作协会员。1991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文系对外汉语专业,从事高中语文教学30余年。业余致力于毕节地方文史研究,已发表文章逾百万字,编纂出版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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