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场考试时,学子翻看“策论”的考题,惊讶地发现,这次考试的题目有些不一样。明清时期,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在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科举“真题”合集,1603年福建的这道乡试题就记录在茅维辑录的《皇明策衡》第二十一卷
“敬授者稽天,疆理者条地,士戴堪而履舆,通天地人而曰儒……吾欲引经术之微,课历算之奥渺,寻经济之实,砭‘统’‘志’之膏肓,意其间多可商订者。令益精益备,蔚为不朽,亦一代快事也。奚若而可窥平子之宪,操子云之缇,夫闽殆有人矣。”
用白话解读大意就是:儒家讲天地人“三才”,人居于天地之中,应该通晓天文地理。中国古籍中有许多与天文、地理相关的文献,但各种文献相互之间的说法有矛盾,相互混淆,请考生对其做一番综述。从古至今,在天文、地理和历法方面,前人做了许多工作,本朝在历法方面用的是“大统历”,地理方面用“一统志”,但实际使用起来还有许多值得商榷和订正的地方。如果福建的学子能有志于在天文、地理方面深入研究,像张衡一样写出天文著作《灵宪》,像写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的扬雄一样通晓外国语言,那真是出人才呀。
就古代科举考题而言,这一道题目出得着实偏门,也非常的“开放式”。因为自科举考试在隋唐兴起,经两宋发展,越来越偏重考察知识精英的伦理道德、修养品格等。沿至明代,科举考试继承宋代考察经义、实用文体写作和策论三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考察四书五经的“经义”。相对而言,“策论”的考察范围虽然相对灵活,但囿于重道轻术的价值取向,较少像1603年这一年的乡试考题般,涉及专业技术领域的。尽管冷门少见,这道考题也颇具现实意义。天文历法专业技术对于历代朝廷的统治非常重要。因为正如“天子”“奉天承运”等耳熟能详的词语所表明的那样,古代的观念认为,皇帝(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上天的授予,天地之间是风调雨顺还是灾害频频都是“天意”的表达;编订历法、授时则是确立正朔的举动。因此,观测天象是一窥天机的技术,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部门来主管这些事务。不过,正如考题所述,明代所用历法——“大统历”经常出现错误,对朝廷的统治造成了负面影响。中国古代官员夜观天象(AI生成)但细读起来,这道题还有点怪。在结尾处,考题希望学子能像张衡一样在天文学方面有所突破,这句好懂。可为什么提到通晓外国语言呢?主考官为什么会对学子提出这样的期望?这就不得不说到这道题的出题人——本次奉旨前来福建主持乡试的主考官、时任工部营缮司员外郎的李之藻。李之藻像(图源网络)李之藻与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徐光启一样,都是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人士陆续前往中国探访,其中成功在北京定居下来的第一人,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努力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著作,改换儒服,拉开了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序幕。李之藻和徐光启都是利玛窦的朋友,他们都从利玛窦那里了解了欧洲天文、地理、算数和几何等科学知识和技术,并敏锐地察觉到利玛窦介绍的测量仪器、计算方法等新知识可以为国家服务。为了学习几何测量的方法,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等作品,并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为中西交流指明了“译介—学习—超越”的路径。而李之藻更是翻译的实践家,自从他结识了利玛窦,很快就合作编译了中国现存最早有完整经纬线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之后20多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译书籍,涵盖了数学、天文学、宇宙学等领域。即便到了老年,一目失明,一目模糊,李之藻依然关心“现在有何新书”“现在何书可译”。 坤舆万国全图 168×382cm 南京博物院藏或许是因为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与爱好,李之藻将福建这次乡试当成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另辟蹊径地出了这道“策论”考题。甚至,他还觉得这样做不能完全明确表达自己的意图,又亲自撰写了一篇主司程文(可以理解成如今的高考范文),来进一步加以强调。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撰写了专业的天文和地理知识,还鼓励学子应该树立志向,投身科学技术的研究。我们知道,在科举考试发展起来以后,参加科举的学子与负责这一届考试的官员之间默认具有了师生关系。在考试结束后,学子可以登门向出卷的官员请教,官员也有可能在道德和术业方面给予指导。由于这道冷门的考题实在“开放”,学子的答案“人人殊”(五花八门,每个人都不一样)。乡试结束后,闽地学子纷纷登门向李之藻求教。李之藻当然非常乐意,他耐心地将学到的西方天文、地理知识向学子一一演示讲解,听者无不佩服。我们不知道有哪些福建考生受到李之藻的感召,从此走上科学技术研究的道路。不过,我们的确知道,有一位从福建漳州走出的官员——郑怀魁因为这道考题与李之藻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郑怀魁,字辂思,别号心葵,福建龙溪(今漳州)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时任户部河南司郎中。他还是当时福建著名的诗人,与蒋孟育、高克正、林茂桂、王志远、张燮、陈翼飞并称“七才子”。据《(雍正)处州府志》载:“(怀魁)博综闳深,明爽恺悌,淹贯经史百家,驱策古文选体,矢口成文,古雅藻丽”,是博学多才的知识精英。尤为难得的是,郑怀魁特别重视实用性学问,而不喜欢泛泛而论、夸夸其谈。他的代表作《海赋》体现了这种特征,整篇文章仅3000余字,但体制颇为宏大,是一篇古代海洋文学的代表性佳作。从郑怀魁所著的《海赋》能够看出,随着人们对海运、海洋贸易等认识的越来越深入,“海赋”这一主题的创作逐渐脱离其传统的神话色彩,而愈来愈趋于现实和经世的功用。全文中,他介绍了当时东南海疆的海防形势,列举了数目众多的海产名物,还如实叙述了现实事件中的过程和细节。文中所述,与万历年间史料记载都可以一一验证。郑怀魁同样关注明代的天文历法问题,这位传统士子一开始对利玛窦和他的新知识比较审慎。不过,福建乡试的考题和学子的反应传到了郑怀魁耳朵里,他决定亲身验证李之藻推崇的新知识是否真的能够说服他。这年的九月初一,他前往拜访李之藻。当时,李之藻正利用在福建公干的空闲时间,使用他自己制作的通宪平仪进行天文观测。在李之藻的演示下,郑怀魁大开眼界:“既示予测晷器,如汉铜鉴,上刻辰度灿然,是日为季秋月朔,于闽省测得日躔某宿某度,至今可覆说也。”显然,他被说服了。四年之后,李之藻带着一部新作品来到郑怀魁任职的处州(今浙江丽水)拜访,郑怀魁欣然为这部作品作序,并支持李之藻在当地出版。它就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天文仪器及早期画法几何知识的著作——《浑盖通宪图说》。《浑盖通宪图说》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天文仪器及早期画法几何知识的著作因为与李之藻的交往,郑怀魁积极向同事、朋友介绍他学到的天文知识。郑怀魁与福建漳浦县(今东山)人黄道周是好友,一日,郑怀魁兴致勃勃地拿出仪器向黄道周展示日晷的观测新方法,还介绍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比如北极星在北极的天顶、南半球太阳的影子指向南方等等。这让黄道周“悔恨不食也,夜持竹几坐中庭,如此者两年之间二三百日,乃知南北中分、阴阳赢缩之说,以非观察(指郑怀魁)授我诬也”。有趣的是,黄道周虽然在郑怀魁的启发下努力钻研天文历法,但他并没有就此完全接纳新知识。他深信中国传统的“易”与天文历法紧密相连,“易”“历”应该融为一体。黄道周试图采用“调和”的方式,找到一条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接入科学技术的新路径。他还认为:“泰西以测候为工,中原以理数为主。测候之工,存乎器;理数之主,近乎道。”西方文化是器物层面的,而中国文化追求的是道。早在明末他就能有这样的认识,可见思想上的敏锐。让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头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福建乡试的这道考题,是李之藻对舟楫天下、开放包容的福建人有独特的期待,还是看作一种历史的偶然呢?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有答案。不过,深受海洋文化精神浸润的福建人,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似乎回应了他的期待。因为有许许多多福建人,在科学技术创新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本文刊载于福建日报9月13日第7版,原题《一道科举考题的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