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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乃明代集气节、文章、功业于一身的第一完人。其所处的时代，新旧交替，思想纷争，他上下求索、历经“百死千难”而终成一代大儒。
他高扬良知学说，大谈知行合一，以期收拾人心，重整道德，纵观其一生行迹，无不在警醒世人，应在事上磨练、在行中论道、在担当中收获人生价值。
“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这是王阳明特别深入人心的一句话。
王阳明认为，人应该通过经历各种事情磨练自己，才能立足沉稳，才能达到“无论动还是静，都能保持心中沉定”的境界。
这个在事上磨的功夫是很多人的瓶颈。很多事情想得虽好，说起来也一套一套的，但最后却不了了之。问题在于想的不去做，想做做不了，越做不了越想得多，最后只能靠空想麻痹自己。王阳明当年常被问，他的学说和佛家的禅宗有什么区别？王阳明用一句话就堵住了这些人的嘴：我尤其主张的是要去事上磨练，而不是像木鸡一样只是坐在那里空想；道理都在心中，积极的心态才能成就大事。后来，王阳明又提出“知行合一”——知道的事情必须要到做事中检验，只有做事才能证明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了，否则“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后来又提出了“致良知”，也就是凭良知去做事，一个有良知的人，肯定是个能做事的人。总之，王阳明主张，做事是最靠谱的修炼，入世做事才是人生最好的修行法门。这是因为，如果心不静而躁动，这些躁动就会在做事时被充分地激发出来。而要把事情做完、做好，就势必要尽量调伏自己的心、耐住自己的性子。而这，正是对心性的最好磨砺。通过事上磨、心上觉，去除私欲、省察克己，让内心明亮清澈如镜，物来顺应，过而不着，就能修得如如不动的强大内心。凡人眼中，工作是工作，修行是修行。工作是为了糊口，与其有关的词汇是：乏味、机械、劳累等，充满了俗气；而修行是高大上的，它遁离世俗，空灵超脱。所以很多人修行时，刻意跑去古庙佛寺，一味静坐，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所谓修行圣地。这种修行方式在王阳明看来就是“着相”了，矫揉造作，为了修行而修行。他认为，一个人若是刻意远离尘俗、寻求清静，反而容易滋长散漫虚妄。只在无事时养静，缺少具体事上切切实实的磨练，很难做好真正的修养，这样的修行就像空中楼阁，经不起现实境遇的考验。所以王阳明从不劝人脱离工作去修行。人心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人必须在事上磨练，在事上用功才会有帮助。若只爱静，遇事就会慌乱，始终不会有进步。那静的功夫，表面看是收敛，实际上却是放纵沉沦。事情是要面对的，人是要在事上磨的，逃避是永远没有出息的。王阳明生长在书香门第，看似是个儒雅的文人，却能在战场上挥斥方遒，百战不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阳明不读死书。他少年时期对军事战阵产生兴趣，便苦读兵法，几乎看遍了所有的兵书战策。还勤加练习骑马射箭，甚至专门跑去塞外，进行实地考察。每当领悟新的战法，他还会用果核进行“实战演练”，排兵布阵，通过实际的方式去领悟兵书中的策略智慧。同时，王阳明还将先贤智慧融入到军事策略中。通过内审、内视、内炼“人欲”，对敌制敌，或是攻其不备，或用奇兵夜袭，或是围而不打，这些战术，都是建立在王阳明对“人欲”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所以总能切中敌人要害。正是这样思想与实践的结合精神，才为他后来的用兵如神奠定了基础。所以真功夫一定来自事上磨练，不是作壁上观，更不是坐而论道。抛开事物去修行，反而会处处落空，领悟不了心学的真谛。12岁的懵懂少年王阳明发出“学为圣贤”壮志时，或许他并不真切知道成圣之路到底有多少坎坷，可少年时代埋下的种子、萌发的志向，其实便是一种为国家、为社会效力的担当，王阳明用自己一生所做之事来书写这种担当与修行。所以，他15岁时便有前往居庸关考察“虏情”的行动，向当朝皇帝上书自己对边关防务的见解；在兵部主事的任上，敢于直斥时弊，虽然因此得罪权贵，受廷杖、下诏狱，贬谪龙场。却在“绝境”之地贵州龙场积极应对生存困境，大力投身教育事业，并在水西安氏土司观望少数民族叛乱之际，挺身而出，致信安氏，晓以利害，成功化解了一场可以预见边疆叛乱，处处彰显儒家君子品格。古训有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为人担不起大事，经不起磨练，也就无法成为一个敢担当、有能力的人，无法实现被世人所认可的人生价值。一个人做事是否靠谱，这在平常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遭遇利害、经历重大变故、遭受屈辱磨难这些考验人性的时刻，才能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坚守初心并为之努力付出。所以越是到了紧要关头，就越是要下功夫，就越是要讲担当作为。人生遭遇骤变打击之时，能做到方寸不乱，需要的是大智慧。真正的智者不会在挫折中沉寂，而是把艰难困苦当作磨练心性、超越自我的大好机会，在苦难中成就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