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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看，虽然美国对中国科技“卡脖子”置顶的是芯片，格局是高科技，但真正竞争的底层逻辑是不同国家科技生态体系的竞争：一、相对而言，美国的高科技生态是借助先发优势，通过逐步演进和内生发展，形成以强大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在上、应用科学和实用技术在下的倒金字塔型结构。众所周知，从科研到产业化创新的生态循环上，美国有着压倒性优势，引领科技型创新，缺点则是科学研究过于开放，以致在“人才脱钩”的政策下，美国缺乏新一轮人才涌入，疫情之后，研究生和国际学者数量显著下降。二、中国的高科技生态则是基础研究薄弱而应用繁荣的金字塔型结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基础研究并不是最紧迫的事情，工业化才是王道。所以过往几十年，中国应用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甩开了基础科学，这极大地助力中国经济发展。但发展到今天，中国仍未形成完善的创新生态格局：不仅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供给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而且金融资本的逐利诉求与科技创新的长期高风险属性天然背离。此外，政府行为与企业创新的断裂，以致科创园“扎堆”同质化，缺乏集聚效应。一是美国需要动员多少个国家才能有效地对中国进行技术围堵。如果只需要动员三五个国家，这应该还在美国的能力范围内；如果需要动员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国家，短期美国可能占优，但长期很难有效持续——美国需要动员的国家数量越大，就为中国打破围堵留下了越多的选择和机会。除非美国能对相关国家提供足够的利益补偿，否则会招致不小的利益损失。如配合美国却招致韩国芯片“雪崩”后，韩国宣称“或暂停与美的芯片方面合作”。二是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的选择，即中国通过展现自身的开放性、发生庞大消费市场的吸引力与议价能力，与他国进行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等反制方式发挥影响。毕竟，中国如今不仅是世界工厂、巨大市场，还是研发沃土、创新源泉，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科技合作的空间更广、需求更大、利益更契合。显然，这不是两国的单打独斗，更是看谁的外部性更强，谁的凝聚力更强。综上，中美科技竞争正进入全政府、全社会融合的国力竞争时代。在这场竞争中，美国并不占据绝对优势，中国也并非弱势。而技术演进的逻辑决定了中美科技竞争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这也就决定了，中美科技竞争并不能简单地分出一个胜负，而是陷入较长时期的僵持：短期看是技术的比拼，在贴身肉搏下呈现出“技术脱钩”与“精准挂钩”并行不悖。中美科技进入长期竞争共存的阶段，竞争为主，合作为辅。在此背景下，无论是技术还是产业层面，中美双方都面临“脱钩”带来的损失。未来美国极可能采取“精准脱钩”和“精准挂钩”的策略，即选出特定的战略技术领域，增强脱钩和挂钩的精准度，力争在国家安全、经济收益和技术优势上取得平衡。尽管拜登政府尚未完全确定“脱钩”的边界，但在芯片及其制造设备、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和产品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挂钩”的领域基本上限定在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中长期看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与硬件的较量，长期看则是两国的科技创新生态之间的竞争。原因在于，基础研究决定了一国在原创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它能诞生多少原始创新，当“原始创新”不断滚雪球壮大，后面的应用和开发研究也会随之壮大。如此一来，美国短期内凭借高科技优势占优，但也因受困于“高等技术陷阱”而技术发展前景缓慢，最终“因小失大”，反倒倒逼中国科技崛起的进程加速5—10年。一如剑桥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发布名为《伟大的竞争：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的较量》的报告，对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竞争进行了分析与预测。结论是，中国将会赢得技术竞赛。在此过程中，“中国科技超越美国”“中国持续落后于美国”“中美齐头并进”的局面在各个细分领域同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