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
云儿去了哪里
我想知道
风儿在说什么
……」
连绵的盘山路中，一抹玫红色的身影走向我们。
走近了才发现，她的衣服是不合身的，好久没洗已经有硬块了，
她的书包是松垮的，但她脸上的笑容是纯真、健康的。
这是纪录片《出路》中的第一个镜头，也是我见到她的第一面。
这里是甘肃野鹊沟，步行是山路里最便捷的交通方式。
玫红色的身影，在望不到尽头的山路和大把飞扬的黄土中前行。
她是马百娟。
大山里出生，大山里生活，同时好奇着大山外的世界。
她每天步行几十公里的目的地是一所山脚下的小学，加上老师不过七人。
语文老师教识字，数学老师教算数，没有英语老师。
剩下的五个学生中，马百娟年纪最大，12岁了，但仍然念着小学二年级。
课堂上，老师用夹杂着乡音的普通话，读着那些落后的课文。
名为《好奇》，一遍又一遍，讲述牛顿发现苹果的故事。
隔壁一年级的教室里，数学老师在试图让孩子们理解为什么4-3=1。
课间，孩子们的娱乐活动是在教室外的水泥地上拍皮球或者玩石子。
偶尔，老师还会带着孩子们到户外，面对着光秃秃的大山，让他们用铅笔画出各自心里彩色的世界。
放学了，马百娟要赶到田里，帮着父母运输已经成熟的糜谷秸秆。
还要牵着两头同样背满重物的毛驴下一个几乎垂直的陡坡，又得爬几公里陡坡，才能到平路上。
到家后的马百娟也不停歇地承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
从井里打水、喂猪、生火，做饭。
娴熟的让人忘记她也才是个12岁的孩子。
一家人住在窑洞里，晚餐吃着清汤寡水的面食，就着一碟黑黢黢的咸菜。
而早餐，倒一碗水，然后把馍馍（当地的面食）放在水里泡一泡。
2008年，他们全家一年的开销不超过50元。
吃完早餐，天刚擦亮，马百娟又得走十几里的山路去上学。
日复一日。
不变的还有那件玫红色外套和她脸上的笑容。
一眼望去没有人烟的黄土高坡上，蜿蜒陡峭的小路，留下的是马百娟去上学的身影。
她有很多憧憬，也很想去尝试。
她一直说自己上完小学后，要上初中。
她坐在山头上，她带着浓重的口音骄傲地念着她的作文：
「我以后要去北京上大学，然后给别人打工，每个月挣一千块钱；
买面，因为家里的面不够吃，再买一些油……」
因为无法想象，所以这是她最具体的梦想了。
马百娟很爱学习，也很喜欢上学。
她每天都要大声朗读课文。
「我有一盒彩色的铅笔，我要用它画明天的理想
我画节满面包的大树，为了永远消灭饥荒
我要画小朋友长上翅膀，为了在广阔的天空飞翔
……」
上半部分拍摄快结束了，导演组临走前，马百娟的语文老师教了新的课文，叫《我的家乡真好》：
「过去我的家乡 套着毛驴车去集市上赶集
现在柏油马路上 车辆穿梭 人来人往
好一派热闹景象
过去的孩子 在学校里
由于缺乏桌凳 所以只好站着写字读书
现在变成宽阔的足球场
足球场周围有很多人围观
足球场外，楼房林立，鳞次节（栉）比……」
最后的镜头扫过飞扬着黄沙的土操场、没有一座楼房的大土坡，耳边传来的是老师念错的lín cì jié bǐ。
再见到马百娟，是三年后。
她不合身的玫红色大衣不见了，她从大山的窑洞里搬出来了。
搬进了宁夏镇上一栋有玻璃窗的砖房里。
导演组开始下半部分拍摄的那天，他们正好在收拾新家。
这是她父亲省吃俭用，加上政府补贴才盖起来的房子。
导演问父亲会不会想念老家。
他坚定地摇了摇头，说：
「不想老家，老家把我苦怕了，也饿怕了，一点不想。」
马百娟站在透光玻璃窗前，不知道在思考什么，久久不肯挪动脚步。
这次搬家，马百娟的表哥也来了，他从镇上的陶瓷厂里辞职了。
表哥回来也不算偶然，得了病却无钱医治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在陶瓷厂进行高强度的工作。
另外，表哥还要带马百娟去初中办理退学手续。
甚至没有手续，只需要跟老师打个招呼，这个孩子以后不来上学了。
老师明白退学并非马百娟所愿，所以在进行最后的挽留，表哥的拒绝也很直白：
「我们家条件困难，马百娟不是读书的料，我想让她不学了，出去打工。」
此时的马百娟倚着学校的大铁门，不敢进去。
却用眼睛往里看，尽是羡慕的光。
知道摄像机拍到，又急忙背过身去，羞涩而对不存在的未来充满渴望。
没有学上的马百娟开始去县城里找工作。
她想去酒店打工，做服务员，但是年龄不够，也没有工作经验。
人事经理问她年龄这么小，为什么不上学了？
她只腼腆一笑，没有说话。
她还想再争取些机会，哪怕在酒店帮忙扫地，但大堂经理告诉她：
「一个是你年龄不够，再一个现在都是铺地毯，都没有地可以扫；
就算在前台，也需要会操作电脑。」
马百娟带着遗憾站转载街头小巷，留给镜头一个失落的背景。
她扭扭捏捏地回了家，和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孕妇们说着家长里短。
马百娟的父亲坐在一旁跟导演解释：
「我的想法是，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
多少念一点，能用就行了
女娃娃就找个对象，靠着女婿，就是这么个出路
再也没有别的出路。」
后来，导演想继续拍摄的时候，马百娟的父亲强行制止了。
而他提出的要求也是咄咄逼人：
「我都打听过了你们是私人拍摄，早知道你们是私人拍摄，给我十万我也不干。
现在你们如果不拿出2万元的费用，就不让再拍，赶紧走；
给不了两万元，你就不要纠缠。」
碎碎叨叨，夹杂着咒骂。
关于马百娟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她母亲出面关上了那栋新房的大门。
在纪录片的结尾，出现了一行字：
2014年5月，马百娟嫁给了她表哥，这一年，她16岁。
至此，纪录片结束。
作品上映后，不少人追问马百娟的后续，导演说，有位加拿大人看到了马百娟的境遇想资助她继续念书，
可因为马百娟的家人都不会讲普通话，且不会办银行卡，最终无果。
马百娟后来去了他表哥之前的工作的陶瓷厂上班了。
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关于马百娟的任何消息。
马百娟消失了吗？
不，马百娟一直都在。
在活着。
有不少人质疑马百娟为什么不努力走出大山；
又或者苛责马百娟父亲的迂腐……
最后都化作一句惋惜，或者同情，同情她在16岁即嫁为人妻。
但是对马百娟来说，面前的大山不是她努力就能迈出去的。
以旁观者的身份代入，我们往往以为能对抗这种现实，实际上真的无计可施。
比起同情，他们更需要尊重。
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为他们架登云梯、登上群山之巅的人。
最后，这部势单力薄、体量也不大的纪录片，或许撼动不了什么现实问题。
但至少让许多人都看到了他们的存在，看到山区有许多孩子，他们会在作文里写下：
「我想去北京读大学！每个月挣一千块钱！」
无声的呐喊，于纸上回响，于我们的心上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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