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创新：苏联体制的致命缺陷

文摘 2024-11-24 21:00 北京

作者：郭春生来源：游学大家谈

20世纪70年代，正是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对苏联来说，这个时期却是发展停顿、在停滞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的时期。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体制存在着重大问题，这种体制不仅缺乏现代创新的鼓励机制，而且全面抑制社会的创新活动。

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了著名苏联史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叶书宗先生的新作《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对 1964 年到 1982 年的苏联历史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这是我国研究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史的最新最全面的著作。这部著作对该时期苏联体制的阐释为我们了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障碍机制提供了最权威的范本。

笔者 2009 年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勃列日涅夫18年》一书，现在又喜见叶书宗教授几近同名的著作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几位同行推荐我给叶教授的著作写一篇评论，我仔细研读了叶教授的《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发现我们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基本看法绝大部分是一致的，但叶教授的著作还有许多新的特点。考虑再三，我决定还是以论文的形式向读者展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历史的最重要特征，既表示高度赞同和赞赏叶教授的研究，表达与叶教授几近相同的历史观点，同时也算是对叶教授大作的一篇评论吧！

创新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环境不是越来越宽松，而是越来越紧张和压抑。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政治体制，既没有完全恢复斯大林时期的政治高压，但同时也否定了赫鲁晓夫时期政治改革的方向。赫鲁晓夫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其中不乏为社会松绑、释放社会活力的改革措施。但是，赫鲁晓夫的政治改革确实给苏联政治带来了不小的震荡，引起一部分人对他的反对，尤其是赫鲁晓夫的干部政策使得干部的地位很不稳定，这导致干部队伍中的许多人对他不满，结果，赫鲁晓夫被一场“宫廷政变”搞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吸取了“教训”，采取措施竭力稳定干部队伍，以求得干部队伍对他的支持。“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这是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苏斯洛夫提出的重要思想，它被勃列日涅夫奉为至宝并将它使用到了极致。但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干部政策具有明显的因噎废食的味道，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政策来说显然是矫枉过正，“勃列日涅夫甚至以在他领导时期所有地方干部通常没有任何变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为荣”。1966 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定期更换干部队伍的规定。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中，从未进行过裁减冗员、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

勃列日涅夫的干部政策对社会创新的影响在于，长期安稳地坐在自己位置上的各级干部，既没有竞争的危机，也没有权力的制约，同时也没有了工作的动力。在工作中，他们的原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即使不能升迁，也可以稳稳地长期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由此，他们对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的工作也采取维持现状的原则。改革和创新必然要求变更原来的工作状态并力求脱颖而出；再者，改革和创新都不是能保证立竿见影甚至会出现暂时的错误，给工作造成短期的损失。所有这些都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干部不能容忍的，这样，“沿着改革道路前进的任何尝试、独立经营、独立思维的任何萌芽，都遭到无情扼杀”。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还不断加强和完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依托这种体制，各级干部更在其所辖区域和部门有了绝对权力，他们保守的工作方针也得以更全面彻底地贯彻下去。

勃列日涅夫对原本就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又进行了多方面的加强，其主要弊端包括：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状况日益严重，以中央部门的垂直领导取代原来的赫鲁晓夫时期的地区领导，苏维埃不能发挥实质作用，等等。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重要特征就是社会的国家化，使国家的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行政性国家’延伸和扩展为一种‘行政性社会’”，“整个社会的国家化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国家权力关系对社会的渗透及其对其他社会关系的代替，行政关系也就成为一种对社会进行协调与控制的在较大范围内唯一起作用的关系”。

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像要求各级行政部门一样对社会下达各种指令和指标，为社会活动的各个环节规定行为的标准。这种状况形成了对社会的严重束缚，与现代科技革命的要求严重背离，因为科技革命要求社会高度灵活和自由，发挥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团体的积极主动性，从而激发出一项项科技发明与创造。但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却为每个人、每个社会团体的行为规定了行为的标准和准则，同时也为他们规定了行为的步骤；这样，社会的每一个行动都要得到行政机关的批准，就使它本应有的生机勃勃的能动力和创造活力被压制，人们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科技发明和创造自然很难在这样的社会中酝酿和产生出来。

《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一书在第四章“党政一体的苏共及其危机”中集中论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状况。书中肯定赫鲁晓夫时期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希望在政治改革方面也有所动作，赫鲁晓夫也考虑到“苏共作为长期实行一D执政的国家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但是，“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在党政一体的体制方面，使一些实际上已经存在的做法成为苏联的不成文法，成为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法中之法。这些做法有：党内政治生活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选拔任命制、全党组织等级制。这些不成文做法的制度化、凝固化，使苏共彻底地走向其创建时的初衷的悖论”。叶教授的这段话概括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的最核心特征：对于党政一体、高度集中的苏联政治体制，从赫鲁晓夫时期的尝试性改革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拒绝改革并将这一体制凝固化、制度化。其引起的消极后果传导到苏联社会之中，必然严重压制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在经济上，勃列日涅夫时期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了极致，严重束缚着企业发明和创新的手脚。首先，进入20世纪 70 年代，苏联停止了经济体制改革，这与勃列日涅夫的执政有直接关系。勃列日涅夫最大的弱点是：“几乎完全缺乏经济知识；他思想保守、墨守传统；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因为他不会对权力各方构成威胁，所以他成了权力各方妥协的产物，这也成为他顺利当选第一书记的重要原因。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勃列日涅夫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将为更强有力的领导人所代替。但是，出乎这些人的预料，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能手，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上。”经过短短几年的经营，到 70 年代初他便建立了个人集权政治。而勃列日涅夫的个人作风也随着他权力的集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柯西金是经济改革的代表人物，而勃列日涅夫因循保守，因此，“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决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更重要的是改革与保守的斗争”。早在 1965 年，勃列日涅夫就对柯西金的改革心存疑虑。在 9 月份的中央全会上，柯西金做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并成为全会决议，由此开始了经济改革。但是，勃列日涅夫在会后却不断地为改革泼冷水，他针对柯西金说：“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谁又懂得这个？需要更好地工作，这样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反映了勃列日涅夫对“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消极反对态度。在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勃列日涅夫等人对改革的态度由消极反对转变为积极反对，“当捷克斯洛伐克更新社会的群众运动赋予社会主义以‘第二种气息’——利用商品关系的尝试，当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因此而十分惊惧时，1968 年‘布拉格之春’后苏联的改革就被大大压制了”。

从本质上说，勃列日涅夫并不懂得苏联经济改革的实质，他只是肤浅地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将和“布拉格之春”一样，把苏联引向混乱和“市场社会主义”。所以，在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等人的支持下，开始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将其定为反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时间，苏联报刊充斥着反对改革的文章，对柯西金等经济改革派形成了巨大压力。“改革是被各部门和主管部门的指令扼杀了。”这当然也对。但是问题在于，勃列日涅夫本人对改革既不了解其实质，也没有给予支持。他在党的工作者中以及在他的亲信中间，完全公开地表示蔑视改革，蔑视柯西金本人。柯西金则沉重地承受着这一切，看来，他疲倦了，开始屈服了，在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把那些十分清楚的问题也从部长会议的日程上取消了，不进行讨论，说“必须和勃列日涅夫商量商量”。因为勃列日涅夫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使得保守势力占了上风，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宣告失败。

苏联总理柯西金

“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意味着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逐步恢复。在这种体制下，国家行政权力仍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而本应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生产企业却处在被动的受支配的地位，企业按照国家计划来生产，产品由国家收回，企业生产活动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完成国家计划，别无它求，因此，企业的一切活动以不妨碍完成国家计划为原则。勃列日涅夫时期企业生产的状况与生产创新行为严重背离，因为要创新就需要打破原来的生产计划，就需要国家计划供给之外的新原料、新设备，这些都有耽误完成国家计划的危险，所以任何一个企业都不愿冒这种风险。再者，工人的报酬和企业的利润只与完成计划的情况挂钩，而与新技术发明和新产品的开发利用毫无联系，同样的道理，为保证稳定的报酬和利润，工人和企业都没有兴趣进行这种发明和开发活动。最后，在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企业面对的是国家而不是市场，它们的产品按计划交给国家，这些产品无论市场需求与否都不影响企业的销路，所以企业就没有市场的压力，没有竞争的威胁，他们当然也就不去搞什么创新，没有动力去进行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

还需要指出，苏联的科研与生产体制的设置也不利于创新活动。在苏联，生产单位与科研单位之间是分开设置的，科研单位也是按照国家的计划“订货”来完成科研任务，具体这些科研成果怎样被利用，那是国家的事情，不关科研单位的事。这样，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都没有积极性，而是由国家这个中间环节来完成。可想而知，在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行政机关的主导下，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道路会有多么漫长！这一时期，苏联一项科研成果从研发到投入生产平均周期为10—12年，同期的美国为5 年，日本只有3年。这样，一项本来先进的科研成果等到真正投入生产领域时往往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了。

叶教授的著作第二章和第三章集中论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问题。在第二章“农业生产的苦难历程”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最终回到了斯大林的农业发展道路上来。这条道路远离市场，使得投入和产出之间严重失衡。”第三章“拒绝市场的僵化经济运行机制”则详细地论述了新经济体制改革被终止的过程，作者认为新经济体制改革是到了70 年代中期无声无息地消失的，它是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的阻挠下走向失败的，叶教授讽之为“‘勃列日涅夫式’的安乐死”！对新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惋惜之情溢于笔墨之间。此章的第三节即是专门论述苏联与第三次科技革命问题，作者总结了苏联科技研究的三个特点，其一是国家机关通过行政命令手段统一管理和指挥全国的科研工作；其二是投入大、产出少，科研成本高昂；其三是把主要人力、物力都集中于国防与军事科学技术研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三个特点，使得“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苏联不仅无所作为，甚至游离于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大潮之外”。作者总结道：“苏联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落伍，是斯大林模式缺乏竞争力、丧失生命力的表现之一。”结合本文的主题和前面的论述，笔者也认为，苏联的科技体制不利于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发挥，是导致苏联游离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叶教授和我同时引用了一条史料，即勃列日涅夫嘲讽柯西金改革的那段话，只是我们所引用的俄文资料来源不同，我们在翻译上也有小的差异。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示我与叶教授有相同的认识，同时也说明这条史料在俄文文献中流传广泛。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化体制也抑制了社会的创新活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他的保守风格在思想文化领域充分地表露出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巨大震荡，勃列日涅夫只看到其中不利的一面却没有分析其中的合理因素，上台不久即试图恢复斯大林的名誉。由于“布拉格之春”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不同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斯大林模式的重要突破。在出兵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后，勃列日涅夫等人便加快了恢复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步伐。在他们看来，类似“布拉格之春”式的改革是祸水，是洪水猛兽，它偏离社会主义，会将国家引向资本主义的轨道。一时之间，在苏联领导人中保守思潮甚嚣尘上，“斯大林分子马上想方设法利用这个业已形成的形势，开始了他们大肆活动的一年”。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69 年是斯大林诞辰 90 周年，苏共领导安排了多项纪念活动（后因东欧一些国家的反对而大部分取消），纪念斯大林的文章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报刊上，克里姆林宫墙下的斯大林纪念雕像也正式揭幕。

理论上的教条化和宣传上的形式化盛行起来。在意识形态宣传中，“改革”竟成了一个忌讳的词语。在70年代苏联官方的文件中，“改革”一词销声匿迹，只是在一般的学术性文献中，这一词语才零星出现。早在1967年10 月庆祝十月革命 50 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就指出“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由此提出了他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刚刚提出时，在苏联理论界和社会上尚反响不大。但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之后，随着勃列日涅夫权力地位的加强和对改革事物进行恐吓的需要，在理论界迅速掀起了宣传“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浪潮。所谓“发达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就是完美的社会主义，是不需要改革和改进的社会主义。

较之赫鲁晓夫的“二十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是向苏联实际的贴近，但它离苏联真正的社会发展现实仍有很大的差距，理论和实际仍是严重脱节和背离的。因此，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实际就成了反对改革思潮的鼓噪。在 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重申了这一理论。1977 年，又将“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正式载入宪法。70 年代，宣传诠释这一理论的文章专著成千上万，意识形态中保守的空谈之风盛行，“骇人听闻的空谈之风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他的’九卷文集充斥着这种空谈”。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的思想文化领域走向全面保守，几乎在科学文化的所有领域，都向着斯大林时期的老路回转。1969 年 3 月，苏中央几位意识形态领导人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一批历史学家背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原理；1970 年，代表改革思潮的《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迫辞职……

《勃列日涅夫的十八年》一书在第五章“苏联社会的人本主义潜流”中着重论述了思想文化问题。作者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三位持不同政见者作为人本主义思想代表进行介绍，他们是梅德维杰夫、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作者认为：“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苏共党内依靠斯大林模式而生存的僵化势力，竭力把黑幕重新捂紧，维护斯大林模式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刚刚呼吸到由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而透露进来了的一丝新鲜空气的人，也担心因此而被重新窒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局势，激发了这一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潮。叶教授的分析如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联的思想文化状况，只是能够敢于站出来冲破窒息空气的毕竟只是麦德维杰夫等少数人，并且他们也因此受到了种种迫害。由此不难看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思想文化气氛确实压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进而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明和创新。

如果说在苏联官方竭力压制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活跃的思想活动的话，那就只能是民族主义了。叶教授在著作第六章“积怨深重的民族关系”中论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民族问题，指出这一时期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保守之风使得人们只能按照官方所允许的方式和划定的界限来思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科学争论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本是灵动的、活跃的思想活动被遏制。在思想活动已按照既定的模式进行的时候，一切脱离这一模式的思想行为都被视为离经叛道，其后果则是思想的创造和创新被完全禁止。没有创新的思想活动，当然也就没有行动上的创新行为。理论创新的缺乏是导致苏联70年代停滞状况的重要原因。

领导人认为民族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但事实上民族主义却成了苏联官方竭力压制却又压制不住的社会政治思潮，这一时期存在着车臣问题等一系列民族问题的死结。后来的历史剧变也证明，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大力宣扬的“苏联人民”这个“新的历史共同体”实际上只是块粉饰太平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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