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黄精神的时代意义(第一篇)

民生   2024-11-12 16:14   天津  



论袁黄精神的时代意义(第一篇)

张殿成


辞世四百年后,袁黄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这不仅在于他不朽的名作《了凡四训》、在于全球近百个各类袁黄研究会、在于他传世的数十种多学科著作,还不仅在于他作为世上具名善书著作的“第一人”,而更在于袁黄人格上的“真精神”,在于他立德立功立言的大丈夫、真君子本色,在于他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世人所知的袁黄,一般都会由《了凡四训》而生发出一个有着很深佛学造诣的居士形象,还知道袁黄是一个刚正不阿的清官,一个著述颇丰的学者,同时还是一个大善仁者,这固然都是对的,但通过《宝坻政书》更深入地走进袁黄,我们可以看到袁黄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将知与行、将儒家的仁爱与佛家的慈悲完满结合的代表,是一个真真正正大写的人!

在宝坻主政的五年,袁黄表现出了作为封建时代官员修身律己爱国爱民所能做到的最高境界,成为官员和士民的楷模。

高尚道德的不懈追求

尚德,是古来正直知识分子最高的人生境界追求。对于袁黄这样一个有着儒释道多重文化背景的读书人而言,追求高尚的道德甚至就是他虔诚的宗教。

通常,高尚的道德表现在改过和扬善两个方面。

从改过的方面说,古语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又道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早年坎坷的袁黄也曾犯有过错,一些被袁黄后来称为的过或大过,其实大多也只是“上帝都能原谅”的年轻时的过犯,即使如此,日后袁黄曾多次忏悔这些“过失”。来宝坻后,袁黄将不得已的如陪客宴饮这样的官场应酬行为都定为己过,甚至将百姓受水旱之灾亦揽为己责,每每深切检讨自己的不足,真诚进行反省,这些都显示出袁黄对自己品德上纤毫瑕疵的不宽容,更表现出他追求圆满道德的坚定与彻底。

就封建官员而言,道德的内涵无疑也具有今天我们所说的政治标准,那就是忠君爱国爱民。

无疑,袁黄是忠君的,他时时谨守着一个封建地方官员“政治”上的本分。他的爱国是炽热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明朝内政和御外的强烈关注和积极参与上。青年时代为了近距离了解倭寇的海上战术和抗倭水战情况,热血学子的袁黄竟冒着生命危险登上战船,实地进行海战考察,之后结合自己的军事知识,总结出适宜的器械战具与水战战术。为探究抗击倭寇和关外“鞑虏”的入侵,身为“布衣”的袁黄还曾只身北上,考察名将戚继光的战阵技法和“鞑虏”集结、进兵及侵入关内所经路线的地形地势,并结合古来的兵家理论和历史经验,对戚继光的阵法进行改进,分别拟制了抗倭和抗击“鞑虏”的具体战略战术,上报给有司。袁黄日后得以擢升为兵部主事,正是由于这些积累写出抗敌策论被评为朝野第一。

还要特别说明的是:任知县后,他得知倭寇早年曾侵入宝坻境内,便认真查勘宝坻所濒海域和陆地防卫情况,对时属宝坻的塘儿沽(今塘沽)和草头沽(今直沽)两处边防甚忧虑,并警示外敌由此入侵会给京师带来的巨大危险,从海况、滩头、堤岸、墩台、炮台、救援等多方面提出布防改进建议。历史也证实了袁黄的预见:晚清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正是突破直沽海防进入津京,才使得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融媒记者:姜启迪

编辑:赵刘伟

复审:吕海滨

终审:郭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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