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博物馆的“取经路”：《西游记》皮影背后的故事

《77街的神龛》，作者：薛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

“却说他师徒四众，了悟真如，顿开尘锁，自跳出性海流沙，浑无挂碍，径投大路西来。历遍了青山绿水，看不尽野草闲花。”

这是《西游记》第二十三回的开篇，唐僧收了沙悟净，稳渡流沙河后，师徒四人向西而行。这大概也是取经数万里路途中，最为平凡的时刻。这样的一幕，定格在了博物馆二楼亚洲民族学馆（Hall of Asian Peoples）的中国展柜里。在“中国戏剧”的标题下面，有一只画框撑起的幕布，后面放了数只皮影，由灯光从幕后映射出轮廓：孙悟空从林中腾空而起，跃到最前面开路，唐僧牵着白马，猪八戒和沙悟净紧随其后。

1902年，伯托徳·劳弗（Berthold Laufer）把他从北京收来的皮影托助手寄往纽约，收件人是此次中国远征的策划人、也是劳弗敬若兄长的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现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厅里的这几只皮影，便是劳弗当年的收藏。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民族学展厅中陈列的中国器物，本书作者摄（2023年）。

1898年12月10日，西班牙签署了《巴黎条约》，把菲律宾群岛让给了美国。这让美国对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兴趣大大增加。此前，纽约就已经有不少商人在东亚进行投资开发和频繁的贸易活动。随着美国势力的蔓延，更多的资本家、传教士、藏家和探险家对着东亚蠢蠢欲动。杰瑟普北太平洋远征（1897-1902）还在进行时，博厄斯就嗅到了时局的复杂气息。彼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基本没有什么亚洲藏品。杰瑟普远征中，在西伯利亚一带考察的队伍带回来的也仅仅是北方原住民的收藏。因为博厄斯一直想要把东亚文化囊括进他的人类学研究框架，他把美国对亚洲的兴趣视为自己的一个契机。但同时，他也感受到时间的紧迫——在他眼中，东亚的“传统”文化正迅速被西方人带来的铁轨、工厂与教堂侵噬。杰瑟普远征还未结束，博厄斯就开始四处为博物馆寻觅东亚收藏。

1899年秋天，博厄斯在纽约的一个教会宣传展上发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传教士们从中国带回来的五花八门的物件儿。博厄斯立刻建议自然历史博物馆买下教会的这一整批收藏。因为用不着博物馆自己大动干戈去亚洲考察，馆长杰瑟普欣然出钱做成了这笔买卖。在教会的展览结束后，这批收藏于1900年春天被搬进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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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当时猎奇式或带着东方主义情结的收藏方式，“尊重”是博厄斯策划中国收藏的基调之一，这也是他人类学思想发展的必然。在给馆长杰瑟普的信中，博厄斯这样阐述他进行中国远征和收藏的意义：“…为了展现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中国人高度发达的技术，他们毕生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强大的社会纽带……我们还希望让（西方）公众更加尊重中国文明的成就。”但博厄斯很清楚，仅凭自己的文化相对论绝对无法打动纽约富豪的钱包。博厄斯投其所好，十分圆滑地向东亚委员会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开发活动，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符合美国在亚洲的商业和外交利益，而由他策划的中国远征恰恰能够填补纽约资本家知识储备的空白。博厄斯还不失时机地暗示，欧洲已经建立起了实力雄厚的亚洲研究传统，美国在这个时候应该迎头赶上；由他主导的亚洲研究，还能够让美国其他文化机构——比如，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向来的“劲敌”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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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茗，人类学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研究员。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2014年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研究关注物质文化、博物馆人类学、社会变迁等主题，长期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从事热贡唐卡艺术和唐卡艺人的研究。学术研究之外，担任纪录片导演、策展人、非虚构撰稿人。

彼岸，也许和劳弗想象的不太一样。

就像纽约，彼时的上海是一座繁忙的城市，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和纽约不同的是，上海的嘈杂给劳弗带来更复杂的情绪：刷着拉丁字母的国际邮轮从海上驶来等待入港；拖满沙子和石料的货船沿黄浦江向内陆驶去；行人踩着轮船的汽笛、卡车的喇叭、人力车的叮叮当当，从一栋栋西式洋楼门口匆匆而过；随处可见和劳弗长相、穿着相似的人，劳弗也一定看到了自己出生地的国旗在外滩飘摇；街上，吴侬软语、北方官话、粤语和日语、英语、法语、德语混在一起，那些劳弗自幼便熟悉的欧洲语言此刻像挥之不去的噪音挤进他耳朵里。“他们（在上海的外国人）都是从自己的厨子或者佣人那里了解中国的一星半点，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带有你能想像的所有愚蠢偏见。”刚到上海不久，劳弗在给博厄斯的信中毫不掩饰自己对在上海的西方人的鄙夷。他尽可能远离外交官、传教士、外商和“汉学家”，将自己和他们区分开来：“我深信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能找到自己的路。”

纪录片《中国皮影戏》剧照。

尽管在中国单独行动有种种不便，但劳弗也获得了相当的自由。1901年10月，劳弗去苏州拜访了一间园林，并发现了一对青铜大鼓。劳弗顿时生了兴趣，花了些功夫找到了大鼓的主人“寇先生”。这位寇姓先生告诉劳弗，铜鼓是他收来的汉朝的老物件。劳弗再次造访的时候，寇先生将劳弗带到他的内堂，给他看劳弗走后自己又收来的另一对铜鼓。劳弗在激动之余也不免警惕起来，生怕寇先生拿赝品来唬人。在中国，劳弗身体力行着博厄斯完全陌生的知识——中国发达的古玩市场及其衍生出的同样发达的赝品制造、甄别鉴定、黑市交易等等，更别提通商口岸打开后专门针对西方藏家或旅客生出的市场。在给博厄斯的信里，劳弗详述了他如何像侦探一样剖析寇先生的动机，如何在日光下反复检查铜鼓的擦痕，并仔细对比四只铜鼓的构造以确定后两只鼓不是专门复制出来讹诈他的假货。经过犹豫和几番试探——包括有一回不打招呼就突然出现在寇先生家里，劳弗终于下定决心。他借了350块墨西哥银元，心满意足地买下了这四只铜鼓，然后把它们寄回了纽约。在江苏和浙江一带考察的两个月，劳弗收来了精美的苏绣、宁波的木刻，和文人雅士一起赏析字画，穿行于当铺和古玩店跟行家学鉴定题跋与署款，到普陀山跟着僧人念经吃斋、寻找他在德国读书时曾听说的藏文经碑。

1901年12月，劳弗北上抵京，在北京待了近一年，逛庙会、访寺院、探官窑、拿蜡桶留声机（wax cylinder）给戏班子录音；其间他还去了趟承德。1902年底，他再回到上海，短暂停留后去了南京。1903年春天，他沿长江而上，初夏时抵达汉口。7月，他辗转到西安，在那儿探访了一个考古发掘现场和古玩市场，兴奋地盘回来一堆青铜器和汉砖汉瓦。拖着几箱“易碎品”，劳弗坐了2000多公里的牛车，花了一个月从西安到天津。劳弗在天津寄出一批收藏后，他去京郊的农村跟着农民打农具、学种地。1903年底，劳弗前往山东进行收藏，尤其记录了不少瓷器和玻璃制造的工艺。1904年2月，他从青岛坐船回上海，为考察工作收尾。

劳弗在北京的另一个得意收藏，是1902年收的一整个皮影剧团，包括乐器、戏折子、剧本、以及500多件驴皮制的皮影。除此以外，劳弗晚上还请来戏班子演出，拿了两只蜡桶留声机，分别地把演奏和唱腔都忠实地收录下来。可惜的是，这批收藏最后没能完整地到达纽约。这次劳弗自己尝到了“偷盗”的苦果——当他正忙着做文本研究、把编目皮影和邮寄的工作交给他的中国助手后，这个助手半途顺走了不少皮影。直到1903年博厄斯来信提及此事，劳弗才发现自己“最后一刻抢救”的历史，已是遗篇断简。

但博厄斯似乎对丢失的皮影并不那么在意，他更在乎的是另一件事。在劳弗出发前，博厄斯认为自己和劳弗已达成共识，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和他们进行杰瑟普北太平洋考察时一样——是对文化做“全面的收藏”。正如博厄斯当时向杰瑟普阐述的那样，他希望劳弗带回来的收藏能够从方方面面反映中国高度发达的文字文明，精湛的技术和多样的文化艺术。作为自然历史博物馆（而非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博厄斯认为收藏中国手工业技术、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尤为重要。一种文化中技术的发展，是博厄斯人类学里重要的数据，他在考察北美原住民时就一直很重视对技术的收藏。

所以，当博厄斯收到劳弗寄回来一箱又一箱的书画、碑拓和石雕的时候，他按耐不住自己的不满：“……请你别忘了收藏制造这些物件的工具；比如，用来做你寄回来的那条毯子的所有工具、绣框和绣花针、木雕用的刻刀……你要像重视艺术、社会和宗教一样重视技术”；“你在亚洲工作的进展需要严格地遵守（东亚委员会）的要求。…我们需要看到各种农具。你必须收藏跟丝绸行业相关的所有东西，从如何养蚕到怎么纺丝线。…你目前所做的（收藏）都太过偏颇或琐碎。”

许多熟悉博厄斯和劳弗的学者，容易把他们之间的矛盾简单归结为劳弗对中国文学、艺术和宗教的热爱，而博厄斯对手工业和技术更为重视。但这种看法可能忽略了中国远征背后更重要的矛盾。博厄斯向劳弗坦白他“完全不了解中国”时，是绝对诚实的。博厄斯眼中的中国是帝王统治下高度统一、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这种看法可以让博厄斯和博物馆的其他研究人员将“中国”方便地置于一个展柜或一个展厅中。远征筹划阶段，博厄斯向东亚委员会解释道：“介于中国文化总体上是统一的，…（中国的）收藏不需要再进行细分。”人类学部策展人肯德尔比喻，博厄斯这是在用研究夸库特尔人（Kwakiutl，现称Kwakwaka'wakw）或科里亚克人（Koryak）的尺度去衡量中国。作为博厄斯在中国的“步兵”，劳弗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有更多了解，显然能体会这种视角的谬误。

纪录片《中国皮影戏》剧照。

往往，劳弗在街上或铺子里发现了有趣的物件，却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手艺人；等他软磨硬泡跟手艺人要来他们的材料和工具看，却发现做工具的木匠在一处，铁匠在另一处，运来原材料的铺子上面还有运原材料的铺子。劳弗反驳博厄斯：“就拿丝绸来说，我至少要在丝绸的原产地待一年以上，才能观察桑树怎么种的、蚕怎么养的。而（考察）丝绸制品的生产，可能还得到另外一个地方。这种收藏，恐怕只有丝绸专家才能做的了。”除此以外，博厄斯的人类学兴趣，落地到中国，基本可以被翻译成“打探行业机密”。劳弗自己也察觉到，他四处打听官窑的消息时，可能早就被别人当成了西方派来的“技术间谍”。所以在北京砖窑和瓷器厂吃了闭门羹之后，劳弗都懒得去景德镇，知道哪怕去了也一定会被撵走或惹麻烦。博厄斯希望劳弗独自一人在三年内“收藏中国”，显然是一个荒谬的要求。

但劳弗可能没有意识到，当他在中国四处奔波时，博厄斯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都经历着极大的变数。年逾七旬的老馆长杰瑟普精力日渐衰退，对博厄斯开销昂贵的各种远征计划不再那么热情。尤其是北太平洋远征归来后，博厄斯负责的12卷考察报告和论文集进度非常缓慢，这让杰瑟普相当不悦。博物馆发生的人事变动意味着博厄斯一直信赖的人类学部主任普特南将会被人取代，人类学部的工作一度缺乏组织。而博厄斯向来看不惯的博物馆经理邦普斯（Hermon C. Bumpus），对人类学收藏和策展愈发喜欢指手画脚。1902年夏天，博厄斯从一场不欢而散的学术会议回到纽约后突发阑尾炎。虽然手术顺利，但博厄斯元气大伤。他取消了当年冬季的田野计划，直到1903年夏天才打起精神和杰瑟普远征的同事们一起赶写考察报告。博厄斯亚洲研究的这盘棋下得尤其不顺。1903年底，他只为菲律宾的考察筹来8000美金——按照他的预算，菲律宾的项目至少还需要7000美金才能启动。支持中国远征的“金主”希夫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纽约，而东亚委员会其他成员态度看上去很暧昧——包括杰瑟普在内，他们对劳弗从中国寄回来的东西颇有微词，杰瑟普一度威胁要停掉劳弗的经费。

当劳弗的考察进入最后一年，博厄斯来信的口吻越来越严厉，对收藏“手工业和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急迫。虽然劳弗此前没有收来足够的技术方面的藏品，比如博厄斯想要的“织机上织了一半的布匹”、“养蚕的工具”、“全套的农具”等等，但劳弗带着对中国文本的极大兴趣，从一开始就很注意收藏各式图书。这些书籍不仅包括大量的书画与文学典籍，也有像《御制耕织图》《蚕桑萃编》和《天工开物》这样专门记录农耕及手工业技术的文本，还有坊间流通的做针线活儿的《花样本》、教小孩子玩翻绳的《北京小孩番股式图》以及戏班子留下来的剧本。在博厄斯的压力下，劳弗1903年秋天回到北京，先在北京东郊的一个农村住下来。他拿着《御制耕织图》跟村里人学种地的知识，依照图谱从农民和铁匠那儿订制了耕田的耙子、犁头、镰刀、谷筛、木桶、和蓑衣等等农具。回到京城后，他重新去考察了北京的砖窑、陶器及金属制造。之后在山东的6周里，劳弗的考察重点是瓷器和玻璃制造工艺。当然，劳弗还是那个劳弗。当他在途中遇见了汉代石刻或元代留下来“已失传的”的蒙文碑文，劳弗难掩兴奋，马上做了碑拓并在信中向博厄斯“自豪”地报告了自己的收获。

1904年4月，劳弗从上海登上了回程的航船。至此，他为自然历史博物馆收来了7500多个物件，近500卷书籍，以及500多只蜡桶录音（包括戏曲、皮影、民歌和小调）。就像劳弗说的，那时欧洲或北美其他博物馆的中国收藏，都是“从这里或那里随机收来的古玩”。在劳弗之前，欧美还没有针对中国的真正民族学意义上的收藏。

在纽约，博厄斯期待着劳弗的归来。等待劳弗的还有一封聘书——1904年，劳弗被聘任为博物馆的民族学研究助理（Assistant of Ethnology），聘期一年，年薪1500美金。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薛茗；摘编：李永博；导语校对：卢茜。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