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MIT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MIT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人共同获得这一奖项，表彰其“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阿西莫格鲁是MIT经济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在阿西莫格鲁与戴维·莱布森、约翰·A·李斯特合著的《宏观经济学》（第三版）中，三位经济学家确立了优化、均衡和实证这三个关键概念，用以解释人类的各种行为。优化帮助我们理解个人和企业如何做出最佳选择，均衡展示了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主义则利用数据来检验和支持理论。读完本书，你将发现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学会分析和预测他人的行为，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好的选择。
在这本书中，还提出了如下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变得像美国或西欧国家那样发达？为什么有着基本相同的地理位置、完全相同的气候，有着同样的病害环境的国家，采用了迥然不同的经济组织方式？本文节选自《宏观经济学》（第三版）（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9月版）
繁荣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积累了更多的实物资本，投入了更多的人力资本，以及研发和应用了更为先进的技术？毕竟，如果投资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采用尖端技术能够显著提高GDP，那么世界上所有国家不都希望这样做吗？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变得像美国或西欧国家那样发达？
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使我们认识到，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差异只是影响经济表现的直接原因。因为它们虽然将高水平的繁荣与高水平的生产投入相关联，但没有对这些投入的水平为何如此之高做出解释，所以我们称它们为繁荣的直接原因。为了弄清一些国家无法或不愿在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上进行数量不等投入的原因，我们必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因果关系可能非常复杂，有时我们必须深入表象之下，方能理解某些现象的真正成因。我们把这些潜在因素称为繁荣的根本原因。所谓繁荣的根本原因，就是导致繁荣的直接原因存在差异的实质性因素。繁荣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之间的关系见图8.1。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类比来更清楚地认识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之间的区别。假设你出现了一些流感的症状，比如嗓子疼、发烧和头痛等，你可能会服用药物，比如治疗咽喉痛的药物或阿司匹林等。在这个例子中，服用这些药物的直接原因是嗓子疼、发烧和头痛。但根本原因，也就是你最初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是你得了流感。因此，是流感诱发了这些症状和你服用药物的反应。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和/或技术方面投入不足，我们就应该探究其背后的原因。要想全面理解为什么一些国家走向繁荣而另一些国家却没有，我们必须既要思考其直接原因，又要考虑其根本原因。
关于引发贫困和繁荣的根本原因，即为什么世界上较贫穷国家的技术水平更为低下且没有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实现与富裕国家同等水平的投入，现已存有诸多不同假说。但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可以将这些假说分为三类，即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和制度假说。我们接下来将介绍这些假说，并讨论它们是否与实证证据一致。
地理假说
我们称之为地理假说的一类观点宣称，地理、气候和生态差异是全球发展不平衡的终极决定因素。根据该假说，一些国家的地理、气候或生态环境极为不利，且超出了国家的控制能力。有些国家所在的地区大部分土壤不适合农业生产，白天温度过高。有些地区则因为缺乏可通航的河流，运输成本高得离谱。一些人认为，这些条件使得当地国家不太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积累或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
古往今来的许多重要思想家都支持地理假说。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便是这一假说的众多支持者之一，他认为气候是人们工作努力程度的关键决定因素，进而也是繁荣的关键决定因素。
他写道：气候有时会极度炎热，使身体完全丧失力气。这种疲颓甚至会影响精神；人们没有好奇心，没有高尚的事业，没有慷慨的情怀；一切志趣都是被动的；懒惰在那里成了幸福......人们......在寒冷的气候中会更有活力。温暖国家的居民像老人一样胆怯；寒冷国家的人们则像年轻人一样勇敢。
这一观点的另一个重要支持者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了让广大学生了解经济学原理而撰写教材的经济学家。他说：活力部分取决于种族特性，但就目前能够得到的解释而言，这种特性似乎主要取决于气候。
这些强调气候会影响工作努力程度和活力的观点已经过时（有时还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但是其他版本的地理假说仍然很受欢迎。今天，许多人认为，地理特征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可用技术，特别是农业技术。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其学术著作中一直强烈支持这一观点。例如，他向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那些颇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就是以此观点为基础。他认为：最晚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时代开启之际，温带地区的技术具备了比热带地区的技术更高的生产力。
杰弗里·萨克斯等人还认为，世界上许多地区，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劣势，是因为疟疾和登革热等传染病更容易在这些地区传播。严重并广泛传播的疾病确实可以摧毁一个国家的大量人力资本。
如果地理位置是决定一国能否走向繁荣的主要根本原因，那么世界上的贫穷国家就无法期待生活水平能取得重大改善。起码根据这一派的观点，这些国家将永远处于劣势，我们也不用指望它们能赶上世界其他地区并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发展。
并非所有持地理假说者都同样悲观。某些观点认为，大规模投资于运输技术或对疾病的根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地理劣势。
文化假说
经济表现存在差异的另一个潜在根本原因是文化差别。根据文化假说，由于特定的共同经历、宗教教义、家庭纽带的强度或不成文的社会规范，不同的社会对激励的反应是不同的。根据该假说，文化被视为个人和社会价值观、偏好与信仰的关键决定因素，而这些文化差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表现。例如，有些社会崇尚鼓励投资、勤奋工作和积极采用新技术的价值观，另一些社会的价值观则可能助长对技术的恐慌和质疑且排斥勤奋工作。
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最著名的关联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他认为西欧工业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教。在他看来，新教世界观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为它促进了勤奋工作和储蓄（从而也促进了投资）。
文化假说的另一个常见版本是将英、美两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民族的伊比利亚文化进行对比，前者被视为有利于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而后者则被认为缺乏活力，人们的思想更为封闭。许多社会学家试图从这些方面解释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差异。
20多年前，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创造出“文明的冲突”一词，并用其描述他所认为的21世纪的决定性冲突——西方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亨廷顿支持文化在塑造繁荣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观点。例如，他对为什么韩国在20世纪增长迅速而加纳却未能如此的解释，就体现了他的整体理念：文化是很大一部分原因。韩国人崇尚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当然，一个社会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会发生变化，尽管它们变化得很慢。
制度假说
造成各地繁荣程度差异的第三个潜在根本原因涉及制度。制度即管理一个社会组织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包括其法律和规章。例如，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主要因强调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制度的定义如下：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正式地说，它是人为设计的、塑造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各种约束。
这个定义体现了制度的三个重要元素：
首先，制度是人为设计的。与基本上不受人类控制的地理和变化非常缓慢的文化不同，制度是由人为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制度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产生自社会成员对互动组织方式所做出的选择。
其次，制度对个体行为施加约束。从积极的一面看，制度限制了个体偷窃他人财物或赖账不还的行为。从消极的一面看，制度可能会阻止人们进入就业市场或创办新企业。
这种约束不是绝对的。世界各地每天都会出现违反法律和规避规则的行为。例如，2010年，苹果公司没有获得在中国台湾地区销售iPad（苹果平板电脑）的许可证，因此在当地销售iPad属于违法行为。然而，通过网上拍卖，人们却可以用1000多美元的价格买到里面恰好包括一台“免费”iPad的iPad保护套。
惩罚或奖励某类行为的政策、规章和法律自然会对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尽管一些公民可以绕过禁止使用某些技术的法律，但这样的法律仍然会抑制对这些技术的采用。这一观察将我们引向诺斯定义中的第三个重要元素——制度影响激励。制度对个人施加的约束——无论是正式约束（如禁止某些活动）还是非正式约束（通过习俗和社会规范限制某些类型的行为），都会塑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并影响激励。在某种意义上，与其他可能的根本原因相比，制度与激励之间的关系更重要。
制度假说坚称，人类在社会组织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塑造了社会中个人和企业所面临的激励，是造成社会繁荣程度不均的根源。例如，当市场将个人分配到其具有最高生产率的职业时，当法律规章鼓励企业投资实物资本和技术时，当教育体系成全并促进人们投资于自身的人力资本时，经济体将产生更高的GDP并实现更高度的繁荣。
综上所述，制度假说依赖于以下推理链：
“一个社会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其制度”的观点并不新鲜，它至少可以追溯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强调了市场的重要性，正是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运作造就了繁荣。斯密同时警告说，对市场的约束（例如对贸易的限制）则可能会破坏这种繁荣。
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和制度假说并不相互排斥，但它们之间存在竞争性。因为如果各国GDP的大部分差距真的都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那文化或制度假说就会变得无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