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分享】环境规制、要素流动与资源错配

文摘   2024-12-23 08:03   浙江  


摘要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政府致力于在国际上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工业企业是绿色发展的引领者、推动者和贡献者。政府对绿色生产的持续监管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以阐明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235个地级市制造业企业的微观面板数据,测算了城市与行业间的资源错配程度。本文得到以下结果。首先,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资源错配的程度。第二,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可以通过要素流动效应和优胜劣汰效应缓解资源错配。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对东部、中部地区和高工业化城市、污染行业具有显著的"错配-移除"效应。最后,提出加强政府环境监管、促进要素有序流动等对策建议。本研究为环境规制可以优化城市-产业层面的资源配置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和理论支持。




研究背景及意义



资源配置作为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面对全球气候问题日益恶化的,如何高效地配置资源,促进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步,制造业也在这期间蓬勃发展。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为31.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4 %。使中国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工厂"称号下的全球制造业强国和经济增长的显著力量,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是,长期依赖高投资、高消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造成了不可否认的资源错配问题,导致资源配置结构失衡。具体来说,大量的要素资源配置给高污染、低效率的企业,这些企业是主要的污染物排放者,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资源错配"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双重指责。要素流动机制受阻,环境问题因要素资源配置不合理而日益严峻。根据生态环境部2023年的报告,到2022年全国二氧化硫( SO2 )排放量达到243.5万吨,其中工业SO2排放量达到183.5万吨,占全国SO2排放量的75.3%。在调查的42个工业部门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排放的主要来源是粉尘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关键时刻,有效解决资源错配问题既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优化资源配置迫在眉睫,也是落实环境规制的迫切需要。




研究亮点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 1 )理论分析部分。本研究基于波特假说和现有资源配置理论,构建了环境规制、要素流动、优胜劣汰和资源错配的理论框架。本研究通过结合生存和淘汰的视角,详细探究了微观经济个体在新时代寻求转型的方式。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拓展。( 2 )机制检验。本文以微观要素流动和优胜劣汰效应为基础,考察环境规制对城市和产业内部资源配置的影响路径,以补充环境规制对资源配置不当影响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的研究知识。( 3 )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最小二乘法( OLS )、工具变量法等方法,探究了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直接影响及传导机制,有效保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研究结果



研究假说:

H1:环境规制(Er)能够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的重新配置,从而缓解资源错配。

H2:环境规制促使高污染、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缓解资源错配。

1.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见表2。显示回归系数在1 %水平上显著为负,具体而言,环境规制增加1个单位,导致总体资源错配程度下降11 %。加入城市和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提高1个单位,导致总体资源错配程度下降13 %。这说明环境规制的加强降低了城市-产业资源错配的程度,最终优化了区域资源配置。地区经济发展(Gdp)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发展与改善地区资源配置优化是相互促进的。城市的财政分权水平(Gov)对资源错配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能够缓解资源错配。财政分权程度越大,地方政府越受到中央政策的支持,增强了官员的晋升信心。这有利于维护市场公平,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地区人口密度(Pop)显著降低了地区资源错配。可能的解释是,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往往拥有更多的科技资源、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这些技术创新要素可以被应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缓解资源错配等方面。

2.异质性分析

2.1区域异质性

回归估计结果见表10。这表明,地区环境规制增强对城市-行业资源错配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明显大于西部地区。具体而言,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位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显著降低。Er的系数分别在10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环境规制能够优化东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西部地区Er的系数不显著。但系数为负,说明该地区的环境规制可能并不足以显著提高该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反而具有一定的优化作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作为经济发达的高地,集聚了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拥有雄厚的资本。这导致东部城市在面临环境规制压力时,有能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大胆引进先进生产技术,积极发挥"创新补偿效应",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第二产业主导着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因此环境规制的执行可能迫使中部地区寻求产业升级,从而打破产业单一低效的发展模式。这对提高中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西部地区城市面临着市场化程度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教育资源不充足、基础设施不完善、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流动受到限制等问题。因此,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企业的减排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此外,在西部地区,政府的行政干预,如对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的企业给予政府补贴,阻止其退出市场,保护落后产能,抬高退出壁垒,限制市场机制,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

2.2工业化水平异质性

不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导致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借鉴Han的方法,以工业总产值占当地GDP的百分比作为工业化水平的衡量指标,对大于中位数工业化水平的城市赋值为1,对不大于中位数工业化水平的城市赋值为0。估计结果见表11。根据表11,在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情景下,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显著。同时,对缓解工业化水平较低城市的资源错配没有显著影响。对此,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一方面,在规模经济下,由于工业部门环境污染高度集中,利用技术进行治理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在受到严格的环境规制时,往往表现出更低的边际减排成本和更大的边际减排效果,环境规制产生的"成本效益"相对较低。另一方面,高度工业化的城市已经走过了最初的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率的增长阶段。

2.3产业异质性

表12的结果揭示了环境规制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强度Er对重污染行业的共同效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个单位,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程度降低16.7%。Er对清洁行业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个单位,资源错配程度降低9.4%。这一现象背后的理论基础如下。清洁行业的要素投入结构中固定资产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因此,环境规制下的环境技术调整成本更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改进动机更加稳健,从而优化了资源配置结构。相比之下,重污染企业面临更为实质的环境规制约束。污染型设备在生产链中占比较高,环境技术改进成本较高,导致环境规制加剧资源错配。此外,考察样本的年份有限,污染密集型行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可能更多地受到合规成本的影响;然而,在一定时期内,如何调整到合适的生产模式以有效地分配资源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总体而言,短期内环境规制强度上升对重污染行业资源错配的影响为负,长期影响必须进一步考察。

3.机制检验

3.1要素流动效应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流动效应,考察了环境规制在减少区域产业内部资源错配方面的作用。具体而言,本文探讨是否有不同的生产效率的企业之间的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的再分配的差异是明显的,增加环境管制。当低效率企业的资本和劳动力退出并流入高效率企业时,可以优化企业间的资源配置,减少资源错配。

表13显示了结果。在表13的列(1)中引入Er与企业生产效率(Lntfp)的交互项后,交互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导致高效率企业资本要素倾向于从其他生产能力落后、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的资本投入增加,优化了行业内的资源配置。根据表13第(2)列的结果,在引入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效率的交互项后,系数显著。这进一步表明,环境规制确实有助于优化劳动力要素的重新配置。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劳动要素更倾向于从高效率企业中退出,说明制造业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要素投入模式转变,从而有利于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在表13第(3)列引入环境规制强度Er与企业生产效率的交互项后,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扩大了高效率企业的生产规模,这些企业将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进而接受和吸收高质量的生产要素资源。这提高了区域整体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优化了资源配置能力,最终降低了资源错配程度。因此,假设1得到验证。

3.2优胜劣汰效应

本研究从微观角度论证了环境规制能够通过要素流动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本质上是由于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加速了要素资源的最优流动。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是否能够强化退出选择机制。

根据表14的列(1),Er与企业退出市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证明了相对于低环境规制,高污染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更高,证实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生存法则。在加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后,这种正相关关系依然显著,说明了结果的稳健性。观察表14的第(3)列,本文可以注意到Lntfp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有更大的可能性持续生存,高效率的企业能够更好地通过优化其内部资源配置来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合规成本的不利影响,而低效率的企业则倾向于退出市场。此外,表14第(3)列中Er和Lntfp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环境规制对高效率企业可能存在门槛效应。"一刀切"的环境规制可能会减少高效率企业的生存机会,或者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时需要一定的缓冲期,才能继续寻求生存之道。综上,环境规制倒逼高污染企业退出市场,扭转了资源错配的不利局面。而且,它们对低生产率、高污染行业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市场淘汰效应,进一步强化了市场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从而证实了假说2。




政策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同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例如,受数据质量和可获得性的影响,本研究所使用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样本时间较短,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全面。此外,由于资源错配的原因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不能将所有的原因都一概而论。此外,本文主要从微观企业层面对资源错配进行测度。对机制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微观机制上。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使用更长时期的税收调查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扩展研究窗口,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更全面地探讨影响机制,将使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加稳健和科学,从而为指导资源错配和环境规制实施提供合理化建议。




初审:王朝勇

审核:徐彩瑶

排版编辑:蒋定宏

文献推荐人:蒋定宏


参考文献:Qiangyi Li, Xiaoyu Wu, Yangqing Liu, Jiexiao Ge, Lan Ya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actor flow, 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ume 373, 2025, 123197, ISSN 0301-4797.

以上内容仅代表个人对文章的理解,详情请点击阅读原文。

【数字生态与绿色发展学术团队】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actor flow, 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pdf


推荐阅读





数字生态与绿色发展学术团队



探索基于自然的生态文明解决方案,助力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协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让我们一起加油!

数字生态与绿色发展学术团队
孔凡斌教授数字生态与绿色发展学术团队公众号。本团队立足长江三角洲地区,面向全国,服务国家战略,综合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探索生态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及其产品价值实现促进共同富裕和绿色发展的路径与政策。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