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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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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七君子英勇就义
“党”字所代表的内涵,自古至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政党是中性词语,指一国之内的政治派别与执政力量。但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党”字往往和结党营私相勾连,朝堂内大臣之间的派系斗争一般被称为“党争”,这是任何一个明君都不能容忍的现象。皇权社会里,臣子的效忠对象只能是皇帝,他们之间是不能结成任何同盟的,一旦结盟就有了对抗皇帝的资本,所以历朝历代都非常忌讳结党。一旦某人被扣上结党的帽子,他的仕途也就完蛋了。
一、变法前的“康党”
甲午战后,康有为自广东前往京师,和他的弟子梁启超等人发起了一系列活动,宣扬变法思想,希望借此进入朝廷,实现他变革的理想。康有为与同样希望变革制度的清政府高官相交甚密,张之洞更是为康梁的阵地——上海强学会和《时务报》等的创办,提供人力与资金支持,此时的康有为与政府变法派正处在蜜月期,所以这时候“康党”一词还没出现。
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成为宣传康学的主阵地
遗憾的是,这段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久,康有为及其一派很快便与变法官绅发生了矛盾,这也导致强学会被迫关闭,为何双方之间的合作会如此短暂?
先从康有为身上找原因,他做事太过于“逞一人之见”,许多文章未经众人审议就发表出来。康有为号“长素”,素王一般用来代称孔子,康有为自称“长素”甚至还有超过孔子的意图。康有为虽与变法官绅同样支持政治变革,但康有为创办孔教并自封教主的“荒诞”做派,却是张之洞等人所万不能接受的。
张之洞在早期是支持康有为的
双方关系开始撕裂,“康党”一词就被发明出来,代指康有为和他的支持者。强学会被关闭之后,梁启超因为在《时务报》上大力宣扬“康学”而被迫离开。尽管离开上海,梁启超在湖南依旧想要对《时务报》进行控制,希望将其打造为宣传“康学”的主阵地,为此梁启超得到了黄遵宪的支持,他们不惜捏造谣言以驱逐汪康年。
就这样,早在变法维新之前,康有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变法官绅的支持,他与他所信奉的“康学”, 也成为张之洞等人认为的“邪教”。
梁启超在湖南得到了黄遵宪的大力支持
二、“康党联盟”不断扩大
1897年,康有为本人在北京的活动遭到许多官员的反对。尽管康有为多次向皇帝上书一事终于有了结果,光绪皇帝开始注意到康有为及其思想,但时人多对康有为企图自立为“教皇”大加鄙夷,官员还要求朝廷取缔保国会这等非法机构。
光绪
光绪既对康有为产生了兴趣,自然不会查封他所创办的保国会,康有为备受鼓舞,他甚至将保国会成员及参与集会的官员民众的名单公之于众,这个举动太招摇了,为日后慈禧捉拿“康党”成员提供了依据。
康有为与包括变法派官绅在内的诸多势力的矛盾愈发明显,“康党”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只要与康、梁等人来往密切,对其进行资助或认同康学的人,例如黄遵宪、夏曾佑等,都被认为是康党,反而变法与否并不是衡量是否是康党的主要标准。
康有为
三、失败之后的康党
维新变法仅维持了不到100天便宣告失败,康梁流亡海外,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在菜市口,这些大家都知道,其实在这些人之外,还有许多本不属于康党的人也被牵连进来。比如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其实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但也跟康门的康广仁等人一块被处死。这背后有没有其他隐情?
其实慈禧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借变法夺她权力的人,所以仅捉拿康党她并不解恨,在她的眼中支持变法的“新党”与“康党”都一个样,都是要打击处理的对象。尽管在处死戊戌六君子后,朝廷迫于诸方压力,说此次捉拿行动是为了捉拿康有为及其康党,不是针对变法,也不会牵连无辜,但事实上慈禧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慈禧反对的不是变法,而是夺她权的人
清廷的捉拿范围还在不断扩展,许多新党人士被牵连进去,如果说湖南的黄遵宪与康梁关系密切,被人弹劾不奇怪,那么湖南巡抚陈宝箴及其子陈三立,却在变法前后尽力与康梁保持距离,康学也并未得到这对父子的认同,但就在变法失败后,陈氏父子也同样被弹劾下台,湖南变法官员损失殆尽。
陈宝箴老宅
其实,康有为倒是很希望将新党与康党合二为一,成为变法势力的领导者。这下如了他的愿,在抓捕中,康党与新党被混合在一起,这给了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极好的宣传机会。1899年,康有为写的《戊戌政变记》出版,在书里他被塑造成一个悲情的维新英雄,统领着所有变法官员,并在慈禧的打压下最终失败。康有为非常擅长宣传,加之种种因素,《戊戌政变记》里所描写的内容也就成为了后世认同的历史真实,戊戌变法的“史实”也就由此确立下来。
康有为
文史君说
康党名称的演变不但折射出维新变法的成败,也向世人展示出变法失败背后的另一种原因,康有为本身的刚愎自用与创建孔教的疯狂想法,注定不被奉行儒家思想的官员所接受。而失败后慈禧的无差别捉拿变法人员,也为康有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宣传机会,一场人为制造出来的变法故事,自此在中国流行百年之久。
参考文献
桑兵:《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贾小叶:《“新党”抑或“逆党”--论戊戌时期“康党”指涉的流变》,《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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