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涓滴汇洪流（散文）
范朝阳
岁月奄忽，人生已半。前段时间里，为了迎接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活动，我参与了一些环节的辅助工作，偶尔还得加班。时下大家都很忙，业务性强的单位尤其如此。才领到新任务，办公室的几个小年轻就在悄声议论开了。他们有的要托付家里老人赶紧去接马上放学的孩子，有的要对同学发小的周末聚餐说声抱歉，有的一脸无辜，神思不属地拨弄着水芯笔。坐了大半个下午，我特意走楼梯间到一楼食堂去，一边给妻子发微信，她回复了一个“嗯”。这几天，晚上我们在看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我买了李娟的几乎所有作品，在家乡生活工作了五十年，我还有自己深情眺望的天空地旷的远方。
晚饭后，现在，青山乱叠的案头清茶一杯，窗外的紫藤架上，响起初夏高高低低的虫鸣。我取下眼镜，对着楼下满院子的灯光和高耸的旗杆，出了一会神。大门外，夜幕下邵东大道的车流和人流，彩缎一般汇合在路灯里，奔着归程，或是前程，以这个时代该有的速度和节奏。
大家商量着七点半准时开工。
“随便说说吧，还有半个小时，”去年才入职的小伙伴受到大家挤眉弄眼的怂恿，给我添了茶水说，“晚上食堂加了餐，前辈讲几个小故事，要跟人大有关的，帮大家一起消消食。”
郴州吉普开进农家场院，发出九十年代的巨大轰鸣
二十七年前，我毕业后工作的第一站，在流光岭法庭。九十年代的集镇是真热闹，一到赶圩，路面摊担前扎堆的汗津津的脑门上，冒的热气简直可以蒸糍粑。作为农村里出身的年轻人，我爱着一份穿制服的工作，爱着法律文书上的朱红大鉴，爱着熟知的热腾腾的一切。但法庭的条件实在是太简陋了，单身宿舍里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老是在刚成家的同事家里蹭饭，又绝非长久之计，于情于理于法，似乎都说不过去。我开始学着在一楼弄子里架锅做饭，饭菜不是当场烧糊了，就是搁半天下一餐便馊了。在那呛人泪下的一个人的烟火人间，一墙之隔的乡政府让我心怀忿忿。人家有食堂，食堂里还有一口硕大的滥煮滥炖的荷叶锅，它承载着我许多的想象，虽然多数时候锅里漂的是白菜叶，或是刚刚煮沸的浩瀚无边的盐菜汤。
那时候，腋窝里夹一本案卷下乡，是经常的。两年当中，我和一群三十岁上下的同事，走遍了辖区里所有的村村落落，我们熟悉溪边佝偻的老槐树和路口转悠的大黄狗。坐上法庭那台一发动就轰鸣起来的郴州吉普，我隐隐地为接下来的中饭或晚饭发愁，因为不确定什么时候返回，不知道如何用粗拙的厨艺，慰藉接下来大半天的奔袭劳顿。大概率的情形，又将是在烈日或皓月当空的时分，踅进临街的小餐馆，就着蒜末陈醋，和那一块五一碗的米粉再度重相逢。
谁又没有年轻的时候。现在我想想，自己年轻那会，饮食无规律，饿肚子的情况是多有发生的，可真的做到了“枵腹从公”。
深秋过后，又是整个下午的下乡。那趟的工作不一样，也是那时才有的时代特色，我们得协助乡政府，去村里清收上调款。伴着吉普的一路颠簸，我的胸腔里许多小麻雀在欢腾。这样的工作有些挑战性，可以小试身手，此外同样重要的，任务一结束，乡政府将在食堂集体开晚餐，荷叶锅里的加餐可能是必须的。
带队的是乡里的人大主席。他那时三十五六岁，脸膛黝黑，笑起来从眉眼到嘴角有沟壑一样深深的皱褶，在二十出头的我的心目中，他就是蔼然长者。跟大家一起挤着吉普去村里的路上，他具体介绍了每个对象户的情况，对照任务分了组。裤腰后的一个物件硌得我屁股生疼，那是我自作主张带的手铐，遮在衣服下摆里面。
清欠还算顺利。屋檐下、菜园里、猪圈外、谷仓边，虽然偶尔夹杂着低声的抱怨、善意的戏谑、随鸡鸭而起的哄闹，我所跟着的小分队，几乎没有遭遇有效的“抵抗”。直到那个挥舞着手臂的身材单薄的单身汉，在沟渠对面突然出现。我瞄了一眼名册上的数据，他拖欠了历年各类应缴款项七百多元。
“半辈子，游手好闲，要注意工作方法。”村里的妇联主任扯着我提醒说。前不久的那起离婚案子开庭，双方邀请她来做过调解，当时我就暗暗记住了。除了当过陪审员，她还有一重身份，那时是县里的人大代表，开腔说话总是先把前襟捋捋齐，坐在书记员席上做记录的我，下意识地赶紧也把屁股稳稳地坐正。
单身汉四十岁左右，显然中午喝了米酒，眼球外凸，梗着瘦长的脖子，那是甲亢病的症候。他的夹克袖子，左边扣子紧扣在手腕边，右边卷到了手肘，样子有些滑稽，嘴里开始含混不清地嘶吼。村里的老百姓围拢来看热闹，场面一时壮观起来。
科班出身的我，气血上涌，真是辩才无碍，我上前几步，试着对那个隔“江”对峙的单身汉和身后的群众，像在法庭那样摆事实，讲法律。“要交的都是皇粮国税啊。”我的声音不由得跟着高亢了，然后向他扬了扬手铐。
手持竹竿的单身汉吃这一吓，慌不择路地窜跳，一跤扑倒在冰凉的溪水齐腰的沟渠里。
是那个人大主席施以援手。他匍匐在沟渠边，蜷着腿，老式三接头皮鞋蹬在度冬田的泥巴里，手臂一点一点往前探。一身泥浆的单身汉愣了一会，迟迟疑疑地，把自己的长袖伸向了另一个宽厚的掌心。
穿鸡心领毛线衣的妇联主任，开始张罗着给单身汉凑钱，对着乡里乡亲，她的动员是有感染力的。她自个掏了三百块，起先单身汉犟着不肯接。“我的这些，今后讨了老婆再还吧。”她敲了那人一凿栗，笑起来说，“死不争气，实在看你不过眼。”
我们装满一车笑话浩浩荡荡返程，也就五六公里，倒是不远。乡政府的那台车接到内容一样的新任务，先回去了。我数了数，一个车坐了十一个人，其中五个坐在改装的后车厢，这样不分你我的亲密无间，让一半以上的磐磐大臀无处安放。在后来的记忆中，车上所有人纯净的笑脸，农户矮墙下那丛绽放的菊花，交叠在一起，成为了秋风里格外动人的部分。
人大主席辗转几个乡镇，进了人大机关。官不高，位不显，临老还是一副老农民模样。兴许他不记得当年那个行事鲁莽的年轻人了，但我一直记得，他在乡政府那口荷叶锅的锅沿边放了碗，到法庭来打乒乓球，没进院子就远远地喊我：“来来来，过来吃个‘卯球’。”
那封亲笔回信，到底还是没有去县城过塑烫金
那时是九八年，我在法庭做内勤。省高院要从十四个地市州里面，评出十家省级“人民满意法庭”。庭里把这项创先争优活动看得很重，方方面面的准备都比较充分，我们一路过关斩将，已经在第二轮的筛选中荣耀入围。
我自告奋勇，向庭长表示，宣传推介我们这样山窝窝里的法庭，大家都要贡献力量，我得给省高院的一位副院长写封信。
“我们的实力摆在这里。”介绍完和那位院长的渊源，我满有把握地说。
我情真意切地写了信，结果把自己感动了。抱着若有若无微茫的希望，大家在等待中，倒是先迎来了县人大内司委一行三人的深夜造访。他们当天下午在附近的乡镇调研，返回县城时，顺便来看看那几年名声鹊起的法庭。办公室居然没有烧水壶，茶水还是同事的爱人，新媳妇那样，怯怯地用搪瓷盘子从宿舍端过来的，我们那时真年轻。五十出头不苟言笑的主任，查看了法庭办案的台账，抽查了案卷，他背着手，在会议室墙上的办案动态图表前踱了一阵。
庭长不失时机地赶紧汇报，那忙得大家脚不沾地的争创活动：“成功了，那就是目前为止法庭获得的最高荣誉。”“关键看一点，老百姓的反响，”老主任沉吟着说，“还不错。”
忙到后来，我差不多存心要把等待远方回信的事情给忘了，甚至为当初逞一时血气之勇撂了大话，有些懊悔。那个突然空闲得让人无端怅惘的傍晚，邮政所的绿衣使者，终于在大门口按响了车铃。
高院的副院长给我亲笔回了信。
“流光岭法庭我没有去过。从你的来信，是个位置偏远但民风淳朴，条件艰苦但朝气蓬勃的地方，今后有机会，我想去看看……师生之谊，让人牵念……”在回信的末尾，院长还给我留了他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
那位领导是母校撤系设院后的首任法学院院长，也是我的授业恩师。在同事们面前显摆过后，我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那封回信，把它夹在床头日夕捧读的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还想着哪天去院机关办事，顺便到街上把信过塑珍藏。但我没有做到，年轻时我就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不光是《黄金时代》，我把《白银时代》《黑铁时代》，也一起随手抛掷了，如我抛掷的再无着落的青春。
几年过去了，那位院长到省人大任职，官至副部，再后来，又去了全国人大。早年他来过邵东，前几年来过邵阳，都是因为工作，来去匆匆。庸碌如我，深感愧对师门，也怕打扰他的工作，不敢贸然趋前问候。每次和同出师门的学弟学妹说起，印象里后来身居高位的老师，还是校园里那个步履从容的谦厚学者，温雅君子。
不记得是在哪个学期了，老师讲授《犯罪学概论》，期末考查的主要方式，是查看课堂笔记。当时老师还别出心裁，鼓励同学们结合授课内容登台试讲，只要过得了他那一关，不查看笔记也算数。我是经常翘课的，说起课堂笔记，那可是一穷二白。在莫名的虚荣心的驱使下，我在考查前好好恶补了一番，临到众目睽睽之下登上讲台，才发现老师就坐在台下，自己则是选择以试讲方式通过考查的独一个。我对所学的专业，但求及格不求甚解，平时读书倒也芜杂，上了台之后，竟然无知无畏地信口胡诌起来。嗨，我可真是做到了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不知什么时候，该是下课了，老师从教室最后一排走过来。平时我就老喜欢坐最后一排的，那样方便走神，溜号，干私活。当时我的脑袋还是懵的，同学们围了上来。觑一眼老师微微颌首的表情，我想，我好歹糊弄过去了。
“关于你对许德珩先生的说法，我认可。”随后老师笑笑地指着黑板问我，“你确定？不是‘私塾’？”
我在黑板上板书的那四个字，是“私淑弟子”。
学生时代的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受老师眼神的鼓励，我作古正经地向老师“阐释”了起来。耍小心眼的蕞尔小子自诩高明，穿凿附会，生冷刁钻，把欺蒙老师，当成了教学相长。
老师那时不到四十岁，学术上已颇有建树，部分研究成果，还填补了当时国内法科领域的空白。到人大任职后，居庙堂之高，他的专业优长惠泽所及，我就大半只能靠想象了，可观可感可喜的，更多的是在各级人大主导和推动下，二十多年来国家法治进步的动人景观。
在写给老师的信里，我说到了家乡漫山遍野的黄花，还生怕老师忘了我这个泯然众人的学生，极其无耻地向老师提起那一段往事。
压“箱底”的最早的任命书，晨昏陪伴最长情
二〇〇三年初，部分法庭撤并，我进了院机关。同一年，三十岁的我，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
那一年，我有过唯一一次“男儿立志出乡关”的努力。深圳市某区法院招录审判人员，我摩拳擦掌准备报考。
还是有点急。工作六年了，又千艰万难通过了司考，料想自己在邵东法院的助审员任命，该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深圳方面招人，助审员以上的工作经历，是最低报考门槛。
舌头不如笔头，我是拙于表达的，因为不知道如何对领导开口，就干脆连夜给时任院长写起了信。有时就是这么巧合，还是写信。我想，我是以写信的方式，重新在认真打量自己。说来令人羞愧，或许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拳拳赤心，写信时我用的是红色笔油的圆珠笔，和法院红色抬头的信笺。在信中我没有直接说到自己，没有说到根据当时人民法官法的规定，助审员由院长任命。我说起了我所知道的，当时四十岁的院长，在她青春勃发的三十岁以后，一再被刷新的主要履历。我没说出来的，是人生三十岁，正值当打之年。
还依稀记得，第二天一早，我把信件送到院长办公桌上，赶紧溜下楼，退缩到自己办公室，仓皇狼狈，如同临阵脱逃。
在忐忑中，昏头胀脑混过了半上午，当时分管政工的二把手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批评和慰勉，都来得春风化雨。我胡乱地点着头，表示领导的谈话，我都听明白了，单位对年轻人肯定是看重和关心的。自己会多花点工夫，好好去磨砺一下自己布囊里的那个锥子，不用早早担心没有机会脱颖而出，何况区区一个助审员的任命。这位领导我一直很敬重，他后来担任过几个基层法院的院长，官品政声，所到之处都有口皆碑。我收集过他每次履新任职的图片，他在人代会上高票当选，改版后的新制服，衬得他儒雅而精神。当我进入自己的中年，心气不再那么浮躁，就像神交古人那样，我更愿意把有才识、见性情的他，视若人品和业务上的师父和兄长。有些情谊，始于工作关系，后来就跟工作关联不大了，甚至超出了工作本身。基于平等、懂得和信赖建立起来的情谊，才更长久，足以对抗时间的流逝。
院里对我助审员的任命，后来倒是下得很快。而我不久前那个“考出去”的想法，却变得意兴阑珊。我在事业上从来没有什么雄心，我的爱和牵挂，都在海拔不高的乡土故地。放下一个念头后再回头想想，早上陪着孩子上学，拐个弯穿过市声嚣嚣的小巷子，五分钟就进单位大门，或许更适合我。
紧接着，来自人大常委会的，关于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副庭长的任命书，也到了手上。
我把证书的每个字都认得真真切切，摩挲着大红封皮，以此向自己表达了诚挚的祝贺和祝福，这种祝贺祝福一直延续至今。人大常委会这份最早的任命书，我收在书柜最下面的抽屉。往后数次搬家，清理的时候，先深深弯下腰去，托稳自己的老家底。二十多年里，获得的工作和爱好方面七七八八的荣誉不少，证书越堆越高，我把其他证书都卸了壳，光留下里面的那张纸。我不需要太多华美光鲜的外壳，不需要难以负重的高度，但我需要，直接来自法律赋权的一种认证，因为，我学法律。不管是出于对法律本身的尊奉，对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的尊崇，还是对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同我袍泽的法官的尊重，我都需要这么做。
糗事不止一桩。大约二十年前，我把自己的大学毕业证书给丢了，在补办证明的过程中，颇费周折，还麻烦过后来在母校做教授的同学。毕业多年后重聚，那位同学端起杯子走过来，调侃我说，我的毕业证是他颁授的。我再也不能在千把册藏书里，把书柜里最初的那本证给丢了。有些东西，经不起遗忘，更经不起失去。
于我，那是全部。
工作报告“用语说明”里那个多出的顿号，突然让人脸红
从二〇〇九年起，我担任过多年的办公室主任，期间先后经历四任院长。私交甚笃的密友不怕寒碜我，笑称我是四朝元老。我知道，法院确实人多案多事多，哪个岗位都离不得人，如果非要打比方，自己只是那个大性子的管钥匙的长房丫鬟。
一年一度的法院工作报告，我可半点不敢含糊，院长们就更认真。囿于能力水平，我的注意力往往停留在行文架构和措辞表述方面的粗浅层次。而院长特别讲求的，大而言之，有政治站位、人大意识、工作大局、公平正义；小而言之，是辛辛苦苦又一年的忧乐系之，是全院上下一两百号人马的荣辱与共。
我没有动手写过大材料。负责这一块的办公室年轻副职，哪个都比我优秀，他们得到了磨砺和锻炼，可以直奔省城单位和各级领导机关，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又有优异表现。日常工作相处，我对他们念叨得最婆婆妈妈的，就是笔下最基础的文字工夫：
“别小看一支笔，横放是连心桥，竖起是青云梯。”
好在他们都乐意听。我把我们十几人的团队，确实也当成同锅吃饭人丁兴旺的大家庭。我变得越来越啰嗦，我已不复年轻。
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后续提交讨论审议的过程中，法院工作报告前后动辄十几稿，务求慎之又慎，精益求精。不敢说焚香沐手，大家做到了心念至诚。审判执行岗位的法官们礼乐征伐，卷起笔底风云。不敢辱没，不敢辜负，就力求每个数据、每个实例、每个方块字，客观，详实，妥帖，安稳。我们期待万字矩阵，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节，一次次接受光荣的检阅，如大阅兵。
几年前，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议法院工作报告，与会的领导们，当着院长，又一次表扬法院撰写报告态度认真，工作扎实，同时指正了一些瑕疵，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参加汇报的我和负责报告起草的副主任，赶紧一一标注，埋头速记。
会后的一个细节，能让我记一辈子。
人大有位领导在走廊上招手，他叫住我，手里拿着报告和铅笔。他温和地指着“用语说明”部分，两部法律规定的书名号中间的那个顿号说：
“多出来的。一定要过细。”
我不由得为四十多岁的自己脸红。
有了这样的经历，报告第一稿刚出来，我就把椅子搬拢来，和办公室的同事们一遍一遍读，一遍一遍校。就像九六年在刑庭实习时见过的，老法官们戴上老花镜，相互校对判决书那样。我们起先磕磕巴巴、后来畅意忘我诵读的，是一代一代法院人的逝水华年，是时代投射在司法领域的激扬澎湃的青春典章。
现在的院长，尤其令我感慨。他在上级法院的任职经历很丰富，业务全面，在办公室和审管办待的时间最长。由于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对待每项工作的严格和认真，同样集中体现在对材料的要求上。近年的法院工作报告，我们会及早着手准备，一趟一趟送呈他审阅修改，每次领回来，会发现大段大段的，被他修改时笔端流泻的墨水或是手臂的汗水洇湿，像是文字包了浆。
“首先是态度问题，认识问题。”无数次地，他对和他同龄的我，这样谆谆告诫。
我的脸就又红了。
今年“两会”召开之前，刚巧又逢上办公室人员变动。在等待报送后材料集中印制的周末清早，人大办公室的领导又在催院长亲手审定的工作报告，她很了解院长，但语气还是变得急切了。我在早餐到底是去吃鱼粉还是杀猪粉之间犹豫，电话到底没打给院长，头天下班时听办公室主任说，为了这个那个，院长还得连夜加班。
我把电话打给了前段一直在跟进报告撰写工作的副主任。共事几年，三十岁的他即将荣调，在最好的年华，拥抱自己的未来可期。他还是对法院有感情的，当那天我们又一次在办公室谈心，话说得太多了之后突然默然相对，我能感受到那张青春的脸庞上，随着晚霞暗下来的离愁别绪。
“刚刚最终定稿，等着盖章后送过去。我和院长在一起，他又是一个通宵。”那会，他压低了声音悄悄说。
“接受监督，依法办事，我们的腰杆子就粗”
从多种渠道，无论是这些年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的情况，还是民情恳谈会获知的反映，或是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以及街头巷尾对优化营商环境的热议，包括收件交办的群众来信，我们需要接受一个事实，老百姓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还是看法不少的。
二〇〇四年以后，我在执行局工作过三年。那时每年的执行案件也就几百件，其中某年我办的案件净执结二十六件，还算是结案最多的。二十年后，院里每年的执行案件差不多增长了十倍。虽然执行手段越来越丰富，依托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执行便捷程度越来越高，执行质效的管理也越来越细化和规范，在“基本解决执行难”向着“切实解决执行难”纵深迈进的新征程上，法院也彰显了自己的积极作为和扎实努力，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大量执行案件转入“休眠期”，确实也让人红脸出汗，各种坐不住。
现在分管执行工作的常务副院长，是从人大过来的。他早年在院里工作，是当时最年轻的庭长，比我小六岁。在我们心目中，他业务熟稔，工作上很有一番抱负和想法，院里院外对他主掌执行工作，是有期待的。两年来，大家确实也都看到了他带领兵强马壮的执行局，那日拱一卒不眠不休的努力。
“难搞，形势和当年真的不一样了。”有时在食堂里同桌吃饭，他感叹着，还没有缓过劲来，筷子都不想动。
“先喝几口汤，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因为相处随便，偶尔我们也揶揄他。
“要一举拿下。工作预案把问题考虑得很周到，参与见证监督的代表委员，要邀请第一时间到点到位。”有一天，同事们吃完饭，开始结伴在院子里讨论案件，一起散散步，我听见他对着桌上挑剩的硬骨头，在跟执行局长这样商量。他们还在继续捋，如何把几天后的强制腾房工作，再过一遍细。
那个案子的被执行人，是我的发小。发小前几年做生意蚀了本，还借了不少钱，人家打官司胜诉后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法院强制拍卖了他在县城某小区的房子。许多年了，我们常有往来，他姐姐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我到老家参加过他身体有残疾的儿子的十岁生日，我们都已双鬓微斑，但只要见面，还一直称呼对方的小名。
我知道，在采取强制腾房措施之前，法官们苦口婆心做工作，光是反反复复好好丑丑说的话，就比这头那头一样重的一担米箩里的碎米还多。我知道，困境之下发小对案件执行的抱怨，在情理上来说并非毫无缘由。我同样知道，每月都要填报关于禁止干预过问案件的“三个规定”执行情况，为此我能对他远在广西的姐姐，当她在微信里质疑和询问时，该说些什么。
接下来，有几天工作轻松了一些，我请了年假。到了中年，孩子和老人的事情还是第一位的，院长审批时倒也痛快。假期里突然放晴的那个中午，我把鲈鱼送进蒸柜，在阳台上审核办公室发来的推文，得知当天强制腾房的工作上午就结束了，一切比预想中来得快捷和平稳。执行现场的图片里，见证执行的人大代表，那个身影很熟悉。她在融媒体中心工作，是我公交私谊都处得不错的朋友，看似安安静静柔柔弱弱，其实履职认真，对于认准的事情很执着。
窗边的多肉，迎着阳光伸出它们肉乎乎的小手掌，像是在进行某一项表决。那一刻，我有些恍惚。
回院里上班之后，又在食堂里见着了一身制服的常务副院长。
“最近怎么没看见你啊？”他在取餐窗口排队，和我打招呼。
“我现在不在审判执行工作一线，比起你来，就算忙起来也是半个闲人，所以，你没见到我很正常。”开过玩笑后，我说，“说真的，前几天在休假。今天你这么披挂停当，又是要挂帅出征吗？”
“上午到人大参加一个汇报。”他端了碗坐过来说，“前几天，强制腾房的案子还是办得漂亮。当事人说过他是你的发小，说你做了他不少工作，撂了狠话。到了真场合，还是听了大家的劝，半推半就把房子腾了。”
“那就好，案结事了人和。”我说。
“接受监督，依法办事，我们的腰杆子就粗。”
“人大是你的娘家。”我又打趣他。
“是大家的娘家。”他说。
晚上十一点多，我回到自己办公室，把李娟的《记一忘三二》塞进包里，那是明天的功课，温暖流淌的文字和阳光毛茸茸的周末，同样让我着迷。然后我进了卫生间，就着瓷盆好好洗了一把脸。镜子里油腻的中年男人，皮耷眼肿，有种不好描述的疲惫和很不确切的松弛感，看上去有些陌生。
我在终于静下来的楼道间吼了一声，感应灯次第亮起。
同事们已经安全返家，他们不忘在小群里发来微信，互道晚安。开始跟小伙伴们说的那些，我还沉浸其中意犹未尽。我想在我五十岁的年纪，以父辈的身份，继续向他们说到，我那在乡镇人大工作多年、前几年故去的父亲，说到他早年的困苦，他对老百姓深切的同情和悲悯；说到十年前省人大常委会来基层的某次调研，各级代表的发言怎样金玉作响，振聋发聩；说到省高院时任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就高院工作报告到邵东来听取和征求代表意见，他那比掌心还厚的笔记本上，一手工楷和流利的行书；说到清廉机关建设开展以来，人大常委会的“五廉共建”工作法，和近年每一步都踏在人民群众心坎上的各项工作的走深走实；说到因联络代表委员的工作需要而结缘，和在时间长轴上建立起来的交情，我在教师节、护士节、警察节、记者节，以及举国欢庆的时刻，给除了人大代表身份以外奋战在各个平凡岗位的他们，发送的饱含敬意和祝福的短信。
更多的，我来不及说到，七十年光阴荏苒，七十年桑田沧海，七十年的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需要时间，一一亲口说出。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七十周年，注定是一个从现在起就值得铭记的年份。七十年岁月如歌，急管繁弦，复调变奏，把新时代的主旋律，推向了最强音。我们在合唱，我们在聆听。
怀着种种复杂情愫，我出了法院大门，汇入了车流。前面是邵东大道、金龙大道、兴和大道、昭阳大道，沿途灯光璀璨，大道如砥。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律令，引领着我，许许多多我，像一滴水，和另外的晶莹水珠一起，涓涓滴滴，汇入时代涌动不息波澜壮阔的洪流。
（此文获邵东市“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征文大赛一等奖）
文章来源：邵东人大
责任编辑：王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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