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下午，由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委、区政府主办的“金坛三星村遗址大家谈”座谈会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长三角地区部分考古学家、青年考古学者齐聚常州金坛，共话三星村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入挖掘这一重要遗址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进一步推动对长江下游史前文化交流与变迁的研究。
三星村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进展 对文明溯源意义重大
现场，三星村遗址联合考古队成员龙啸博士介绍三星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情况。龙啸介绍，考古勘探和发掘初步揭示，遗址大体由北部居址区、中心土台和南部墓葬区构成，分区布局明显。墓葬中人骨保存较好，发现了许多以往未见的丧葬行为，为理解这一时期的葬制、葬俗提供了新资料。同时，也为古DNA研究等科技工作提供了长江下游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不可多得的材料。从墓葬来看，三星村在晚期阶段已经开始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化的现象。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敏以《史前时期的太湖西北》为题作分享。他围绕太湖文明的渊源、酋巫分立的出现、古国文明的滥觞、政治中心的分立和三星村的价值与意义等五个方面进行主旨发言。张敏表示，三星村遗址的发现对于科学诠释太湖流域地域文明的发生和古国文明的缘起、探索太湖流域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积极的意义。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以《三星在天，江左璀璨——长江下游沿江地带古国文明研究》为题作主旨发言。林留根表示，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早期区域文明发展高度的最典型代表，有着很多重要的遗址，三星村遗址就是其中之一。三星村遗址的出土文物和种种遗迹表明，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原始文化和农业文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表示，宁镇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具有独特地位。三星村遗址，主要位于宁镇平原和太湖平原中间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区。三星村遗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更深入地研究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源流、共存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大量古人类遗骸是三星村遗址得天独厚的考古资源
现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付巧妹团队介绍三星村人骨研究进展情况。三星村遗址不仅发现人骨数量多，且大多保存较好。团队利用内源核DNA捕获技术，极大扩展了可用于三星村古DNA研究的样本范围。三星村遗址中大量古人类遗骸的发现无疑是宝贵庞大的基因库资源，对于研究其他地域氏族人群间密切交往、人群基因的交融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表示，三星村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对探寻长三角地区文明化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研究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提供了新视角。王巍认为，三星村遗址发现的大量保存状态完好的人骨，是得天独厚的考古资源，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极为罕见。此外，出土的云雷纹豆、石钺权杖、龙形骨器等文物体现了当时三星村人的精神信仰、社会分化等情况，极具研究价值。王巍指出，针对二次考古发掘发现的1万平米左右的黄土台，要弄清其四至范围，研究其修建年代、使用年代及废弃年代，是否存在高等级建筑等，这些都是三星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未来可研究的方向。同时，他还建议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使用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为考古学家提供“望远镜”和“显微镜”。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长郭伟民表示，三星村遗址出土的人骨数量之多、保存状况之好，在长江下游地区同时代遗址中也较为罕见。郭伟民介绍，“人类骨骼考古学”这项研究不仅仅是对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分析鉴定，更为关键的是要“以骨释骨”，全面分析古代人群的生活面貌，包括体质形态、健康状况、饮食结构、风俗习惯以及人群的溯源与迁徙等。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栾丰实认为，从研究文明化进程角度看，三星村遗址十分重要，遗址的范围大，达到35万平方米左右，而且发现了1万平方米左右的黄土台，同时，墓葬数量多，还出土了一批珍贵精美的文物，反映出当时这里的聚落规模可能比较大，人口可能比较多，而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特别是一些出土文物上，出现一些外来文化的特征，结合三星村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可以推论这里出现了不同区域的文化相互交流的情况。他建议，在下一步考古研究中，要把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进一步理清文明产生、成熟、交融脉络。
加大发掘力度 多学科合作共同讲好三星村故事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在作主题分享时说：“三星村遗址的发掘是在提醒我们，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仅为认识太湖地区、太湖西北部地区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更为我们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启示。”陈星灿呼吁广大考古工作者继续加大发掘力度，同时在周围地区进行拉网式的调查，把对居住遗址的发掘和区域性的调查结合起来，寻找更大的建筑遗迹、居住遗迹，才能对这个时代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围绕三星村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进展分享自己的观点，为三星村遗址未来的发掘方向提供了聚落考古的研究角度。张弛表示，三星村遗址现存总面积达35万平方米，环壕内面积高达30万平方米，是迄今所知的马家浜至崧泽时期最大遗址之一，与苏州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规模相当。目前，三星村遗址虽尚未挖掘出大规格的墓葬，但遗址面积庞大，期待未来三星村将会有更大的发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表示：“三星村遗址一共有3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的面积是1000多平方米，我们才挖了一点，虽然发现的东西不算很多，但已是精彩极了，所以也许真正的大发现还在后面。”
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吴卫红提出，三星村遗址的保护和未来规划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他建议，一是要进一步确保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考古工作是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一环，需要持续性、全局性地发掘，其中，遗迹和遗物的年代是考古研究的重要一步，必须搞清楚讲明白。二是要总结、思考、讨论这些新发现，进而引出新认识，以发扬和传承三星村文化的内涵，这不仅需要考古工作者参与，还需要进行多学科合作，共同讲好三星村故事。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叶润清认为，三星村遗址是迄今所见长江下游史前社会文化因素最为复杂、文化融合发展最为成功的极少数典型个案之一，是充满经济活力、文化活力、思想活力、艺术创造力的崧泽社会的一个缩影。三星村遗址西北靠茅山、东南临太湖，环境和区位优势无与伦比，与基本同时期的凌家滩和其后的良渚在环境选择方面高度一致，这对后来的中国城市选址影响极为深远。
来源：新华网客户端
编辑：傅美源
初审：刘沁怡
审核：陆洋吉 吴文婷
终审：谭梦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