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身份与秩序：走马楼吴简中的孙吴基层社会
著 者：苏俊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页 数：568
定 价：108.00元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目 录
代序一
故宫博物院 王素
本书是俊林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几经修改增补而成的著作。
我与俊林最早认识，是未见其人，先见其文。2014年7月，《文史》请我外审一篇名为《嘉禾吏民田家莂与孙吴基层吏治》的论文。该文谈孙吴基层吏员徇私舞弊导致《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交纳租税数值统计错误，其中对《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交纳租税数值重新进行分门别类验证，下了很大功夫，令我惊叹不已。但由于学术史梳理不够，内容与题目不尽相符，我建议作者另换一个角度进行改写，再审通过后刊用。当时实行匿名审稿，我并不知道作者是谁。
我与俊林最早见面，是2014年9月中旬，我应于振波先生之邀，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参加俊林的博士论文预答辩。俊林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温良恭俭让。通过深入交谈，我知道了他就是《嘉禾吏民田家莂与孙吴基层吏治》一文的作者。同年11月，《文史》将俊林改写的《嘉禾吏民田家莂与孙吴身份等级体系》论文发给我再审，我同意刊用。此文后刊《文史》2015年第3期（2015年8月）。而在此前，俊林已将原文删去部分以《〈嘉禾吏民田家莂〉所见孙吴基层吏员的舞弊手法》为名，刊于《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11辑（2015年7月）。
后来我知道，这两篇论文并不是俊林的长沙吴简研究处女作。在此之前，他已发表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姓氏与封爵称谓—从吴简中的“步侯”“吕侯”说起》（《湖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和《吴简所见孙吴田租及相关问题》（《中国农史》2015年第1期）两篇论文。不过，从质量来说，后两篇论文肯定比前两篇论文要高。这反映了他在长沙吴简研究领域的进步。
俊林决心在长沙吴简研究领域发展，并长期坚持，最终做出成绩，除了他个人的兴趣，还受到两位名师的影响和提携：一位是他的硕博导师于振波先生。于先生是我的畏友，我1999年第三次去长沙整理吴简就与他认识了。他是60后，在他那个年龄段，只有他出版过两部吴简研究专著（《走马楼吴简初探》《走马楼吴简续探》，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2007年）。一位是他留学的导师关尾史郎先生。2014年10月至2016年3月，俊林获日本文部科学省资助，赴新潟大学留学，师从关尾先生。关尾先生更是我的畏友，我们在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就有书信往还。80年代初，我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他开始从事吐鲁番文书研究；90年代初，我主持《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他开始从事安徽曹氏文字砖与十六国和高昌墓志整理；90年代末，我参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整理，他开始从事长沙吴简研究。关尾先生的研究领域与我颇多契合，他的每个领域的研究论著，都是我必须置之座右反复参考的重要学术成果。
俊林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次月，即2016年4月，举行博士论文正式答辩。我应于振波先生之邀，再次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参加答辩会。我在会上，对俊林的博士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这篇博士论文较前预答辩论文，还有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俊林在日本访学一年半卓有成效，学术史的梳理比原来更加全面丰富，特别是其中征引日本相关论著几无遗漏。此外，研究的思路也含有日本学者的思维，图表多达40个左右也是日本学者擅长做的工作。日本学术界竞争激烈，日本学者研究工作普遍都很扎实。这对俊林来说，应该是一笔终生享用不尽的财富，应该妥善珍惜和充分利用。”俊林顺利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此后，2016年7月至2018年7月，俊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跟随合作导师卜宪群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在京期间，我们见面机会较前增多。我对他的博士论文修改增补工作一直很关心。俊林博士后出站后，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同年11月，他给我写信，主要谈他关于博士论文修改增补的新思路，说本书稿预计明年（2019）12月可以提交给相关出版社，按照当下出版社的要求，想请我写一份本书稿的出版推荐书，我自然同意了。
我大约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俊林寄给我的书稿又看了一遍。我的出版推荐书第一段是这样写的：“中国历代正史及官修书籍，均详中央而略地方，导致基层社会研究长期薄弱，尤以三国时期为然。1996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虽然改变了地方史料缺乏这一现状，但运用三国吴简研究孙吴基层社会并不容易，实际上一直缺乏值得称道的成果。直到苏俊林完成根据博士论文修改增补而成的本书稿，才使这种情况有所改观。”这不是溢美，是我的心里话。
转瞬过去将近四年。2022年9月上旬，俊林给我打电话，说书稿已经完成，即将交付出版社，先给我寄一份，请我写序。我与俊林和本书稿既有如上渊源，写序自然无法推辞。只是我很奇怪，按时间推算，本书早就应该出版了，怎么会迟至今日，还没交付出版社？转念一想，其间三年，正是新冠疫情暴发，大家浑浑噩噩，都有难言之隐，也不宜一问究竟。既然如此，还是先看书稿吧。
这是本书的最终定稿。全书主体部分是绪论和正文八章，绪论详细梳理相关学术史，正文从家庭结构入手，围绕爵制变化、姓氏称谓、身份种类、等级体系、租税账目、土地亩产等长期聚讼难决的棘手问题，对孙吴基层社会身份秩序进行了整体辨析研究，具有一定的集成性。可以看作是俊林将自己从2012年6月博士论文开题到现在超过十年的长沙吴简研究做了一个阶段性回顾。总体上看，视野开阔，角度新颖，在不少方面都有较大突破。归纳特点，主要有三：
一是材料占有充分。这里材料分两种：一种是原始材料，主要为简牍材料，与本书问题有关的简牍材料，吴简外，秦简、汉简、晋简等，几乎全部占有。一种是学术史材料，涵盖古今中外，包括前面特别提到过的日本方面的学术史材料，也几乎全部占有。实证史学以穷尽材料为要旨，本书得其精髓。
二是研究重视变化。历史研究最忌一成不变地看问题。对典章制度尤其需要动态地进行观察。本书在这方面十分注意。譬如对士伍的研究，首先梳理汉晋间士伍身份演变脉络，再对从吴简中统计出来的476名士伍的身份进行分析，总结出四大特征，并与公乘进行仔细比较，站在演进的高度分析其异同。
三是方法不断更新。吴简研究一直都是各行其是，缺乏公认的方法。俊林曾因本书需要，撰写《走马楼吴简研究方法述评》（《简帛研究2017》春夏卷），对各人的研究方法进行归纳评述，寻找共同点，堪称目前吴简研究唯一的一篇方法论文章。本书重视研究方法的更新，自是毋庸置疑。此外，本书用日本学者提出的“连记简”概念研究家庭结构，从方法论上看也是一种更新。
俊林的思想比较传统，本书的视角自然也比较中规中矩。传统的基层社会，多以家庭为最小单位，本书自然也不例外，在家庭方面倾注较多精力。而现在的社会，人们的关注度，已从上层的帝王将相，移向底层的弱女小吏。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7月推出的罗新先生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鲁西奇先生的《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是近年的代表作。《宫女》的传主材料《北魏比丘尼慈庆（王钟儿）墓志》只有不到八百字，《喜》的传主材料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简牍相关记载也不太多。比较而言，长沙吴简关于小吏许迪、朱表的材料似乎更为丰富，他们二人人生经历之曲折复杂也似乎更有故事性。将他们的故事，以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为背景，介绍给现在的普罗大众，对历史研究者而言，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罗新先生曾是长沙吴简研究的先驱，关注底层弱小吏民的命运，为许迪、朱表写传，应该是长沙吴简研究者的使命！
长沙吴简出土（1996年）至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年。长沙吴简研究大致同步进行，也已过去了二十多个春秋。目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最后一卷《竹木牍》已经发稿，预计2023年可以出版。长沙吴简整理已经收官，长沙吴简研究却仍方兴未艾。据本书粗略统计：“目前已出版学术专著19部，论文集1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据我所见，很多课题的研究都还远未达到题无剩义。有鉴于此，就需要像俊林这样的吴简研究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对长沙吴简研究的未来充满希望，并以此与俊林共勉！
是为序。
2022年9月
代序二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于振波
俊林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多年打磨，即将付梓，来电话告知，并向我索序。我很高兴，尽管不善于写序，还是答应下来了。
俊林在岳麓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我是他的指导教师。回想起来，感慨良多。
硕士生期间，俊林喜欢读书，喜欢提问题，经常主动写一些读书札记给我看。我觉得他很有潜力，建议他到更好的学府选更好的导师深造。研二时，因学习成绩和科研方面表现优秀，他申请了硕博连读，仍然选择我做导师。按照学校政策，硕博连读可以不写硕士学位论文，但他表示愿意按原计划完成学位论文。我觉得继续撰写硕士论文也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训练，所以也很支持。事实上，他不但如期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而且写得很出色。
谈到硕士论文，不妨多说几句。俊林来到书院时，书院刚好从香港收购了一批秦简，俊林也参加了研读。在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时，他曾想选秦简方面的题目。我觉得研究简牍，传世文献的基础不可或缺，建议他从传世文献中选题，从而夯实基础，将来攻读博士学位时再做简牍方面的选题。《史记》《汉书》中的表，里面有很多信息，却往往不受重视，所以我们决定从功臣表、王子侯表入手，确定选题《西汉列侯的社会史研究》。这篇论文写了将近十万字。顺便一提的是，博士生期间，俊林申请了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列侯与两汉经济》，将硕士论文中涉及较少的内容展开讨论，如期完成，又写了十四万多字，可见其读书、写作之勤奋。
尽管硕士学位论文选了传世文献方面的题目，而且工作量很大，俊林仍然留意秦汉简牍方面的资料和研究动态。他有一篇关于秦简“质日”方面的论文，就是在硕士生期间完成的，后来发表在《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
走马楼吴简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弥足珍贵。然而，种种原因给研究带来很大挑战。
首先，这批简牍属于三国时期孙吴政权所辖临湘侯国的地方行政记录，涉及基层社会的诸多方面，而传世文献《三国志》主要记录上层人物及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可以说，走马楼吴简与《三国志》在史料上正好形成互补，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问题是，三国时期的传世史料有限，《三国志》作为正史，体例并不完备，缺少表和志，而且不论作者陈寿还是注者裴松之，对基层社会都缺乏关注，以致吴简中大量名物制度在传世文献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记述，不能很好地互相印证。
其次，这批简牍并不是分门别类地有序保存下来的，而是作为废弃物被随意丢弃在井窖中的。整理者尽管按顺序揭剥，并对粘结成坨的简牍精心绘制了揭剥位置示意图，我们发现，这些成坨的简牍往往也是多种文书混杂在一起，只是以某一文书为主而已。另一方面，大量简牍残损，文字漫漶，不易识读。凡此种种，对文书集成、复原和解读造成重重困惑。
第三，从汉末到隋朝建立的三四百年，是一个分裂混乱的时期，也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三国正处在这个变革时期的起始阶段，既有对汉制的继承，又有为应对新问题而做出的调整与改变。走马楼吴简作为地方行政记录而残存的各种片段，哪些内容体现了旧制，哪些内容体现了新制，需要给出合理的阐释。然而，由于吴简存在上述情况，对很多问题的解读，学者之间往往莫衷一是。
俊林的博士论文选题，起初也没有确定研究走马楼吴简。我指导学生，比较尊重学生本人的意愿，如果学生对我的研究项目不感兴趣，我从不强求。当然我也有我的原则，一旦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了选题，那就必须保证质量，认真完成。俊林最终选择了参与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走马楼吴简与孙吴县政研究”，而且完成了最终结项成果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课题组中的绝对主力。
大约从博士生第二学年开始，我建议俊林浏览已经公布的走马楼吴简释文，并阅读相关研究论文。尽管有点难，他还是坚持去做了。在有了一定阅读量之后，我建议他撰写研究综述，目的是更系统地了解研究动态，把握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理清争议的症结之所在，并尝试发现新的问题。
在此期间，俊林逐渐对吴简有了兴趣，但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仍有顾虑。除了吴简研究的难度而外，最大的顾虑是如何对待学术争论——作为一个刚刚走上学术之路的博士生，在众说纷纭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或支持某个观点而反对另外一些观点，对那些学者会不会一是种冒犯？对此，我反复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客观真实，学术争论是难免的，只要拿出可靠的证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而不是强词夺理做义气之争，一般不会被认为是冒犯。绝大多数学者是有这个雅量的。其次，对于不认同的学术观点，也要认真阅读其论文，看是否有可取之处，至少避免不必要的误解——误解是对作者最大的不尊重。第三，我本人在吴简研究方面也提出过一些观点，如有不认同之处，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不必纠结；对我的观点提出商榷的学者的论文，也要认真阅读。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平常的学术观点之争，与仁义之道相差十万八千里，有什么值得为难的？
打消了这些顾虑之后，学位论文的撰写就很顺利地走上了轨道。记得有一次，俊林对我说，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租税数值错误与吏的身份存在相关性，似乎是有意造成的。我不以为然。许多学者认为这些错误与当时基层官吏的算术水平及书手的笔误有关，我大体认同这些说法。也有学者提到舞弊问题，但没有直接证据，多推测之词。俊林说他是通过对田家莂进行逐条统计得出上述看法，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这不仅涉及数值错误的成因，还涉及吏的身份地位——这可是一个学术热点问题。后来他把统计结果写成论文初稿交给我，我主要在数值统计和分析表述等细节问题上提出些改进意见，论文的基本观点、框架没做改动。俊林每有心得，写出论文初稿，就把电子文档发给我。我把有疑问或需要修改的地方都加了批注发还给他。接下来我们便找时间面对面讨论。对我的合理意见，他会虚心接受；对我的某些质疑，如果他有证据，也会据理力争。在这里，没有师道尊严，而是完全平等的学术讨论，我也从中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乐趣。不知不觉间，我发现，俊林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自己学术水平有限，一方面性情疏懒，喜欢清净，一方面也不想误人子弟，所带学生不多。幸运的是，已经毕业的几个博士生都比较出色。有同事问我指导学生的经验，我哪有什么经验？不过碰巧遇上几个喜欢读书的学生而已。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就了自己，也给了我荣誉。
是为序。
2022年8月28日
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孙吴基层社会身份秩序研究——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基础上修改而成。从2012年6月27日博士论文开题，到最终修订完成，正好十年时间。本书算是对过去十年学习与思考的学术总结。
2008年9月，我从四川理工学院（今四川轻化工大学）考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跟随于振波先生学习秦汉史和简牍学。2009年底申请硕博连读成功，免去了考博的辛劳，但也在于师的指导下，最终完成近十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西汉列侯的社会史研究》。硕士论文的写作和顺利答辩，不仅对学术思维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训练，也增加了我投身学术的信心。老师们“言过其实”的夸赞让我有了一种莫名的情绪：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相见？正是这种情绪，推动着我在学术道路上一直努力走下去。
当初选择吴简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多少有些“不情愿”的意思。吴简研究之难，我早有耳闻。硕士入学刚拜入先生门下时，并未想到以后会研究吴简。依然记得一次家宴上，师母车金花女士说要不你就研究走马楼吴简吧。没想到真给师母说中了。三年多后，在否定多个选题，研读完学界成果和相关材料之后，抱着“试一试”的忐忑心情，最终将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确定为吴简。
之所以最终选择吴简进行研究，恩师于振波先生的鼓励是最重要的。于师告诉我研究方法跟硕士论文所用方法差不多，解决了研究方法上的疑虑。即便这样，我也没有立即着手吴简的研究。稍微对吴简研究现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于师是吴简研究的国际知名学者。于师是研究秦汉历史起家的，但就国际学术影响力而言，于师在学界享有的认同和赞誉，吴简方面可能要胜过秦汉。如果我要研究吴简，难免会涉及共同的研究内容。如果有不同的观点将怎么办？于师担心我有这样的顾虑，多次郑重地告诉我，不要顾忌他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商榷。本书对于师的观点，有注脚，有补充，正是恩师谆谆教诲和倾心指导的结果。
严谨是于师一贯的治学风格。每次提请于师审阅的论文，返还时批注密密麻麻。大到观点内容、篇章结构，小到遣词造句、标点符号，于师都有非常细致的批改。于师的视力不太好，电子文稿往往需要放大数倍才能看清。电脑的屏幕有限，放大了的文稿，一行文字需要左右移动才能看完。这是很费时间的。长时期看电脑也很伤视力。文章篇幅较大的时候，我就打印下来送去。即使这样也没多少作用。于师是很“固执”的人，可能也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他更喜欢看电子文稿。很多时候送去纸本论文，他又要求我再发电子文稿。返回的电子文稿可以看到文稿放大的比例，从150%逐渐变为240%让人不知如何是好。曾经也跟于师“提要求”，请他主要看看文章的篇章结构、观点这些大的问题，至于语句和符号这些小问题我自己慢慢修改。这些提议显然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带着打印下来的文稿，面对面地汇报论文内容，详细说明写作理由、文章观点及疑难之处。原以为这样或许多少能减轻一点于师的负担，但结果只是我一厢情愿。2016年4月博士毕业之后，于师身体抱恙，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固然有湖湘气候潮湿的因素，应该也与我这个让人操心的学生有很大关系吧。
当得知第二次申请日本国费奖学金成功之后，我得赶在出国之前完成博士论文初稿，并通过学校规定的预答辩。2014年9月13日，在于师的资助下，邀请了故宫博物院的王素先生、长沙简牍博物馆的宋少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古代史研究所）的杨振红先生（现南开大学教授）和邬文玲先生、首都师范大学的蔡万进先生来参加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对论文进行专业指导。2016年4月，诸位先生再次莅临书院，与本院陈松长先生一道，担任我博士论文正式答辩的答辩老师。先生们都是非常繁忙的人，能抽出时间来指导我的论文，对我而言是最大的鼓舞，也是莫大的荣幸。
2014年9月24日，带着老师们的指导意见，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国费留学生（研究留学生）”奖学金的资助下，以“特别研究学生”身份来到日本海边的新潟大学，跟随关尾史郎先生学习和研究。关尾先生是研究走马楼吴简乃至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名家。2014年3月，先生来长沙简牍博物馆考察，我得以初次拜见先生，先生没有因我表现不佳而拒绝我的申请。在我迷茫着未来之路时，先生接收了我，让我重新燃起对学术的希望。在日一年多时间里，先生以严谨的学风和平易近人的态度，让我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和研究，感受日本的学术和国风。先生既有研究科长的行政事务，又有学校的教学任务，已经非常繁忙。即便如此，先生还是抽出时间来详细指导我的论文，甚至把硕士课程分了我一半。逐字逐句地阅读，详细地批注和讲解，让我在领略先生风采的同时，也对以后的学术之路增添几分信心。虽然先生讲解的内容本书未能完全吸纳，但对后来发表的几篇吴简研究文章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语言交流不便，讲解中先生需要板书我才能完全明白。平添先生的劳累，实为留日期间最大的罪过。
2016年3月30日，经上海转机回到祖国，回到湖南大学。还未来得及修整，就坐上北上的火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博士后面试。所幸有之前所发论文的铺垫，以及二位导师的推荐，面试也很顺利。返湘之后，于师安排在4月9日进行博士论文答辩。在各位老师的批评声中，答辩顺利通过。回国10天，博士生涯宣告结束。
酷暑8月收到社科院的入职通知，立即收拾行囊进京，开启了2年的博士后生活。博士后合作导师是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先生。跟随卜师学习的想法由来已久。2009年长沙第一场大雪之后，卜师到岳麓书院讲学。于师带着我拜见时，推荐我到卜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后来我选择了硕博连读的“捷径”，直到7年之后博士毕业才能如愿。在卜师的指导下，我最终将博士后研究方向锁定在早先关注的岳麓书院藏秦简第3卷《奏谳文书》，并成功申请了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暂时解决了经济上的困境。后来又以此为基础，增加新的思考和研究内容，申报获批了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项目。当然，这些项目申报书都经过了卜师的逐一审阅和批改。
卜师平时工作非常繁忙，但仍抽出时间指导我的学习。茶余饭后的点拨已是司空见惯，仍记得提交给卜师的第一篇文章是《简牍所见秦及汉初“有爵寡”考论》（《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进站半年时间，都在忙着努力将研究方向从吴简转变秦简，没写什么文章。2016年年末成稿的这篇论文，春节后提交给卜师时，其实只是想向导师报告我没闲着，让他放心。结果不久，卜师拿着打印下来的论文来研究室，详细指导文章如何修改。看着批红的文字，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卜师先后跟随万绳楠先生和林甘泉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和秦汉史，于师先后跟随张传玺先生和林甘泉先生学习秦汉史。再次见到如此批注的论文指导，倒不知道这是哪位师公的风格了。遗憾的是，林先生和张先生先后仙逝。每当想起他们谈论学术时的英姿，既有如沐春风之感，也为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深深折服。林先生卧病在床时，还在给我们讲授“五朵金花”。这样的精神该如何薪火相传！
博士期间的研究重点在吴简，博士后研究则转为秦简。对于资质愚钝的我来说，这样的转变并不容易。所幸遇到了一群热情待人又热心学术的师友。历史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的杨振红先生（后调往南开大学）、邬文玲先生、戴卫红先生、宋艳萍先生、杨英先生、凌文超师兄（后调往北京师范大学）、庄小霞先生、王天然先生、刘丽先生、曾磊先生、石洋先生、杨博先生，文化史研究室的孙晓先生，社会史研究室的赵凯先生、阿风先生（现清华大学教授），隋唐史研究室的黄正建先生（荣退），编辑部的彭卫老师、张燕蕊师姐、张欣师兄等，以多种方式督促和指导我学习，关心我的成长。刚到北京不久，经庄小霞先生和王彬兄引荐，先后参加清华大学侯旭东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张荣强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徐世虹先生主持的读简班活动。其间认识很多师友，一起研读简牍文献，畅谈学术，共享思想的自由时光。每周五从北师大（上午）、法大（下午）读简结束，回到六道口的公寓时，感觉大脑几乎停止运转。清华读研班（周四）论文报告、文章研读交替进行的模式，让我不仅有幸第一时间聆听师友的最新成果，也研读了一些之前未能精读的前辈著述。在此期间接受的简牍研读训练，直接助力了博士后报告的撰写和研究。研读班上的思考，不少都写进了博士后报告，或作为研究延伸，成为后来申请冷门“绝学”项目的重要内容。
王子今先生、蔡万进先生、彭卫先生、杨振红先生、孙晓先生、邬文玲先生、陈爽先生参加了我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开题、中期考核和出站答辩，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没有先生们的指导，不知研究报告几时能够完成，几时能够顺利出站。衷心感谢诸位先生的指导。
2018年7月博士后出站，在卜师的推荐下，来到离家不到3小时车程的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学校、学院领导、老师和同事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诸多指导和照顾。2019年，在院、校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先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获批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即本书的资助项目，后又“因祸得福”，以博士后研究报告为基础申请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门“绝学”专项项目。两个项目的研究同时进行，给生活增添了很多繁忙。
故宫博物院的王素先生，多年来对我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生活给予很多关怀和帮助。每有新著出版，或有吴简资料，都邮寄惠赠。蔡万进师叔对论文写作、项目申报和教学方法等也给予了悉心指导。凌文超师兄对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等有很多提点和帮助。东京大学的石原辽平博士帮忙搜集大量日本吴简研究成果，并指导阅读原文。衷心感谢你们。
长沙简牍博物馆的宋少华先生、李鄂权先生、杨芬先生、熊曲先生、雷长巍先生、骆黄海先生等，在本书内容和研究资料上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王勇先生、陶新华先生、钱永生先生、胡吉勋先生等在论文开题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同学付赞博士、赵路卫博士和杨琳师妹翻译和校对了期刊论文和博士论文的英文摘要。北京大学的田卫卫博士对我赴日留学提供了很多帮助。感谢你们。
留日期间，日本长沙吴简研究会的漥添庆文先生、关尾史郎师、角谷常子先生、伊藤敏雄先生、阿部幸信先生、高村武幸先生、安部聪一郎先生、鹫尾祐子先生、谷口建速先生、石原辽平先生等师友，无论是研究会后的恳亲会，还是科研考察，或是平常外出，都对我予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并不嫌我浅薄，赠以论文。此等情谊将铭记于心。首次东京之行借宿于石原家。感谢石原君及大知圣子君的盛情款待。祝你们幸福。
日本语课程的诸位先生和同学，新潟大学人文学部的永木敦子先生，留日期间共同受讲并赐以论文的同门弥津诗央里君，tutor天野辉君，研究室的学友邢明明博士、毛久燕博士，朋友梅天宇、袁辉、闫盼盼等，对我在日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照顾颇多。谢谢你们让我度过了那段美好时光。
日本的籾山明先生、藤田胜久先生、柿沼阳平先生、黄川田修先生、土口史记先生、青木俊介先生、畑野吉则先生、铃木舞先生，韩国的尹在硕先生、金秉骏先生、金庆浩先生、琴载元先生、李周炫先生，德国的陶安先生，中国台湾的陈文豪先生、游逸飞先生等师友，亦在资料收集等方面提供许多帮助。还有很多师友、学界同仁以及于门、卜门的同门，在学习和生活上也给予诸多关怀、鼓励、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师母车金花女士，一直给予母亲般的关怀和鼓励。在此一并感谢。
先后求学的四川理工学院政法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新潟大学人文学部·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科·国际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工作单位的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很多领导、老师、同事、同学和师友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给予诸多关怀和帮助。再次感谢你们。
还要感谢多年来支持个人学术研究的主编、编辑和匿名审稿专家。没有你们的帮助，完成博士毕业的资格论文都成问题，更不用说拙著的出版了。匿名审稿专家的很多意见也被吸收到本书之中。虽然未能一一注明，但本书的不少内容确实是对审稿意见的回应、深化和延伸。衷心感谢你们。
十多年在外求学、工作，离不开父母的理解和支持。为了求学和工作，四处奔波，与父母聚少离多。父母已经年迈，希望以后能多尽一份孝心。弟弟和弟妹照顾双亲，支持我从事学术研究。感谢你们的无私付出。同时也感谢长辈亲人给予的诸多帮助和鼓励。
本书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文库”，感谢中心的支持和出版资助。责编邹旭勇先生是岳麓书院的学友，在他的精心编校下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感谢邹先生的辛苦付出。
之所以以“身份秩序”为研究题目，除了《绪论》所述的学术理由外，也与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出生于四川一个小山村的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研究生，再到博士后、教师，一路走来，对“身份”二字感触颇深。吴简中那些“流水账”式的档案记录，在我看来正是一个个身份各异、地位有别的鲜活人物。身份、等级、地位、权利、义务等要素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成为本书试图展现的主要内容。当然，本书不过是选取了其中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尚有很多问题有待探究。
法国思想家卢梭先生在《给伏尔泰的回信》中写道：“人们之所以读学者们的书，是为了要评判学者的作品，而不是为了受教育。”（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附录一，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70页）原本还想为本书的不足辩白几句，但既然已经成书，是非好坏，就让大家去评判吧。
2014年8月20日 湖南大学南校区17舍初稿
2016年3月26日 修订于新潟大学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科
2022年9月12日 定稿于重庆北碚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