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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19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到安徽视察。省委几位领导建议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以省委的名义招待中央领导。曾希圣说，用公款招待不妥，周总理来安徽也没有宴请嘛（周总理于1958年2月5日至6日视察安徽）！曾希圣经不住几位领导反复劝说，只好同意。但是附带一个条件：省委七位领导自讨腰包，每人5元钱，共35元，要求食堂用这35元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来招待领导，不能动用公家一分钱。
宴请开始时，曾希圣指着一桌廉价而丰盛的饭菜对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说，这是我们省委7位领导出钱宴请你们，没有用公款，你们放心吃好了。邓小平高兴地说：老曾啊！你这个办法好嘞。
请了我们的客，又不花公家一分钱，就像当年在延安一样，要得啰！这则佳话，笔者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询问过当时出钱参与宴请的省委某领导，当时负责保卫、接待的省委秘书长、接待处长，省公安厅厅长、警卫处长，都是这么说的，史实确凿无误。
近二十几年来这则佳话被国内报刊转载过多次。
这些报刊转载的目的，是用它来对比今日用公款吃喝招待的不正之风，为党风廉政建设鼓与呼，用心良苦，值得称赞。不过也有人以此为例，借机来赞扬曾希圣是个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为他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被解除省委第一书记职务鸣不平，就有些错谬了。
邓小平一行离开安徽之后，中央领导接踵而至：1960年5月9日至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书记董必武视察安徽；6月24日至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视察安徽；10月28日至11月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陈云视察安徽。
在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密集到安徽视察的时候，也正是安徽人民处在极度艰难的时候，每天都有人被饿死、整死；大量饥民拖儿带女外出逃荒，流落城镇街头、交通沿线，死于中途者不在少数，整个农村呈现出的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景。
据1961年、1962年省公安厅两次反复统计，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员是210多万（详见《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甚至出现大量人食人的现象（见《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
由于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的严密封锁，这些到安徽视察的中央领导都没有发现安徽问题的严重性，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安徽省委拯救饥民，使安徽饿死人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61年下半年。而曾希圣不仅没有丢官，反而于这一年的10月兼任了因饿死人多而被解职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职务。
一人担任两省省委书记，在我党历史上没有先例。知道了这样的背景，还能对曾希圣宴请佳话高兴得起来吗？
曾希圣，48岁任安徽省委书记，56岁兼任任山东省委书记
使中央无法了解真实情况
下面让我们从公安厅档案保存的警卫工作总结报告摘要中，来看看中共安徽省委是如何不让中央领导接触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使他们两眼一抹黑的。这些警卫报告说：“对××的警卫，是在省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成立了专门办公室，下设接待、保卫等组，由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院长、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委统战部部长分别担任组长。
省公安厅抽调相应人员，分赴沿线路段，调查情况，采取安全措施，通过基层组织，监控坏分子，沿途每5至6公里有一名县委委员，每1至2公里，有一名区、乡党委委员负责，市、县公安局则分段包干，各负其责，进行保卫工作。对住地、参观点首长可能接触到的人员事先进行政治审查，保证绝对可靠。食品、卫生等均作周密部署，确保视察期间的安全。
对已经决定前往视察的地、市、县，事先通知，交底，提出具体要求，做到心中有数。对参观单位和晚会演出人员中有问题的人要妥善处理；对危险分子，要调整班次，或以下去劳动的办法，暂时调离；对一般复杂分子，由党、团员，积极分子夹起来的办法加以控制。
对中央首长要参观的合肥、淮南、蚌埠、马鞍山等16个较固定的单位，从中挑选1500名积极分子，来欢迎、接待中央领导；这些单位其他职工一律不准出现在领导视察的现场。”“对首长乘车参观途径的地方，一切有碍观瞻的都要在首长到达前清除完毕”。
这样严密的控制措施，中央领导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呢？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董必武副主席对安徽的视察。1957年，中央为了党的建设需要，成立了高规格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书记，老革命家王从吾担任常务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法学家王维纲担任监委委员。
董老这次到安徽视察，时间长（共10天），地域广，除合肥外，重点视察安徽饿死人最多的蚌埠、阜阳一些县的公社、河网化工地。因为他从中央监委那里接到不少安徽饿死人情况的人民来信，他要亲自来看看。安徽省委竭力不让他看到真实情况。
省委书记处书记、省监委书记曾庆梅亲自挂帅陪同，负责警卫接待工作，省公安厅厅长邢浩具体执行。为了对董老全面封锁，不让他看到真实情况，沿途不准有浮肿病人和披麻戴孝的人出现。不准有新的坟头出现，如有，可以绕开，绕不开非经过不可的，或平掉坟头，平不掉的，用野草或树枝盖上。
为了让董老相信安徽人民生活得好，在合肥参观江淮人民公社食堂时，有意将事先焖好的米饭放在簸箕里晾晒，给董老解释说这是社员吃剩下的米饭，为预防变馊而晾晒。实际情况是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公共食堂就没有供应过米饭，而是杂粮、大锅清汤。
董老在参观蜀山人民公社一个食堂时，看见食堂案板上放着米粉肉，炊事员说这是明天给社员吃的。事实是公社临时从肉联厂买来几斤鲜肉，拌上米粉放在案板上让董老看的。董老走后，米粉肉被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们分了。而董老接触的那些所谓公社社员，都是从大队、生产队干部和基干民兵中临时抽调来的。
尽管安徽省委采取各种措施封锁消息，不让中央知道安徽真实情况。但是百密一疏，还是有一些人民来信不断送到中央领导人手中。就在邓小平一行人来安徽视察前后，周恩来总理收到一封人民来信，反映安徽和县、无为县群众被饿死。周恩来总理将人民来信转给曾希圣，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
希圣同志：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是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的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后复我一信。
周恩来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无为县在1959年因为饿死人，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去调查处理，果断解散食堂，调拨救济粮，制止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再刮。为此被曾希圣告上一状，受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点名批判，为此张凯帆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被牵连的有几十万人。
一时间，安徽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把左倾冒险主义推向极致。1962年2月9日，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二次检讨时说，“1959年6月（张凯帆到无为纠正五风的日子），安徽农村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如果无为县盖子早揭开，从中吸取教训，安徽的问题就不会那样严重。”
调查与反调查、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
到安徽视察的中央领导没有发现安徽问题，但是中央监委不断收到人民来信，反映安徽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于是决定派人调查。一场调查与反调查、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在中监委与安徽省委之间开展起来了。
1960年4月，中监委第一次派出审查处处长刘力生和信访科长张珉到安徽省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8月派出张珉、曹思恒到饿死人比较多的宿县、萧县、全椒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11月派李海到阜阳地区临泉县了解人口外流情况。
由于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地、市、县委严密封锁，他们只能了解到局部不完全的情况，和人民群众在来信中反映的情况差距很大，中监委感到必须派出强有力的调查组到安徽调查，才能彻底弄清真相。尤其是一封署名“石求明”的人民来信引起中监委的高度重视。
这封信这样写道：
中央并主席：
我打消了个人得失的念头，确立以党和人民的得失为重，才决心反映凤阳县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据我所知的三个公社的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占1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在死人最严重的时候，有的村子一天死5至6人，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亲眼看到，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收容）起来的被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左右。
石求明1960年端阳于临淮1960年端阳节是阳历5月29日。
石求明真名叫张少柏，当时为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是一位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忠诚的共产党员。当时在安徽写这样的人民来信，被发现都作为反革命信件查处，写信者是要冒坐班房风险的。
他为了不被查出，在书写时，不按笔画顺序，而从下往上倒着写，一共写了两封，一封派一个小公务员拿到蚌埠发出，给他几斤粮票、几块钱作为报酬。一封自己投入临淮关邮局。从蚌埠发的那封信，被公安局扣留，从临淮关邮局发的信顺利发出。
省委得悉蚌埠扣留的信的内容后，曾庆梅指示公安厅派人到蚌埠领导破案。公安厅指派三处处长带领2名笔迹鉴定专家赴蚌埠，省、地（那时蚌埠市、宿县、滁县归蚌埠专区）、县三级公安机关抽调30多名干警破案。由于书写者隐蔽得好，而没有被发现。
专案组也多次怀疑是张少柏作案，但关键是笔迹鉴定不符，为此，由省公安厅技侦人员对张少柏住处、办公室进行了秘密搜查，没有发现其它线索，只好作罢。
张少柏的这封人民来信，促使中监委派出庞大的调查组到安徽调查饿死人情况。领队的是中监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还有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派出的得力干部共20多人，于11月23日到达合肥。
先听省委汇报，然后参加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会议结束后，分几个组，分别到蚌埠、阜阳、芜湖、安庆调查。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书记单敬之参加。王维纲在张少柏的陪同下重点检查凤阳县。
张少柏向王维纲私下坦陈署名“石求明”的信是他写的，并积极配合王老了解到凤阳县骇人听闻的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案例。而曾庆梅、单敬之却处处封锁，设障碍，警告干部不得“胡说八道”。
眼看盖子捂不住了，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企图阻止中央调查组的深入调查。曾庆梅向中央写告状信，标题是：《王维纲到凤阳县调查非正常死亡》，送给主持安徽省委工作的常务书记桂林栖（曾希圣到山东兼任省委第一书记）审阅。
桂林栖将告状信的内容报告了曾希圣，得到同意后，把标题改为《王维纲到凤阳县调查非正常死亡，居心何在？》，报中央书记处和中监委。由于安徽省委强力反弹，中监委召回调查组，听取汇报。
1960年12月23日王维纲一行回到北京。12月26日，由中监委副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书王从吾，中央监察部、内务部部长钱瑛主持召开汇报会，由王维纲等人汇报到安徽调查的情况，曾庆梅、单敬之参加，张少柏特邀参加。原来打算让张少柏和曾庆梅、单敬之当面对质，后来取消了。在张少柏抵达北京和离开北京时，王维纲亲自到火车站接送，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对为民请命干部的重视与关怀。
直到这时，曾庆梅、单敬之仍然认为，调查组反映的情况有片面性，有些情况不实。为此王从吾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指出，根据调查组提供的大量数据，说明安徽非正常死亡情况是严重的，而你们却不向中央报告，回去后你们一定要揭盖子，不要捂盖子；向中央封锁消息是错误的，单敬之要写出书面检查报中监委；对张少柏应给予表扬，保证对他不打击报复；安徽省委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是违背党章规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曾庆梅不得不表示同意检查组意见，回去认真揭盖子；表示过去扣压人民来信是不对的，一定改正；向中央告反状是错误的。
当时曾希圣还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央信得过的干部，所以，曾庆梅的表态也是勉强的、被迫的。但是在1961年1月中旬，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被免。这个信号说明中监委的调查起了作用，引起了安徽官场的震动。
1961年2月18日至3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到会讲话，以示对安徽问题的重视，轻描淡写地批评了安徽省委的错误。省委检讨了过去三年的错误，根据当时的现实，提出“吃饭第一”的口号。但是仍然不承认饿死几百万人，仍在捂盖子，对中监委的批评仍然耿耿于怀。
于是1961年四、五月份中监委又派出农村处处长李坚和张珉再次到安徽进一步调查饿死人情况。这一次他们不按省监委的安排，而是自行下去调查，到第一线，共调查蚌埠专区15个县，阜阳专区8个县，以及肥东、肥西、宣城等，共28个县大量饿死人情况。由于中监委对安徽省委的批评被广泛流传，一些地、市监委也开始积极配合，向李坚、张珉如实反映了不少情况，如蚌埠监委书记邓衍汇报该地区15个县饿死100万人的材料（包括1959年）。
省监委副书记、老红军翁可业向李坚提供了省监委掌握的大量有价值材料。有了确凿的事实和材料，李坚、张珉到合肥，要省监委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省委领导对省监委施加压力，不让他们如实向李坚、张珉汇报。李坚把他们调查的饿死人情况材料送给曾希圣一份，曾希圣看后拍桌子，骂他们“在安徽搞特务活动”。
调查结束后，李坚向王从吾提交了调查报告，确认安徽饿死了300多万人（调查统计饿死350万人，为留有余地，报300万人）。王从吾将这个调查报告以李坚个人名义报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通报曾希圣，曾希圣说他不知道，是下面的人向他封锁消息。这完全是诡辩。省监委副书记翁可业曾经把他调查蚌埠专区15个县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报告给他，他无动于衷，怎么能说是下面封锁呢。
1961年2月，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厅、局于6月底前，上报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安徽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市公安处、局于4月底前上报公安厅，以便汇总报公安部。公安厅于4月中旬汇总后发现，安徽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净减少3839779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218280人。
公安厅长邢浩将情况报告曾希圣，并说准备上报公安部。曾希圣马上表态说：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这么多是不可能的，要求公安厅重新统计后再报。为此，省公安厅把地、市、县公安局负责人口统计的干部召集到合肥，核实上报数据。结果没有变化。公安厅长再次请示曾希圣。曾希圣不同意，要求等省委扩大会议后再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各地报的数字和公安厅一致，曾希圣仍然不相信。
无奈公安厅长邢浩只好带着公安厅户籍统计人员吃住到省委，修改人口统计数字，把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由210多万缩减到117万人。曾希圣被免职后，李葆华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要求公安厅纠正弄虚作假之风，首先从人口统计开始。
于是，省公安厅专门召开户口工作会议，对大跃进期间安徽人口进行一次大清理，结果证实1960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10多万。一直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仍然在捂盖子，被毛泽东不点名批评，后在刘少奇坐镇下，被迫作了两次检查，安徽的盖子才揭开。
不能把账都算在曾希圣一人头上
当然，曾希圣有问题，但也不能把账都算在他一个人头上。假如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中央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路线错误，安徽就不会饿死几百万人。在大跃进运动中，中央主要领导毛、刘、周、朱、陈、林、邓。除林彪外，都到安徽给曾希圣撑过腰、打过气，毛泽东、朱德先后来了两次。
尤其是毛泽东1958年9月16日至20日视察安徽，在国防委员会副主任张治中将军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沿合肥长江路接受几十万军民夹道欢迎，这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没有出现过的壮观场面，是对曾希圣积极推行大跃进的奖赏。毛的心情特别高兴，因为他看到了安徽大跃进的磅礴气势。在从安庆乘汽车到合肥途中，毛泽东视察了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
公社书记汇报说，舒茶公社今年的农业和茶叶生产都有很大发展。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可达到7200万斤，平均亩产1600斤，比去年增加138%，每人平均有粮1900斤，比去年增加136%。公共食堂已经实现了吃饭不要钱。
毛泽东马上接着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公社可以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可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接着汇报说：舒茶公社8600户，已养猪32000头，现在这个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以吃到四两猪肉。毛主席听了更高兴。
笔者就是舒茶公社人，笔者的亲戚周其应是当年舒茶公社的秘书，退休后他多次到我家，我问他1958年你们给毛主席汇报的那些数据是怎么来的，他说：粮食产量我们是按3.5倍报的，猪的头数全公社只有2000头还不到，书记说就报32000头。汇报材料是我写的，现在想想真可笑，可那时谁不浮夸呢？
紧接着，10月16日至22日，党内二把手刘少奇视察安徽，先后视察了宿县、濉溪县、蚌埠、合肥、芜湖、马鞍山的农村、工厂、学校，对安徽的大跃进形势给予充分肯定，对省、地、市、县委书记们那些浮夸的汇报给予赞扬，肯定；赞扬人民公社是“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说“公共食堂、幼儿院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大力鼓吹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对夫妻分开、男女分开，组织的生产战斗队这种有违人伦的做法，也给予充分肯定。
除了中央主要领导，四位副总理也都先后到安徽给曾希圣撑腰打气。其中分管农业的谭震林副总理，尤为突出。他除了陪毛泽东视察外，早在6月5日至28日到安徽视察，时间最长，共25天；跑的路程最长，3200公里；跑的地方最多，视察了4个专区，35个县，4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那时公社还没有出现），四个工厂，向干部群众作了15场报告，鼓吹大跃进。
在从合肥到安庆视察时，沿途经过肥西、舒城、桐城。汽车经过肥西时，公路两边没有看见多少社员在生产劳动。可是到了舒城县，只见公路两边红旗招展，标语无数，社员一边劳动，一边唱歌，一派大跃进的景象。
原来是舒城县委接到通知后，将社员集中到公路两边劳动，那些旗帜、标语都是连夜突击制作的，我二哥是生产大队书记，亲自给我讲过这件事。谭震林对陪同的省领导说：”舒城县大跃进形势大好，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县委领导得力；肥西县委主要领导人没有认真发动群众，大跃进搞得冷冷清清。“
就他这几句话，结果肥西县委书记被调换，另派人担任。接任的县委书记学习舒城县，在肥西县把五风刮得天昏地暗，结果肥西县三年饿死20多万人，逃荒20多万人，到1961年时，大量村庄房屋倒塌，无人居住，成了无人村。这也是曾希圣1961年初首先在肥西县山南搞责任田的缘由。
谭震林安徽之行，给安徽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祸。
所以，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二次检讨中抱怨说：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我们仍然不想揭盖子，事实表现在：A、……B、（我）认为（安徽）五风之所以行（刮）起来，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指的是谭震林）。虽然我讲的主要是要揭内在原因，但总想向同志们多说一说外在原因。并将×××（谭震林）同志的几个报告记录从合肥要来，作为讲话根据，又示意地市委同志多提×××（谭震林）的意见，这是想推卸自己的责任。还有另外一个情绪，是说他（谭震林）（在安徽）搞了那么多花样，接触面那么大，为何不做检讨，而只整人，不整自己。”
曾希圣说的是心里话，也是有道理的话。
安徽问题，曾希圣要负很大责任，但是要他一个人来负，也是不公道的。大跃进政策的制定者要负总责；那些到安徽对大跃进煽风点火的中央领导，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作者：尹曙生（1937年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南港镇，曾任省政策法律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起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兼任安徽省法学会、犯罪心理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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