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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ESG新倡议
2023年下半年ISSB和ESRS等规则陆续发布,但是这些ESG规则体系才刚成型就面临“不够用”的问题。
欧盟ESRS和ISSB等规则的文本对于“披露深度”并未给出清晰的指引,即“ESG工作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好”。所以实践中很多企业会加入各种高标准的国际倡议,取得相关认证或评级,以显示自身ESG工作的执行程度。典型的国际倡议或ESG认证有SBTi(科学碳目标)、RS(负责任钢铁)、RMI(负责任矿物)、BCI(良好棉花倡议)、EcoVadis(负责任采购)等等。为了ESG合规,企业需要关注ESRS引用的外部规则所对应的倡议或协会,满足倡议的要求或接受倡议认证(拜山头)。这些倡议或协会的信息会出现在欧洲企业的ESRS G1模块,或List of memberships/associations专题报告中。
然而目前出现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在ESG方面即使表现出色,特别是在社会与人权方面即使充分响应国际倡议要求,依旧会被打击。以近期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倡议为例,多年前在刚果开采钴矿的某中国企业曾经被NGO和外国政府攻击,随后加入了负责任矿物倡议(RMI)并积极与当地各种NGO和咨询公司合作,付出了很大合规成本。因为很多打击手段过早实施导致目前不好找茬,所以2024年美国的TVPRA清单中没有中国企业在在刚果侵犯人权的案例,RMI倡议已经显得不够强力。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亲自下场建立了新的MSP倡议,并委托NGO执行。
MSP倡议采用新模式,先由美国政府直接出面建立机制,并与其他国家的政府签署协定,再委托给NGO执行。采用这种模式的原因可能有:由NGO主导的RMI倡议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是成熟的机制,影响力大,而新MSP倡议与RMI倡议有大量重叠内容,存在一定竞争关系,需要政府亲自下场扶持。此外,MSP倡议采用“NGO使用政府赠款+政府背景贷款”的模式,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替代性融资”。由于直接调动了政府资金和贷款,无法采用传统的国际倡议模式。
MSP倡议的执行机构是SAFE,此NGO早期从事美国的能源安全研究;2020年以后转向新能源供应链安全研究;2023年得到美国政府认可,成为MSP的唯一NGO合作伙伴。此机构的工作模式是通过美国政府的赠款与矿物开采国政府合作,撬动采矿项目的贷款,以取代来自中国的投资。
MSP倡议包含了ESG的全部要素,把国际上的各种ESG规则直接拿来用,再辅以其他要求。这些“其他要求”对于中国企业很难实现——执行机构SAFE的核心主张体现在其报告中A Global Race to the Top: Using Transparency to Secure Critical Mineral Supply Chains: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其他环节也面临相似问题。现行国际倡议不够强力,新的国际倡议或协定通常由政府牵头,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所以未来中国企业的ESG工作做好了用处也不大。
2. ESG信息披露回归非财务信息分析初衷
企业对外披露的ESG信息除了用于评级外,还可以服务于各种非财务信息分析用途。例如China Labor Watch和The Center for Advanced Defense Studies(C4ADS)等政府背景NGO擅长整合各种公开来源信息,以识别中国企业的供应链风险。大量公开来源信息辅以少量但高价值的一手信息可以在非财务信息分析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为了得到更多有价值的公开来源信息,需要对企业、金融机构、技术服务机构和政府部门做很多工作,以推动企业的供应链非财务信息披露,这些工作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没有得到有力支持,但拜登任期投入大、取得了很多成果,很多针对中国的NGO和国际倡议都是发迹于拜登任期,并直接得到拜登政府的资金支持。如果美国大选的结果是民主党的卡玛拉·哈里斯上台,必然沿续拜登政府的策略,那么中国企业将面临内外多重压力(以双碳和ESG咨询业务为例):
特朗普上任后,中国企业面临的来自国内的压力会小很多:
3. 碳足迹逐步转向人权足迹
碳足迹以供应链范围3碳排放为基础,需要企业先打通供应链信息披露的各个环节。对于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链,碳足迹工作的下一步并不是碳标识,而是供应链环境与劳工信息标识。
根据SAFE对美国汽车产业和关键矿物立法的政策建议,未来这些认证标识要整合更多信息:
4. 生物多样性议题
近期联合国召开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6,ESG中的“生物多样性”成为热门议题。
研究发现,生物多样性议题对跨国企业和国外供应链企业影响大,对国内供应链企业无影响。跨国企业ESG工作中的生物多样性论证可参考TNFD规则,以及衍生出的包含多项议题的SBTN倡议。SBTN是平行于欧盟CSRD/ESRS的英国ESG规则体系的衍生倡议,但是与SBTi一样,2024年以来英国的影响力已经弱化。
“生物多样性”工作的难点是原住民迁徙/征地和工程项目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中企在海外建厂和外企来华建厂构成压力(可参考C4ADS关于中国在湄公河区域投资的调查报告Zoned Out)。外国政府和企业高水平解决生物多样性问题的经验对于缺乏实力的中国企业无参考价值,例如:
·以生态保护的名义驱逐原住民。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rengeti by the British Empire resulted in the forced eviction of the Maasai indigenous populations. This displacement, in the name of conservation, continues to this day, not only to the Maasai people, but indigenous communities worldwide.
https://theowp.org/reports/conflict-in-wildlife-conservation-the-destructive-impacts-of-conservation-practice-on-local-communities/
·以生态保护名义影响当地生态系统,使生态环境的改变无法归因于建设项目——很多莫名其妙的环境保护项目(最终却破坏了当地生态)背后的原因。
·借助“自然灾害”——例如印尼棕榈油企业的“慢性森林火灾”。
如果仅是纸面上应付“生物多样性”议题,企业可以参考负责任钢铁倡议中印度企业的案例(公示的第三方核查报告),印度的案例涉及自然保护区附近建厂。
从应对制裁角度开展“生物多样性”工作,还可以参考美国USAID支持的Biodiversity Links: Biodiversity How-to Guides
https://biodiversitylinks.org/library/key-resources#how-to-guide
USAID还支持了其他工作:
C4ADS也是USAID系列倡议的合作机构(C4ADS是一家高水平的ESG研究机构)。
对于ESG研究人员,TCFD、TNFD、SBTi等英国背景规则总喜欢掺点私货例如建立技术服务机构的小圈子、各种“指定渠道购买服务”,影响学习效率,所以不如直接一步到位学习美国规则。
5. 特朗普对中国企业ESG工作的影响
因为特朗普会平等的损害中国各个阶层的利益,所以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不是坏事。对于金融机构和垄断行业以外的其他国内企业,特朗普上任后来自国内的压力会小很多。
ESG研究人员应关注特朗普上任后在国内停止的一些活动,或者减少的一些舆论导向。
遗憾的是,特朗普竞选纲领Agenda47中的反ESG倡议和美国传统基金会Project2025对ESG投资进行调查与清算的政策建议并未出现在竞选后期共和党的“20项核心承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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