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从地图上看，徽州府地处万山丛中，这里重峦叠嶂，烟云缭绕，溪水清澈，林木葱茏。徽州总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千八百余万亩，可是这些土地大多是崇山峻岭，真正的可耕地却很少。这里没有成片的耕地，人们只能在山坳之处，艰难地垦辟出零零星星的薄田。有的就在山上垦辟梯田，但十余级梯田还不足一亩，所以这里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谚。但耕地如此之少，且因地理条件的限制而难以扩大，土壤又是如此之恶劣，人们的生存环境真是够差的了，但人口却又不断增加，所以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汉代以前，徽州这块土地只生活着一些土著居民，史称山越人。此后一千多年中，北方由于政局动荡，民不聊生，中原人口不断地迁来这一地区，使这里的人口骤增。这一期间，中原人口大规模迁徙就有三次。
第一次是西晋永嘉年间 (307一313)，此前由于晋惠帝的无能，外戚专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迅速激化，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互相残杀，终于酿成“八王之乱”(291—306)。十六年的统治阶级混战，无数老百姓死于战乱，正常的社会生产已无法进行，于是中原人们纷纷大量南迁，一些强宗大族往往举族迁徙。南方何处是桃源？徽州正是理想之地。这里崇山峻岭，兵革难至，当时人口还不多，所以这一时期北方不少大族移居到徽州和南方其他地区，跟随他们南来的还有不少乡党、部曲和佃客。史称“永嘉南渡”。这次移民浪潮使徽州增加了不少外来人口。
第二次移民浪潮发生在唐末，北方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又遭受了八年的兵燹之灾，很多地方又成一片焦土，人民死伤无数。为了避乱，中原人口又纷纷南迁，不少也是落户于徽州。
第三次移民浪潮发生在北宋末年。1127年的靖康之变，金兵攻克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大批皇室成员成为俘虏。宋室南渡，定都杭州。北方大批土地沦于金人之手，为了逃避女真统治者的蹂躏，北方又有不少人口陆续再一次向南迁徒。
这样，徽州的人口不断增加。据历史记载，明初徽州人口已超过五十万了。当人口增加到土地难以养活的程度时，人口资源就会变成沉重的人口负担，从而造成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明清时期的徽州就是这种状况。
这里土狭人稠，田地贫瘠，产量极低。据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记载：在徽州，壮夫健牛，每天不过耕种数亩，花在土地上的投入超过其他地方一倍以上，而劳动所获又只有其他地方的一半，所以本地农田所产是养不活本地人口的。他说，在徽州“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十之一。”意思是说，一年的收获，一个多月就吃完了，所以每年都要从邻省江西和浙江运来大批粮食，才可勉强维持这里人们的生存。好在江西饶州的鄱阳(今江西波阳)、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以及浙江的杭州、严州(今浙江建德)等地，与徽州毗邻，溪流一线，小舟如叶，运粮之船，鱼贯尾衔，昼夜不息。据当地的官员向皇帝报告说，如果一天粮船不到的话，百姓就要挨饿了，三天粮船不到，就会有饿死人的现象，五天粮船不到，就会发展到白天抢劫了。因此，粮食问题一直是困扰徽州百姓的严峻问题。
二、乘时而起
在封建社会，国家承认的平民正当职业是士、农、工、商。士，就是发愤读书，通过科举人仕做官。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成功的概率极小。更何况走这条路是要有雄厚经济基础作后盾的。农，如上所述，越走越窄。工，在封建社会还没有现代工业，只有手工业，而那时的手工业又很不发达，可容纳的劳动力极其有限，此条路也很难走。剩下的只有一条路，这就是经商。所以说，正是徽州人多田少、难以为生的窘况，迫使大批徽州人走上了经商之路。
从外部原因来看，明中叶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商的崛起创造了一个很的外部环境，没有这一条件，任何商帮也是难以形成的。
如何判断社会经济的发展呢？首先是社会分工进一步强化，区域性农业经济开始出现。粮食生产同棉花、蚕桑、甘蔗、染料、烟草等经济作物生产分离的趋势日益加快。如湖广地区，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向以“田多而人少”著称，于是河南、江南和江西的人口纷纷移居湖广，大力进行农田开发，使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又积极兴修水利，一大批水库、沟渠、堤垸等水利设施得到修建，有力地保证了农作物的收成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加上山区又不断得到开发利用，所以湖广地区粮食产量大增，以致长江下游各地的粮食供应竟依赖于湖广。
从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开始流传的“湖广熟， 天下足”的谚语来看，湖广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大粮仓。与此恰恰相反， 过去“苏湖熟，天下足”的苏州、湖州一带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早已失去了天下粮仓的地位，而成为蚕桑、棉花的重要经济作物种植区。例如湖州地区非常适宜种桑，而种桑又比种稻获益多，当时人曾算了一笔账:良田一亩，若种桑出售桑叶却可卖得四两白银以上，是种稻的几倍所得。所以这里的人们纷纷弃稻种桑、养蚕；而苏州府、松江府等地，农民又将稻田改为棉田，大量植棉，从而成为主要的产棉区。河南、山东棉花种植也很普遍。福建、广东则遍种甘蔗，因为种水稻的利润还不及种甘蔗利润的一半，所以人们纷纷弃稻种蔗，从而出现蔗田与稻田争地的现象。区域性农业经济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大规模的区域贸易。
其次，是手工业专业区逐渐形成。随着手工业的不断进步，手工业品的产量和质量也不断提高。当从事手工业的利润大于务农利润时，社会不断吸引着人们从农业转到手工业上来，从而形成各有特色的手工业专业区。当时在全国各种各样的手工业专业区很多。如松江府就是全国著名的棉织业中心，松江府的太仓县棉花八月成熟，九月南方的客就来此收购棉花了，所以城中的男子多以轧花为业。棉花的种植又带动了纺织业的兴盛，不少人又专门从事纺织业。松江的棉布不仅产量多，而且质量好，以致行销全国，享有“衣被天下”的美誉。全国丝织业的中心，南方则推苏、松、杭、嘉、湖五府。苏州的丝织业在明初就发展起来了，开始只集中在郡城，过了五六十年，丝织业扩大到农村小集镇，很多人都从事丝织业的生产，有的镇上甚至家家户户都忙于织作。
第三，城镇经济走向繁荣。明初，全国的城市政治意义还比较强，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色彩进一步的凸显，甚至出现了不少纯粹工商型的城市。当时的著名城市除北京、南京以外，还有江、浙、闽、 广诸省的省会，再就是苏州、松江、扬州等地，共有三十多个。这些城市都是商贾辏集，商货堆积，呈现一派繁华景象。
除了上述这些大型的工商业城市外，在江南一带，众多的市镇也在明中叶勃然兴起，如苏州府吴县的盛泽镇，明初只是一个仅有五六十户人家的村邑，几十年后，“居民附集，商贾渐通，后遂成镇”。黎里镇此时也成为“百货并集”的县中“巨镇”。湖州府的乌青镇，明中叶由于连年丰收，获得迅速发展，“负贩之广，耕桑之勤，又日盛一日”。
第四，区域间的贸易愈益加强。由于区域农业经济的形成以及手工业专业地区的出现，互通有无的区域贸易也就随之发展起来。如北方虽广为植棉，但织布技术较差，必须仰赖南方的棉布。南方虽精于织布但棉花供应不足，又要依赖北方的棉花，所以北方棉花源源不断地运到南方，南方棉布又日夜不绝地运到北方。
长江下游一带，由于经济作物增多，粮食作物减少，又必须仰仗湖广所产的稻米。北方所产的大豆、小麦，南方所出的海货、特产等都需要寻找全国的市场。这样南北东西的物资交流便日益频繁。这一切给商人的长途贸运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第五，白银成为普遍使用的货币。明初，政府为了巩固自然经济， 曾禁止民间交易使用白银。但自宣德(1426—1435)以后，这一禁令逐渐被打破，白银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不仅民间交易用银，赋税也相继折银缴纳，官员的俸禄也主要发放银两。这一变化，大大地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因为赋税要折银交纳，生产者就必须更多地出售劳动产品，换回银两。大批产品投放市场，在当地难以消化，势必要寻求更广阔的市场，从而又促进了长途贩运贸易的发展。尤其是为了银完税的农民往往为时限所迫，对自己的产品不能待价而沽，有时不得不忍痛降价抛售，这又给商人牟取厚利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特殊的徽州人
徽州人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真的很特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徽州人特别能吃苦。徽州是个山区，山区的生存条件自然要比平原或水乡艰难得多。出门就得爬山，伐木砍竹都得自己背下来。然而正是这种艰难的生活造就了徽州人比其他地方的人们特别能吃苦的品格。加上大山的阻隔，外地奢侈的风气难以传进来，所以徽州人”民不染俗，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
徽州流传这样的谚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丢；包袱雨伞，夹着就走。”由于在家受到艰苦的锻炼，外出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也就能够克服了。学徒期满后独立创业，同样也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习惯。徽州人的这种习惯被当时的文人视为“吝啬”,并编入笑话之中。
其次是徽州人不仅能吃苦，而且有文化。南宋大儒朱熹祖籍是徽州，他特别重视教育。在他的影响下，从南宋开始，徽州就形成了重教兴学的好传统，乃至“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家里再穷，孩子五六岁时家长一定要送他去读书学文化，待到十三四岁时，就已掌握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内容了，此时不管去学徒或是随人经商，可以说是有文化了。有文化就能提升自己的素质，去除商贾身上的铜臭味；有文化就能准确地判断商业形势，较少失误；有文化就能从中国历史上汲取更多的经商经验，指导自己的经营活动；有文化就能和政府官员打交道，消除彼此之间的鸿沟，获得更多的支持， 更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第三，徽州人的特殊之处，就是他们的宗族意识特别强。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内容。
四、商帮的粘合剂
徽商成帮，这个“帮”靠什么来维系？就是宗族制度。徽州是个移民社会，无论在晋末、唐末还是北宋末三次移民浪潮中，南迁的中原大族都是整个宗族迁徒而来。宗族指拥有共同祖先、同一血缘的人群集合，通常在同一聚居地，形成大的聚落。一个宗族就是一个姓氏。北方大族迁到人地生疏的徽州后，出于生存竞争的需要，宗族团结显得格外重要。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宗族文化不仅得以传承， 而且进一步发展。南宋时，经过大儒朱熹的提倡，宗族文化在人们心中深深扎下根来。清代徽州人赵吉士曾写道:
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
“新安”是徽州的古称。就是说徽州有好几种风俗是胜过其他地方的: 上千年的坟墓，一抔土都不会动的，因为长期有后人自觉地去维护它；繁衍到上千男人的宗族，都还集中住在一起；上千年的宗谱，世系的记载一代一代清清楚楚，一点也不会紊乱。这都说明了徽州宗族制度确实很牢固。
可别小看这种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上的宗族制度，它在徽商成“帮”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粘合剂的作用。
第一，借助宗族关系，结成商帮集团。经商就要走出家门。有谚语云:“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在古代交通不便、社会治安不好的情况下，行商既要经受长途跋涉之劳，更有遭遇绿林强盗抢劫之险。坐贾虽可免跋涉之劳、风霜之苦，但在人地生疏的地方经商，也有被人欺凌之虞。很显然，单枪匹马在商海闯荡，总是险象环生。只有结成帮伙，才能借助众人的力量克服经商中遇到的困难。与谁结伙？当然只有同宗同族之人是最佳伙伴了。同宗同族之间，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易于结成牢固的团体，加上又是同居一村、同住一地，互相之间知根知底，人格品行，昭然熟知。结成帮伙，易于扬长避短并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关系。正是借助宗族关系，形成了徽人结伙经商的普遍现象。
第二，借助宗族关系，形成从商专业。正因为徽人一开始就借助宗族关系结成团伙经商，这样就出现同一血缘、地缘的人从事同一种类商业且在同一地经商的现象，形成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
所谓行业宗族化，一是指某一家庭世代经营某种商业。如歙县人吴彦先，到他这一代已经是“七世业盐策，客于淮海。”而他自己又是业盐，完全成了一个盐商世家。二是指同一宗族之人从事同一行业。例如，歙县济阳江氏，“其族多事禺策(指盐业),聚处扬城”。当时，济阳江氏族人多聚集扬州，经营盐业，形成一个经营盐业的宗族群体。像这样的宗族群体在扬州是很多的。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十二指出:“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这些“累世居扬”的“大姓”,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宗族经商团体。
所谓行业地缘化，是指同一行业往往是由同一地缘的人经营。随着经商事业的发展，首先带动了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同宗同族之人，继而又影响带动了本地乃至本县的人，这就由血缘扩大到地缘，形成同一地缘的人从事同一种商业。前述歙县的程、汪、方、吴等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的宗族以及汪、陈、江、洪、潘、郑、黄、许等各个宗族，都在扬州经营盐业，他们虽是不同血缘的宗族，但都是同一地缘——同居歙县的。这种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在徽州十分突出。一般说来，歙县多盐商，婺源则多茶商、木商，而典当商则大多是休宁人。
第三，借助宗族关系，开展商业竞争。徽商在外地经营，常常遇到本地商人和非徽籍外地商人的竞争。徽商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借助血缘、地缘关系结成商帮，并采取统一行动，往往奏效。
第四，借助宗族关系，沟通商业信息，传授商业经验。商业要发展，商业信息和商业经验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徽商除典业外，主要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各地物产的丰歉、物价的消长、运道的畅阻、沿途的安危等，直接决定商业经营的成败与否。因此，迅速获得准确的商业信息十分重要。徽商在经营中一方面靠自己的经验和见识去判断、去捕捉各种商业信息；另一方面就是借助其他徽州商人提供信息。因为同一血缘、地缘的徽商之间有着很强的认同意识，他们乐于彼此提供商业信息。徽人极重修谱，通过修谱，不仅可以联络本地本宗的感情， 而且可以联络迁居外地支宗的感情。这样就借助血缘关系，建立本宗所在地与支宗所在地之间的联系网络。通过这一网络，就可获得有关各地的商业信息，使得商人的决策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由于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近代徽州人许承尧在谈到典业时就说:“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专业易精也。”为什么休宁人大多从事典业，不仅因为长期从事一种商业，经验易于积累，也因为由于同一地缘关系，易于得到经商经验的传授，从而减少经商的困难，增加成功的把握。典业是如此，其他行业也是如此；休宁是这样，徽州其他各县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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