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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在此期间，他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50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邓小平明确表示整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准备召开一个组织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军队党的工作。1951年1月3日，邓小平出席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时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才能使党组织力量更加坚强，使同志们更加进步，我们的任务才能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事业才能大踏步地前进。这是邓小平对党的组织建设问题的重要思考。这次讲话的节录以《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
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
为什么要“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邓小平指出，过去每个人的历史面貌比较容易看清楚，“大家生活战斗在一起，投机分子不容易钻进来”。但是进军西南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人们觉悟高低一时难于看出来”。特别是进军西南中补充的大量俘虏和投降起义军官，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与改造”。与此同时，解放前后战争形势的变化也对严格党的组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邓小平分析指出，“从组织上说，我们过去一直是在进行武装斗争，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是在战争熔炉中经受锻炼。每个人进到革命阵营来，都要受到战争考验，思想觉悟和斗争精神都要过硬”。而西南解放后，虽然还有部队在剿匪，但在战斗中经受锻炼的机会少了，“考验就不如过去那样过硬”。因此，邓小平认为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稍一松懈与麻痹，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所谓组织严格，首先表现在成分纯洁上”。针对当时党员数量要占部队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邓小平表示，能保持这个比率当然更好。但是，我们不能看到数量不足而机械地去凑足百分之三十。“发展党员必须慎重，不能突击”。关于发展党员的标准，邓小平提出，“不是从时间上拿渡江前后或者是进军西南前后来作标准，也不能单独拿作战勇敢来作标准，主要的是要拿政治条件来作标准”。关于政治条件的具体内容，“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做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如果还不够这个条件，不要勉强去发展。
为了使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严密，邓小平提出应该“以团为单位做一次检查，根据检查所了解的情况，订出党组织的教育计划，加强对党员教育，使某些不合乎条件的党员经过教育后得以提高，合乎党员的条件”。通过教育改造使一般不够条件的党员逐渐符合条件是主要的一面，而对于完全不合乎条件的党员则应加以处置，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教育培养干部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
对于新干部，邓小平强调“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共产党不容易，共产党员不好当，一开始就让他树立党员义务权利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195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邓小平将这八个条件作为教育新同志的重要标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对于那些不愿遵守党员八条标准的同志，要劝他们出党；对于新党员同样要给以长期教育，必须合乎标准。”
对老干部的要求，邓小平认为“要更严格”。他指出，胜利后，有些老同志不求进步，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摆老资格，总想要党照顾一下。对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表示，不要强调“资”这个条件，这个精神应该贯彻。贯彻了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好处；不贯彻对党没有好处，也阻碍了老同志进步。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邓小平结合历史实际指出，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邓小平还进一步分析了“德、才、资”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单纯地强调“资”，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很大的害处。不强调“资”这个条件对老同志不是打击而是爱护，不仅对革命有好处，对老同志个人也尽到了帮助的责任，可以使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邓小平强调：“党是依靠进步力量去做工作的，假如我们要决心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应该做到严比宽好，精比粗好。”
从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发展来看，邓小平认为“任何新生的事业都是在前进中发展的。我们的事业也要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完成。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这是可靠的力量”。“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也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开展实际工作的重要考虑。例如，在地方工作上，邓小平曾强烈建议“培养一些青年积极分子作为沟通彝区关系和将来实行改革之基础”。
为了使青年干部能够被提拔出来，邓小平坚决反对把资格摆在第一位的错误做法。他举例说明：“如果两个干部德、才相等，但资格是一个工作十年、一个是工作六年，我们可以先提拔十年的；如果那个有十年资格的干部，德、才都不如六年的，那我们就应该提拔六年的。”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是将培养青年干部放在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高度去考量的，正如他所强调的：“为了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定要把事业放在前进的、有朝气的基础上，不能迁就落后。如果我们把资格摆在第一位，阻碍和排斥了年轻的和前进的事物发展，那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持续下去，甚至要失败。”
邓小平从纯洁党的组织的高度分析了为什么对党的组织要更严，从帮助同志进步的角度论述了为什么对党的干部的要求要更高，从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深度考量了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强调党的组织建设对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关于发展党员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以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求全责备等观念，打破隐性台阶”等观念，与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重读这一经典文献，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深远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在此期间，他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50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邓小平明确表示整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准备召开一个组织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军队党的工作。1951年1月3日，邓小平出席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时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才能使党组织力量更加坚强，使同志们更加进步，我们的任务才能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事业才能大踏步地前进。这是邓小平对党的组织建设问题的重要思考。这次讲话的节录以《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
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
为什么要“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邓小平指出，过去每个人的历史面貌比较容易看清楚，“大家生活战斗在一起，投机分子不容易钻进来”。但是进军西南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人们觉悟高低一时难于看出来”。特别是进军西南中补充的大量俘虏和投降起义军官，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与改造”。与此同时，解放前后战争形势的变化也对严格党的组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邓小平分析指出，“从组织上说，我们过去一直是在进行武装斗争，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是在战争熔炉中经受锻炼。每个人进到革命阵营来，都要受到战争考验，思想觉悟和斗争精神都要过硬”。而西南解放后，虽然还有部队在剿匪，但在战斗中经受锻炼的机会少了，“考验就不如过去那样过硬”。因此，邓小平认为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稍一松懈与麻痹，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所谓组织严格，首先表现在成分纯洁上”。针对当时党员数量要占部队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邓小平表示，能保持这个比率当然更好。但是，我们不能看到数量不足而机械地去凑足百分之三十。“发展党员必须慎重，不能突击”。关于发展党员的标准，邓小平提出，“不是从时间上拿渡江前后或者是进军西南前后来作标准，也不能单独拿作战勇敢来作标准，主要的是要拿政治条件来作标准”。关于政治条件的具体内容，“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做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如果还不够这个条件，不要勉强去发展。
为了使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严密，邓小平提出应该“以团为单位做一次检查，根据检查所了解的情况，订出党组织的教育计划，加强对党员教育，使某些不合乎条件的党员经过教育后得以提高，合乎党员的条件”。通过教育改造使一般不够条件的党员逐渐符合条件是主要的一面，而对于完全不合乎条件的党员则应加以处置，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教育培养干部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
对于新干部，邓小平强调“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共产党不容易，共产党员不好当，一开始就让他树立党员义务权利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195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邓小平将这八个条件作为教育新同志的重要标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对于那些不愿遵守党员八条标准的同志，要劝他们出党；对于新党员同样要给以长期教育，必须合乎标准。”
对老干部的要求，邓小平认为“要更严格”。他指出，胜利后，有些老同志不求进步，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摆老资格，总想要党照顾一下。对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表示，不要强调“资”这个条件，这个精神应该贯彻。贯彻了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好处；不贯彻对党没有好处，也阻碍了老同志进步。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邓小平结合历史实际指出，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邓小平还进一步分析了“德、才、资”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单纯地强调“资”，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很大的害处。不强调“资”这个条件对老同志不是打击而是爱护，不仅对革命有好处，对老同志个人也尽到了帮助的责任，可以使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邓小平强调：“党是依靠进步力量去做工作的，假如我们要决心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应该做到严比宽好，精比粗好。”
从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发展来看，邓小平认为“任何新生的事业都是在前进中发展的。我们的事业也要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完成。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这是可靠的力量”。“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也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开展实际工作的重要考虑。例如，在地方工作上，邓小平曾强烈建议“培养一些青年积极分子作为沟通彝区关系和将来实行改革之基础”。
为了使青年干部能够被提拔出来，邓小平坚决反对把资格摆在第一位的错误做法。他举例说明：“如果两个干部德、才相等，但资格是一个工作十年、一个是工作六年，我们可以先提拔十年的；如果那个有十年资格的干部，德、才都不如六年的，那我们就应该提拔六年的。”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是将培养青年干部放在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高度去考量的，正如他所强调的：“为了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定要把事业放在前进的、有朝气的基础上，不能迁就落后。如果我们把资格摆在第一位，阻碍和排斥了年轻的和前进的事物发展，那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持续下去，甚至要失败。”
邓小平从纯洁党的组织的高度分析了为什么对党的组织要更严，从帮助同志进步的角度论述了为什么对党的干部的要求要更高，从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深度考量了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强调党的组织建设对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关于发展党员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以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求全责备等观念，打破隐性台阶”等观念，与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重读这一经典文献，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深远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在此期间，他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50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邓小平明确表示整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准备召开一个组织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军队党的工作。1951年1月3日，邓小平出席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时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才能使党组织力量更加坚强，使同志们更加进步，我们的任务才能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事业才能大踏步地前进。这是邓小平对党的组织建设问题的重要思考。这次讲话的节录以《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
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
为什么要“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邓小平指出，过去每个人的历史面貌比较容易看清楚，“大家生活战斗在一起，投机分子不容易钻进来”。但是进军西南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人们觉悟高低一时难于看出来”。特别是进军西南中补充的大量俘虏和投降起义军官，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与改造”。与此同时，解放前后战争形势的变化也对严格党的组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邓小平分析指出，“从组织上说，我们过去一直是在进行武装斗争，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是在战争熔炉中经受锻炼。每个人进到革命阵营来，都要受到战争考验，思想觉悟和斗争精神都要过硬”。而西南解放后，虽然还有部队在剿匪，但在战斗中经受锻炼的机会少了，“考验就不如过去那样过硬”。因此，邓小平认为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稍一松懈与麻痹，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所谓组织严格，首先表现在成分纯洁上”。针对当时党员数量要占部队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邓小平表示，能保持这个比率当然更好。但是，我们不能看到数量不足而机械地去凑足百分之三十。“发展党员必须慎重，不能突击”。关于发展党员的标准，邓小平提出，“不是从时间上拿渡江前后或者是进军西南前后来作标准，也不能单独拿作战勇敢来作标准，主要的是要拿政治条件来作标准”。关于政治条件的具体内容，“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做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如果还不够这个条件，不要勉强去发展。
为了使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严密，邓小平提出应该“以团为单位做一次检查，根据检查所了解的情况，订出党组织的教育计划，加强对党员教育，使某些不合乎条件的党员经过教育后得以提高，合乎党员的条件”。通过教育改造使一般不够条件的党员逐渐符合条件是主要的一面，而对于完全不合乎条件的党员则应加以处置，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教育培养干部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
对于新干部，邓小平强调“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共产党不容易，共产党员不好当，一开始就让他树立党员义务权利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195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邓小平将这八个条件作为教育新同志的重要标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对于那些不愿遵守党员八条标准的同志，要劝他们出党；对于新党员同样要给以长期教育，必须合乎标准。”
对老干部的要求，邓小平认为“要更严格”。他指出，胜利后，有些老同志不求进步，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摆老资格，总想要党照顾一下。对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表示，不要强调“资”这个条件，这个精神应该贯彻。贯彻了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好处；不贯彻对党没有好处，也阻碍了老同志进步。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邓小平结合历史实际指出，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邓小平还进一步分析了“德、才、资”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单纯地强调“资”，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很大的害处。不强调“资”这个条件对老同志不是打击而是爱护，不仅对革命有好处，对老同志个人也尽到了帮助的责任，可以使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邓小平强调：“党是依靠进步力量去做工作的，假如我们要决心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应该做到严比宽好，精比粗好。”
从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发展来看，邓小平认为“任何新生的事业都是在前进中发展的。我们的事业也要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完成。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这是可靠的力量”。“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也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开展实际工作的重要考虑。例如，在地方工作上，邓小平曾强烈建议“培养一些青年积极分子作为沟通彝区关系和将来实行改革之基础”。
为了使青年干部能够被提拔出来，邓小平坚决反对把资格摆在第一位的错误做法。他举例说明：“如果两个干部德、才相等，但资格是一个工作十年、一个是工作六年，我们可以先提拔十年的；如果那个有十年资格的干部，德、才都不如六年的，那我们就应该提拔六年的。”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是将培养青年干部放在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高度去考量的，正如他所强调的：“为了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定要把事业放在前进的、有朝气的基础上，不能迁就落后。如果我们把资格摆在第一位，阻碍和排斥了年轻的和前进的事物发展，那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持续下去，甚至要失败。”
邓小平从纯洁党的组织的高度分析了为什么对党的组织要更严，从帮助同志进步的角度论述了为什么对党的干部的要求要更高，从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深度考量了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强调党的组织建设对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关于发展党员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以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求全责备等观念，打破隐性台阶”等观念，与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重读这一经典文献，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深远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在此期间，他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50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邓小平明确表示整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准备召开一个组织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军队党的工作。1951年1月3日，邓小平出席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时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才能使党组织力量更加坚强，使同志们更加进步，我们的任务才能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事业才能大踏步地前进。这是邓小平对党的组织建设问题的重要思考。这次讲话的节录以《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
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
为什么要“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邓小平指出，过去每个人的历史面貌比较容易看清楚，“大家生活战斗在一起，投机分子不容易钻进来”。但是进军西南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人们觉悟高低一时难于看出来”。特别是进军西南中补充的大量俘虏和投降起义军官，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与改造”。与此同时，解放前后战争形势的变化也对严格党的组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邓小平分析指出，“从组织上说，我们过去一直是在进行武装斗争，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是在战争熔炉中经受锻炼。每个人进到革命阵营来，都要受到战争考验，思想觉悟和斗争精神都要过硬”。而西南解放后，虽然还有部队在剿匪，但在战斗中经受锻炼的机会少了，“考验就不如过去那样过硬”。因此，邓小平认为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稍一松懈与麻痹，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所谓组织严格，首先表现在成分纯洁上”。针对当时党员数量要占部队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邓小平表示，能保持这个比率当然更好。但是，我们不能看到数量不足而机械地去凑足百分之三十。“发展党员必须慎重，不能突击”。关于发展党员的标准，邓小平提出，“不是从时间上拿渡江前后或者是进军西南前后来作标准，也不能单独拿作战勇敢来作标准，主要的是要拿政治条件来作标准”。关于政治条件的具体内容，“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做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如果还不够这个条件，不要勉强去发展。
为了使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严密，邓小平提出应该“以团为单位做一次检查，根据检查所了解的情况，订出党组织的教育计划，加强对党员教育，使某些不合乎条件的党员经过教育后得以提高，合乎党员的条件”。通过教育改造使一般不够条件的党员逐渐符合条件是主要的一面，而对于完全不合乎条件的党员则应加以处置，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教育培养干部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
对于新干部，邓小平强调“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共产党不容易，共产党员不好当，一开始就让他树立党员义务权利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195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邓小平将这八个条件作为教育新同志的重要标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对于那些不愿遵守党员八条标准的同志，要劝他们出党；对于新党员同样要给以长期教育，必须合乎标准。”
对老干部的要求，邓小平认为“要更严格”。他指出，胜利后，有些老同志不求进步，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摆老资格，总想要党照顾一下。对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表示，不要强调“资”这个条件，这个精神应该贯彻。贯彻了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好处；不贯彻对党没有好处，也阻碍了老同志进步。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邓小平结合历史实际指出，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邓小平还进一步分析了“德、才、资”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单纯地强调“资”，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很大的害处。不强调“资”这个条件对老同志不是打击而是爱护，不仅对革命有好处，对老同志个人也尽到了帮助的责任，可以使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邓小平强调：“党是依靠进步力量去做工作的，假如我们要决心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应该做到严比宽好，精比粗好。”
从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发展来看，邓小平认为“任何新生的事业都是在前进中发展的。我们的事业也要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完成。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这是可靠的力量”。“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也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开展实际工作的重要考虑。例如，在地方工作上，邓小平曾强烈建议“培养一些青年积极分子作为沟通彝区关系和将来实行改革之基础”。
为了使青年干部能够被提拔出来，邓小平坚决反对把资格摆在第一位的错误做法。他举例说明：“如果两个干部德、才相等，但资格是一个工作十年、一个是工作六年，我们可以先提拔十年的；如果那个有十年资格的干部，德、才都不如六年的，那我们就应该提拔六年的。”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是将培养青年干部放在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高度去考量的，正如他所强调的：“为了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定要把事业放在前进的、有朝气的基础上，不能迁就落后。如果我们把资格摆在第一位，阻碍和排斥了年轻的和前进的事物发展，那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持续下去，甚至要失败。”
邓小平从纯洁党的组织的高度分析了为什么对党的组织要更严，从帮助同志进步的角度论述了为什么对党的干部的要求要更高，从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深度考量了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强调党的组织建设对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关于发展党员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以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求全责备等观念，打破隐性台阶”等观念，与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重读这一经典文献，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在此期间，他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50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邓小平明确表示整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准备召开一个组织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军队党的工作。1951年1月3日，邓小平出席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时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才能使党组织力量更加坚强，使同志们更加进步，我们的任务才能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事业才能大踏步地前进。这是邓小平对党的组织建设问题的重要思考。这次讲话的节录以《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
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
为什么要“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邓小平指出，过去每个人的历史面貌比较容易看清楚，“大家生活战斗在一起，投机分子不容易钻进来”。但是进军西南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人们觉悟高低一时难于看出来”。特别是进军西南中补充的大量俘虏和投降起义军官，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与改造”。与此同时，解放前后战争形势的变化也对严格党的组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邓小平分析指出，“从组织上说，我们过去一直是在进行武装斗争，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是在战争熔炉中经受锻炼。每个人进到革命阵营来，都要受到战争考验，思想觉悟和斗争精神都要过硬”。而西南解放后，虽然还有部队在剿匪，但在战斗中经受锻炼的机会少了，“考验就不如过去那样过硬”。因此，邓小平认为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稍一松懈与麻痹，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所谓组织严格，首先表现在成分纯洁上”。针对当时党员数量要占部队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邓小平表示，能保持这个比率当然更好。但是，我们不能看到数量不足而机械地去凑足百分之三十。“发展党员必须慎重，不能突击”。关于发展党员的标准，邓小平提出，“不是从时间上拿渡江前后或者是进军西南前后来作标准，也不能单独拿作战勇敢来作标准，主要的是要拿政治条件来作标准”。关于政治条件的具体内容，“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做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如果还不够这个条件，不要勉强去发展。
为了使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严密，邓小平提出应该“以团为单位做一次检查，根据检查所了解的情况，订出党组织的教育计划，加强对党员教育，使某些不合乎条件的党员经过教育后得以提高，合乎党员的条件”。通过教育改造使一般不够条件的党员逐渐符合条件是主要的一面，而对于完全不合乎条件的党员则应加以处置，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教育培养干部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
对于新干部，邓小平强调“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共产党不容易，共产党员不好当，一开始就让他树立党员义务权利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195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邓小平将这八个条件作为教育新同志的重要标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对于那些不愿遵守党员八条标准的同志，要劝他们出党；对于新党员同样要给以长期教育，必须合乎标准。”
对老干部的要求，邓小平认为“要更严格”。他指出，胜利后，有些老同志不求进步，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摆老资格，总想要党照顾一下。对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表示，不要强调“资”这个条件，这个精神应该贯彻。贯彻了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好处；不贯彻对党没有好处，也阻碍了老同志进步。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邓小平结合历史实际指出，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邓小平还进一步分析了“德、才、资”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单纯地强调“资”，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很大的害处。不强调“资”这个条件对老同志不是打击而是爱护，不仅对革命有好处，对老同志个人也尽到了帮助的责任，可以使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邓小平强调：“党是依靠进步力量去做工作的，假如我们要决心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应该做到严比宽好，精比粗好。”
从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发展来看，邓小平认为“任何新生的事业都是在前进中发展的。我们的事业也要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完成。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这是可靠的力量”。“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也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开展实际工作的重要考虑。例如，在地方工作上，邓小平曾强烈建议“培养一些青年积极分子作为沟通彝区关系和将来实行改革之基础”。
为了使青年干部能够被提拔出来，邓小平坚决反对把资格摆在第一位的错误做法。他举例说明：“如果两个干部德、才相等，但资格是一个工作十年、一个是工作六年，我们可以先提拔十年的；如果那个有十年资格的干部，德、才都不如六年的，那我们就应该提拔六年的。”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是将培养青年干部放在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高度去考量的，正如他所强调的：“为了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定要把事业放在前进的、有朝气的基础上，不能迁就落后。如果我们把资格摆在第一位，阻碍和排斥了年轻的和前进的事物发展，那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持续下去，甚至要失败。”
邓小平从纯洁党的组织的高度分析了为什么对党的组织要更严，从帮助同志进步的角度论述了为什么对党的干部的要求要更高，从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深度考量了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强调党的组织建设对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关于发展党员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以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求全责备等观念，打破隐性台阶”等观念，与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重读这一经典文献，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深远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在此期间，他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50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邓小平明确表示整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准备召开一个组织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军队党的工作。1951年1月3日，邓小平出席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时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才能使党组织力量更加坚强，使同志们更加进步，我们的任务才能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事业才能大踏步地前进。这是邓小平对党的组织建设问题的重要思考。这次讲话的节录以《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
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
为什么要“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邓小平指出，过去每个人的历史面貌比较容易看清楚，“大家生活战斗在一起，投机分子不容易钻进来”。但是进军西南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人们觉悟高低一时难于看出来”。特别是进军西南中补充的大量俘虏和投降起义军官，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与改造”。与此同时，解放前后战争形势的变化也对严格党的组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邓小平分析指出，“从组织上说，我们过去一直是在进行武装斗争，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是在战争熔炉中经受锻炼。每个人进到革命阵营来，都要受到战争考验，思想觉悟和斗争精神都要过硬”。而西南解放后，虽然还有部队在剿匪，但在战斗中经受锻炼的机会少了，“考验就不如过去那样过硬”。因此，邓小平认为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稍一松懈与麻痹，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所谓组织严格，首先表现在成分纯洁上”。针对当时党员数量要占部队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邓小平表示，能保持这个比率当然更好。但是，我们不能看到数量不足而机械地去凑足百分之三十。“发展党员必须慎重，不能突击”。关于发展党员的标准，邓小平提出，“不是从时间上拿渡江前后或者是进军西南前后来作标准，也不能单独拿作战勇敢来作标准，主要的是要拿政治条件来作标准”。关于政治条件的具体内容，“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做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如果还不够这个条件，不要勉强去发展。
为了使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严密，邓小平提出应该“以团为单位做一次检查，根据检查所了解的情况，订出党组织的教育计划，加强对党员教育，使某些不合乎条件的党员经过教育后得以提高，合乎党员的条件”。通过教育改造使一般不够条件的党员逐渐符合条件是主要的一面，而对于完全不合乎条件的党员则应加以处置，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教育培养干部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
对于新干部，邓小平强调“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共产党不容易，共产党员不好当，一开始就让他树立党员义务权利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195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邓小平将这八个条件作为教育新同志的重要标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对于那些不愿遵守党员八条标准的同志，要劝他们出党；对于新党员同样要给以长期教育，必须合乎标准。”
对老干部的要求，邓小平认为“要更严格”。他指出，胜利后，有些老同志不求进步，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摆老资格，总想要党照顾一下。对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表示，不要强调“资”这个条件，这个精神应该贯彻。贯彻了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好处；不贯彻对党没有好处，也阻碍了老同志进步。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邓小平结合历史实际指出，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邓小平还进一步分析了“德、才、资”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单纯地强调“资”，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很大的害处。不强调“资”这个条件对老同志不是打击而是爱护，不仅对革命有好处，对老同志个人也尽到了帮助的责任，可以使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邓小平强调：“党是依靠进步力量去做工作的，假如我们要决心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应该做到严比宽好，精比粗好。”
从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发展来看，邓小平认为“任何新生的事业都是在前进中发展的。我们的事业也要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完成。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这是可靠的力量”。“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也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开展实际工作的重要考虑。例如，在地方工作上，邓小平曾强烈建议“培养一些青年积极分子作为沟通彝区关系和将来实行改革之基础”。
为了使青年干部能够被提拔出来，邓小平坚决反对把资格摆在第一位的错误做法。他举例说明：“如果两个干部德、才相等，但资格是一个工作十年、一个是工作六年，我们可以先提拔十年的；如果那个有十年资格的干部，德、才都不如六年的，那我们就应该提拔六年的。”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是将培养青年干部放在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高度去考量的，正如他所强调的：“为了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定要把事业放在前进的、有朝气的基础上，不能迁就落后。如果我们把资格摆在第一位，阻碍和排斥了年轻的和前进的事物发展，那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持续下去，甚至要失败。”
邓小平从纯洁党的组织的高度分析了为什么对党的组织要更严，从帮助同志进步的角度论述了为什么对党的干部的要求要更高，从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深度考量了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强调党的组织建设对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关于发展党员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以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求全责备等观念，打破隐性台阶”等观念，与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重读这一经典文献，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深远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在此期间，他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50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邓小平明确表示整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准备召开一个组织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军队党的工作。1951年1月3日，邓小平出席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时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才能使党组织力量更加坚强，使同志们更加进步，我们的任务才能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事业才能大踏步地前进。这是邓小平对党的组织建设问题的重要思考。这次讲话的节录以《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
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
为什么要“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邓小平指出，过去每个人的历史面貌比较容易看清楚，“大家生活战斗在一起，投机分子不容易钻进来”。但是进军西南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人们觉悟高低一时难于看出来”。特别是进军西南中补充的大量俘虏和投降起义军官，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与改造”。与此同时，解放前后战争形势的变化也对严格党的组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邓小平分析指出，“从组织上说，我们过去一直是在进行武装斗争，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是在战争熔炉中经受锻炼。每个人进到革命阵营来，都要受到战争考验，思想觉悟和斗争精神都要过硬”。而西南解放后，虽然还有部队在剿匪，但在战斗中经受锻炼的机会少了，“考验就不如过去那样过硬”。因此，邓小平认为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稍一松懈与麻痹，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所谓组织严格，首先表现在成分纯洁上”。针对当时党员数量要占部队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邓小平表示，能保持这个比率当然更好。但是，我们不能看到数量不足而机械地去凑足百分之三十。“发展党员必须慎重，不能突击”。关于发展党员的标准，邓小平提出，“不是从时间上拿渡江前后或者是进军西南前后来作标准，也不能单独拿作战勇敢来作标准，主要的是要拿政治条件来作标准”。关于政治条件的具体内容，“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做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如果还不够这个条件，不要勉强去发展。
为了使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严密，邓小平提出应该“以团为单位做一次检查，根据检查所了解的情况，订出党组织的教育计划，加强对党员教育，使某些不合乎条件的党员经过教育后得以提高，合乎党员的条件”。通过教育改造使一般不够条件的党员逐渐符合条件是主要的一面，而对于完全不合乎条件的党员则应加以处置，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教育培养干部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
对于新干部，邓小平强调“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共产党不容易，共产党员不好当，一开始就让他树立党员义务权利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195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邓小平将这八个条件作为教育新同志的重要标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对于那些不愿遵守党员八条标准的同志，要劝他们出党；对于新党员同样要给以长期教育，必须合乎标准。”
对老干部的要求，邓小平认为“要更严格”。他指出，胜利后，有些老同志不求进步，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摆老资格，总想要党照顾一下。对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表示，不要强调“资”这个条件，这个精神应该贯彻。贯彻了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好处；不贯彻对党没有好处，也阻碍了老同志进步。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邓小平结合历史实际指出，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邓小平还进一步分析了“德、才、资”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单纯地强调“资”，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很大的害处。不强调“资”这个条件对老同志不是打击而是爱护，不仅对革命有好处，对老同志个人也尽到了帮助的责任，可以使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邓小平强调：“党是依靠进步力量去做工作的，假如我们要决心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应该做到严比宽好，精比粗好。”
从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发展来看，邓小平认为“任何新生的事业都是在前进中发展的。我们的事业也要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完成。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这是可靠的力量”。“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也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开展实际工作的重要考虑。例如，在地方工作上，邓小平曾强烈建议“培养一些青年积极分子作为沟通彝区关系和将来实行改革之基础”。
为了使青年干部能够被提拔出来，邓小平坚决反对把资格摆在第一位的错误做法。他举例说明：“如果两个干部德、才相等，但资格是一个工作十年、一个是工作六年，我们可以先提拔十年的；如果那个有十年资格的干部，德、才都不如六年的，那我们就应该提拔六年的。”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是将培养青年干部放在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高度去考量的，正如他所强调的：“为了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定要把事业放在前进的、有朝气的基础上，不能迁就落后。如果我们把资格摆在第一位，阻碍和排斥了年轻的和前进的事物发展，那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持续下去，甚至要失败。”
邓小平从纯洁党的组织的高度分析了为什么对党的组织要更严，从帮助同志进步的角度论述了为什么对党的干部的要求要更高，从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深度考量了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强调党的组织建设对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关于发展党员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以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求全责备等观念，打破隐性台阶”等观念，与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重读这一经典文献，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深12月16日出版的第2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文章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文章指出，在新时代10年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
文章指出，我们党追求的理想崇高而神圣，肩负的使命艰巨而繁重，只有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要看到，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确保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道理所在。
文章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谋私利就有了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能谋根本、谋大利，就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检视自身、常思己过；不讳疾忌医、不文过饰非，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奥秘所在，也是我们党能够推进自我革命的底气所在。
文章强调，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第一，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第二，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第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第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第五，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第六，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第七，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第八，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第九，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
文章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新华社）
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在新时代10年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认识，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
我们党追求的理想崇高而神圣，肩负的使命艰巨而繁重，只有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锻造自己，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要看到，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确保党始终充满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就是为什么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道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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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谋私利就有了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就能谋根本、谋大利，就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检视自身、常思己过；不讳疾忌医、不文过饰非，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奥秘所在，也是我们党能够推进自我革命的底气所在。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以下问题。
第一，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强身健体的自觉行动，是为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第二，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要针对伟大社会革命实践的新要求来谋划党的自我革命，用伟大社会革命发展的新成果来检验党的自我革命的实际成效，努力实现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党的自我革命。当前，就是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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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15日下午，习近平在漳州市东山县谷文昌纪念馆考察。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第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化转化上下功夫，汲取其中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等思想营养，不断提高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性。
第四，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要聚焦这个战略目标，以高度的政治警醒，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及时消除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不断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第五，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我们所说的大党独有难题主要体现为“六个如何始终”，解决这些难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
第六，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要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一步形成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
第七，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等问题，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关、能力关、廉洁关，使广大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第八，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必须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作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在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中实现自身跨越。
第九，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完善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党内监督体系。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切实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1月8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