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书写的战后处理——元好问的“社会诗”
金元交替期的华北，形形色色的文化、文物都在长久的战乱中遭到了破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为历史上比较罕见的文人之一，元好问却给后世留下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大量作品。而且，金朝灭亡时中年的元好问已经是享有赫赫文名的存在，所以当他立志要将经过了战火淬炼的金朝文化流传给后世，而开始相关资料的收集时，仰慕他文名的金朝遗民们都积极配合，众多的史料就这样汇集到了他的手边。
元好问是现存金朝文学的作者之一，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整个金朝文学的校阅者，亦是检阅者。正如世人们所说的那样，元好问的作品充满了“史事”，如果将那些看似无意的一言一语中所寄托的“含义”也算在其中的话，实际上元好问为未来留下了太多的东西。但是作为金朝文学整体上的检阅者，他又究竟擦去、抹杀了多少事实，是我们今天所无从考察和验证的。
清朝王士禛在随笔集《池北偶谈》中有这样的论述：“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传足备金源一代故实。……然元书大有纰缪，……蔡松年史称便佞，元首推其家学，且取其论王夷甫、王逸少之语，略无贬词。曲笔如此，岂足征信，而顾效之哉？”元好问出乎意料地有很多“曲笔”一事被很多人指摘过，今日甚至有人将其看做是一种定论。但是，只要有相关史料的存在，纠正这些“纰缪曲笔”就是极其简单的事情。元好问笔法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有时对他眼前切实存在的东西，好像是在故意地“视若无睹”，或者说是“故意地漏写”，而没有文字记录的事情的实际状态我们是无法掌握的。元好问无疑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记述者，但从“故意地漏写”这一角度上来说，却无法保证他是最好的记述者。
笔者尝试考察揭示的，是金朝灭亡后的河东北路如何实现战后复兴，而元好问又是如何观察蒙古政权下的这一复兴的问题。然而，元好问似乎很执着于自己“亡金遗民”的身份定位，所以即使他实际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新体制有所关联，但对于那些制度、统治体制等，元好问却几乎都没有作过正面记述。
元好问的友人李天翼（字辅之）与元好问一起被拘禁在聊城，解除拘禁后的乙未年（1235）七月，二人一同度过了历时二十多天的济南之旅。1250年元好问在河北真定迎来了《中州集》的付梓，而李天翼却在济南之旅后不久就去世了。《中州集》收录了李天翼题为《还家三首》的七言诗以及他的略传。全文如下：
天翼字辅之，固安人。贞祐二年（1214）进士。历荥阳、长社、开封三县令，所在有治声。迁右警巡使。汴梁既下，侨寓聊城，落薄失次，无以为资。辟济南漕司从事，方凿圆枘，了不与世合，众口媒蘖，竟罹非命。辅之材具甚美，且有志于学。与人交，款曲周密，久而愈厚。死之日，天下识与不识，皆为流涕。予谓天道悠远，良不可知，而天理之在人心者，亦自不泯也。
乡社旧人何处在，语音强半是陈州。
开在草丛中的野花和横生的杂草布满了城头，往昔豪华的房屋变成了废墟，只留下了一丘坟茔。乡里相识相知的人们这是都去了哪里？周围满耳都是听不惯的陈州方言。
二十六年浑一梦，堂空树老我华颠。
在祭扫先祖的清明时节，春风细雨中记不清有多少次醉倒在有着牡丹花树、悬挂着祖先影像的厅堂前。离开故乡的二十六年就像是一场梦一般，如今眼前是空落落的厅堂、半枯老去的树木，还有满头白发的我。
只有青山淡相对，似怜我是此乡人。
和那些说着我听不明白的方言、穿着奇妙服装的人怎么也亲近不起来，一个人靠在这荒城上泪流满面。只有远处的青山默默地与我相对，似乎是在怜惜我这个不多的本乡人。
元朝巨儒虞集在他的《国朝风雅序》中如此评说《中州集》：“国朝之初，故金进士太原元好问，著《中州集》于野史之亭。盖伤夫百十年间，中州板荡，人物凋谢，文章不概见于世，姑因录诗，传其人之梗概。”虞集给《中州集》的定位是“录诗传人的野史”。然而，元好问《中州集》记录诗歌却没有具体解说内容，记录的诗人略传中基本上也不附生卒年或具体的年次。可以说，元好问一边将众多的“史事”写入了《中州集》，一边却又慎重地避开了对这些史实的直叙。
在《中州集》“李天翼”内容的解读上，我们首先不能忽略李天翼是元好问极其亲密的友人这一事实。1235年二人同游济南，在元好问文集卷八中有《徐威卿相过留二十许日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二首》、卷十有《送李辅之官青州》的七律，卷三七有题为《送李辅之之官济南序》的散文。在二人同游济南的1235年，元好问创作了以《济南杂诗十首》为代表的众多纪行诗。这些诗歌作品与李天翼都不无关系，可以想象这些纪行诗是元好问在旅途中与李天翼进行诗歌酬答交流的同时创作的。也就是说，元好问所知道的李天翼的诗作，绝对不仅仅是《还家三首》。但元好问在《中州集》中却只收录了这三首，而且只字未提李天翼的生卒年和他去世的原因，只是用一篇充满了个人主观情感的煽情文章来代替了他的略传。
作为李天翼的友人，他何时回到家乡，他的乡里为何会有那么多口操“陈州方言”的人，另外，他被卷入怎样的“非命”漩涡，又是如何去世的—这些才是元好问在《中州集》中应该记录的。但元好问作为知情者，却刻意对以上的事情不做涉及，而选择通过聚焦作者“为人品性”的略传来更为有效地突出《还家三首》的诗歌效果，从而构成了“李天翼”条目的内容。实际上《还家三首》描写的是久别还乡的诗人面对被蹂躏破坏的故乡时单纯的“茫然自失”。这种“茫然自失”同样寄托了元好问对“消失的故国”的幻想，是面对文明危机时一介诗人的悲哀。
滞留在金城（应州）刚好十天了，日日沉醉于宴席上的清歌燕舞，走出去看看这里的民风，却是痛彻肺腑般的凄惨。去年夏天和秋天都遭遇了旱灾，今年七月黍禾才刚刚抽穗。忽然有一天军队在这里驻军扎帐，一夜间原本的耕地就变成了一片平地。军队物资的调度如飞逝的流星一样紧迫，滞纳者们遭受着非人的苦楚。法律的罗网无处不在，“能够安居乐业的乐土”又在哪里呢？蚕食谷物的害虫成千上百，吃人的野兽并不仅仅只有老虎。高高在上的天子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感慨讽喻的诗作写了又有什么用呢。这个穿着单薄的人来自哪里？寒冬中还要去那遥远的江南贩卖粮米。倾尽全力只是为了能够填饱肚子，并不是因为喜欢这样出外远行的行商生活。曲折迂回的雁门山道，再加上阻挡在面前被积雪覆盖的深涧。在半山腰遇到过这样行商赶路的车辆，拉车的牛，赶车的人真是说不出的辛苦。
如标题《雁门道中书所见》那样，本诗似乎是在标榜元好问对目睹的现实情境的直叙。诗作结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一何苦”的诗句背后，或许真的有元好问实际体验过的现实。为此，遗山诗的注者们对诗中“一昔营幕来”所表达的时间和具体战争，“贩籴就南府”中“贩籴”的具体制度、“南府”的具体所指等做了认真的议论考证。笔者认为，在考察这首作品时首先要注目的不是标题，而应该是诗中的措辞。
上引《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概而言之就是江南和华北地区在风土上的差异。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云云，是官吏在执行地方行政过程中积累的体会。其意为：“出任地方官一年，督促人民农耕，种植谷物；出任十年，督促栽种树木；出任百年的话，要通过自己的品德来吸引人才。营造‘樵夫们不用跑到百里以外的地方买卖柴薪，百姓不用跑到千里之外的地方买卖粮米’的地方行政体系。”以《史记》的内容为前提来重新审视“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两句的话，其意就是：“是什么驱使严冬中身着单衣的农民到南方来经商？乡民们不得不到遥远的南方去经商到底是什么原因？”元好问的这一诗作吟咏的就是因为风土的不同而不得不千里逐利的人民的困苦。这里“贩籴”“南府”所指的并不是实际存在的衙门或某种税收制度，而是模仿《诗经》“六义”之一的“风”所做的一般性的示例。
诗作开篇的“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很多注释者认为是作者元好问的自述。但是第二联的“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与《古诗十九首》中的“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梁甫吟》中的“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有异曲同工之处。“采访诸国民风的巡检官来到金城，在接待的歌舞酒宴中浑浑噩噩。然而，如果到城外亲眼看看当地的民风，就会知道郊外的农村所有的是战争和税赋的苛敛诛求，人民无处可逃，也看不见朝廷的怜悯和体恤。”—如此解读本诗，就不难发现将其定位为“模仿古乐府手法创作的社会诗风格的习作”才是比较妥当的，这里所展开的既不是金朝灭亡后的华北民风，也并非蒙古支配下的现实状况。
在这首诗中，笔者最为困惑的是“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四句中所蕴含的元好问的意图。在金元交替期的华北，有“近仓”和“远仓”两种纳税制度，比如大战在即时，行政方面会指定缴税场所，要求纳税人自己将税粮运送到指定的仓库去。“贩籴就南府”句中的“南府”或是指“远仓”，百姓按照命令将税粮运到远仓南府去的解读似乎也是可以的，但去远仓应是“纳税”而不是“买粮”。就像上面考证的那样，如果“贩籴”是承袭了《史记·货殖列传》的表达，那么“贩籴就南府”就只能是指民间一般的商业活动。而且，元好问对这种商业活动的看法是“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倾身营一饱”是对陶渊明诗《饮酒》（其十）的袭用，是“全身心的追求能够得以果腹的生活”之意。也就是说，千里迢迢的商业活动是为了能够吃饱饭生存下去，并不是心甘情愿地从事这种商贾活动。元好问眼里商贾们的行为都是“以狡知逐利的卑贱活动”，这是典型的立足于农本主义儒教伦理的看法，并不是在如实地描写社会制度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元好问的作品从本质上来说能够称得上是“社会诗”的作品恐怕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本节中分析的《雁门道中书所见》诗，其所描写的既不是蒙古支配下的实际情况，也不是金末地方行政的腐败。笔者将其看做是作者早期诗歌创作过程中模拟“讽喻”的练笔之作。即使本诗是作者从所面对的现实状况中得到触发而创作的作品，但这里描写的与其说是百姓的实际状况，不如说是在揭示“冷酷的政治会带来什么”这样一种极其唯心的伦理观。
本文摘自《元好问与他的时代》，转自澎湃新闻。
来源 ：旧时月色书舫
编辑：太行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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