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文 | 亲历对美经济外交（上）

2001年11月11日，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在多哈签署，中国代表团成员鼓掌庆祝

参观费城独立宫

外交工作  经济先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很多国家尚未建交的时候，对外经济工作已经先行一步，特别是贸易，这在中日关系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日建交之前，贸促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本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间的往来已经非常频繁，相互推动两国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这为两国日后建交奠定了很好的经济基础。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尚未建交，中方已经从美方买了十架波音飞机，1975年我去广州参加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时，坐的就是这种飞机。

实际上，不少国家发展对华经济贸易的步子也往往快于同中国建交的速度，韩国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1991年初中韩尚未建交时，中国国际商会与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即达成协议，在对方首都设立了贸易办事处。1992年两国建交后，大韩贸易振兴公社驻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回国并担任外交通商部长。所以，当时韩国驻北京的代表处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准大使馆”的角色。除了贸易，外交工作经济先行还有旅游、展会等多种方式。1989年8月，中国国际旅行总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成立，实际上承担了重要的对以色列的外交职能。1992年中以建交后，它就“转型”为中国驻以大使馆了。

可见，对外经济交往在我国同尚未建交国家发展外交关系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对西方国家的表现尤为明显。

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依然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目前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经贸往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对外投资、贸易等经济活动作支撑，外交关系是薄弱的，很容易摇摆，所以对外经济称得上是中国外交的“稳定器”。

我驻外人员中，使领馆的经济商务参赞是中国政府在驻在国和驻在地区的商务工作代表，其职能包括贯彻我国对驻在国和驻在地区的经贸合作的方针、政策，推动双方投资、贸易的发展，处理产生的纠纷问题，协调在驻在国和驻在地区的中资企业，等等。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市场进行系统调研，并及时向国内报告当地所发生的最新的动态、情况。

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我于1996年被任命为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参赞，1997年1月到任。旧金山总领事馆领区是美国西海岸五个州，因此我也主要和各州打交道。1996年中国的GDP总量按当时汇率折合是8600亿美元，美国是81000亿美元，两国之间相差九倍多，中美贸易额429亿美元。尽管经济实力对比悬殊，但美国人并没有轻视我们，相反非常热情，表现出同中国发展贸易的急切渴望。

1997年初我来到美国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波特兰。当时，中国锦州石化在当地建了一个尼龙袋编织厂，招募了一些当地人。波特兰市的市长为此对我们非常热情，连连表示：“感谢你们为我们解决了11个人的就业！”在会见中国南方航空考察团时，波特兰市市长专门提出，希望中国客机能够直飞波特兰。

一次，我随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去阿拉斯加州进口石油、木材。阿拉斯加州的一个联邦参议员叫麦考斯基，政治上对华并不大友好，但他为这件事专门叮嘱：“对中国代表团一切要求都要优先考虑。”他的助手陪了我们一路，说：“麦考斯基可喜欢中国了。”我们很清楚，麦考斯基之所以喜欢中国，是因为和中国人做生意有好处。这次，中方共购进100万吨原油、11亿立方英尺木材，还有一定数量的水产品。随后，州政府和阿拉斯加州的一些油气大公司提出一个合作设想。阿拉斯加北端的北极圈内普鲁德荷湾发现了巨量天然气储藏，阿州设想能大规模开发，并建一条与现有纵贯阿拉斯加输油管平行的输气管道，然后在州南部建一个液化厂。总投资150亿美元。阿州希望中国企业来参与投资，部分液化气供应中国东海岸，阿州企业则参与投资中国东海岸接收设施。我们很快把对方的设想报告国内。第二年，中石化派团去阿拉斯加签署了进口50万吨石油意向书。州长亲自接见，并表示对阿拉斯加与中国的贸易前景非常乐观。我离任时，阿拉斯加州众议院授给我表彰状。尽管当时中美之间的经济实力相差很大，但只要实实在在地推进经贸合作，对方的热情一样很高。

实际上，美国人这种对经贸合作的热情，我在更早的时候就感受到了。1986年，我率外经贸部中国国际经济信息中心的一个小组去美国考察生产线，前后参观走访了50多个工厂、农场，还有太阳能电站、风电站等。记得在加利福尼亚州小城尤里卡，电视台和各路媒体蜂拥而至竞相采访，等到了旧金山以后加州贸易协会派人专程过来拜访，《洛杉矶时报》还希望我们去洛杉矶接受专访……当时美国经济和我们相比绝对是个“大块头”，中美贸易也不过几十亿美元，因此美国人和我们“做生意”的热情的确出乎大家的意料。所以，日后即便中美关系再遇到什么困难，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我们始终对中美经贸合作的双赢抱有信心。习近平主席曾说，中美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言，情况的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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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决定成败

我在任期间，对美经济外交的一个中心议题是贸易关系，其中包括美国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和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如果中美达不成WTO协议的话，中国根本无法加入WTO；而如果没有加入WTO的话则无法获得美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必须接受每年一审，这对我们就很麻烦。

为了促成中美早日达成WTO协议，我们尽最大可能实实在在地把工作做细，找准美方的利益关切，对政界、商界挨个排队做工作。在美国，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后来改成正常贸易关系），以及后来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的政策，最后都由议员投票决定。于是我们把领事馆各辖区内的每个议员都排了队：谁投我们的反对票，谁投赞成票；投反对票议员的选区在哪里，选区主要的产业是什么，中国和他们有没有贸易往来，在哪些方面有开展贸易的潜力……当时俄勒冈州有一个新当选的参议员，他原先是一个冷冻食品公司的董事长，当选议员之后由他夫人担任董事长，于是我们就向国内建议买他公司的冷冻豌豆，后来从广州过来一个团专门谈这件事。

除了贸易团体，那段期间我们还想方设法同美国金融界打交道做工作，例如旧金山环球贸易理事会、旧金山太平洋资本公司等，在美国商界都有很大影响。在我们的争取下，美方派了一个团到中国来访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接见了他们，原定会见时间40分钟，最后谈了100分钟，美方非常高兴。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加州对亚洲的总体出口很糟，唯独对中国的出口很好。一天，我应邀去硅谷参加一个午餐会，见到了硅谷产生的联邦众议员坎贝尔。我说：“圣何塞地区出口今年上半年减少了13%，但是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50%。”他很高兴，说：“我要让女儿去学中文！”翌年4月，世界贸易中心协会1999年春季大会在旧金山举行，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代表中国参会。李大使对我说：“老何，你帮我写个发言稿，不要长，就一页纸。”我想了之后在发言稿中写下“由于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加州对亚洲出口下降了11%，但是对中国出口增加了13%。换言之，中国是加州唯一实现出口增长的地方”这句话。当李大使在大会发言时说到这句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

办实事，促合作

除去注重细节外，还要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真正通过办实事促合作，想方设法为中国加入WTO创造机会，扫清障碍。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在一次午宴中加州州长彼特•威尔森说：“主席先生，我们加州Sunkist品牌的橙子很好，但是不能出口到贵国，因为说我们的橙子里有地中海果蝇。可是目前我们已经出口到很多国家了，而且自己国内也在消费。所以希望主席先生过问一下此事，早日得到解决。”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感觉这是一个好机会。虽然国内并无具体指示，但我们可以主动去调查并向国内报告。我们去实地调查后发现，它的果蝇发生地并非在产区内，而且美方已经采取了有效的灭蝇措施，我们将此情况系统、详尽地作了记录，同时查找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有关规定，和对此类产品检测最严格国家——日本的具体规定，一并严格如实地报告给国内，并建议派一个专家组过来重新调查。后来国内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允许进口加州的橙子。帮美方解决问题，就等于为我方赢得支持。但这种解决不是无原则的，必须有科学依据，符合我国利益。

1998年，我随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去西雅图市拜访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一见面，骆家辉就说：“总领事先生，我们加州的小麦目前不能对中国出口，说有黑穗病，但我们加州的麦田和加拿大的麦田是连在一起的，黑穗病有传染性，如果我们有的话他们也一定有，可是中方并没有禁止进口加拿大的小麦，因此希望贵方能关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感觉这又是一个促进双赢合作的重大契机，马上向国内作了详细报告。国内有关部委经过严格调查和科学论证，最后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农业虽然在美国经济中只占2%的比重，但它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影响非常大。所以如果农业问题不解决，中美要达成WTO协议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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