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胆识
母亲14岁失去父母，独自支撑着并不富裕的家业。她竭尽家资，让比她年长4岁的姐姐去北京求学，希冀学成后再支援自已和妹妹深造。殊不知几年后，姐姐大学毕业，一去无音讯，再也联系不上。
母亲只好嫁给比她大10岁的父亲，条件是支持她离开封闭的山城，到下江(指长江下游发达地区)求学。父亲果然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带母亲到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正式入学，让母亲如愿以偿。
可惜好景不长，母亲不情愿地怀上了我，只好返回家乡。我始终愧疚自己成了阻断母亲求学意志的罪魁祸首。
后来，就凭这一点艺专的基础，她多年在一个女子中学担任美术和劳作教师，教女孩子们画画、编织、刺绣、做泥塑。父亲多次逼她放弃，说不需她赚钱，只需她管孩子，做家务。但母亲始终坚持。她屡屡教导我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追求、独立的事业；尤其是女人，必须有独立，才能有尊严。
1948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父亲坚持让我选择后者，说是将来即便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我也可随时回贵阳老家。但我满心想的都是飞出山城，北上革命。母亲支持了我，对父亲只说是去南京，但默许我一到武汉就去寻找北京大学新生接待站。
我揣了家里仅有的十个银元，坐上开往柳州的汽车，换乘湘桂黔铁路(桂黔段尚未建成)。人们都指责母亲，不该让我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孤身出门乱闯，但母亲对我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不是母亲的胆识，我整个的生命故事就将全部改写。
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在北京的确经历了一段相当艰苦的生活。围城期间，金圆券贬值，物价飞涨。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自治会为了保障大家在围城期间的生活，创建了一个面粉银行，组织同学把手边的钱都买成面粉，集体保管，随时存取。我当时只有够吃饭的公费(每餐只够吃高粱米饭和酱油煮黄豆)，此外真称得上身无分文。
当时的北京与我的家乡已很难联系上，母亲对我十分牵挂，竟然想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她不知道怎么在贵阳找到一个卖猪肉的老板，他有一个哥哥在北京也卖猪肉。她给了贵阳的猪肉老板60斤猪肉的钱，让他的哥哥，北京的猪肉老板转手付给我60斤猪肉的钱。此事竟大获成功。由于母亲的智慧，我居然在自治会的面粉银行里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两袋面粉。
解放了，中学美术劳作课全部取消，母亲失业。她本可在家歇息，但却立即开始了寻求适应新社会的独立之路。当时大、中学一律开设俄语课程，最紧缺的就是俄语教师。年近半百的母亲竟然下定决心学习俄语，从字母学起。她报名参加了贵州广播电台举办的俄语教学班，苦学两年，通过了各个层次的考试，终于拿到了俄语初级教师合格的文凭。此后她多年在贵州农学院教大一俄语，由于她的勤奋和钻研，一直得到学生好评。
就这样，十年如一日。父母都到了退休年龄。那时，我在北大，弟弟在清华，妹妹在北京铁道科学院。母亲以极大的毅力，处理了老家的各种事务，迁居到北京，在北大与清华之间被称为城府的旧居民区的一条小街——槐树街，买了一个小小的四合院。
地方虽小，母亲却着意经营，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架葡萄，还有遍地的太阳花。我们常带着孩子回家，从来没有看见母亲这样高兴，她认为经过多年离散，现在总算圆满团聚了。可惜这样的快乐日子不过短短两三年。
武斗越来越激烈了。我们所住的燕南园位于学生区中心，学生住的大楼顶上都有用自行车内胎制造的强力弹弓，学生区内常常是砖头横飞。当一个路过的孩子误被砖头砸死后，我终于决定不能再让我的两个9岁和13岁的孩子住在这个区域了。
母亲尽管有胆有识，却从未经历过这样残酷无情、无理可讲的场景，顿时气得脸色煞白，说不出话。她当然不会让两个钟爱的外孙忍受这样的屈辱，在清华教书的弟弟让我当夜就在大雨中把孩子接走。
第二天，母亲头痛剧烈发作，送到海淀医院。医院一片混乱，医生都或在挨斗，或在打扫厕所，当权管事的是“革命派医护人员”。他们下令给母亲抽脊髓化验，但母亲的病本来是一般性脑血管瘤，抽脊髓必然引起大出血，这是常识。母亲顿时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
我和弟弟在母亲的病房外守了一夜。半夜时分，弟弟号啕大哭，我紧握他的手，无话可说。我知道他的悲痛不只是为母亲，也是为这不可理解的社会，不可预知的未来和一切美好的梦的破灭。
黎明，我和弟弟将母亲送上八宝山平民火化场。那里的景象触目惊心!许多尸体横七竖八地摆放着，等待火化，男女老少都有，好些是满身血迹，大约都是被打死的“牛鬼蛇神”，还有不少十七八岁的孩子。他们是“黑帮崽子”或两派打仗的牺牲品。这些尸体本应在黎明前处理完毕，但时间不够，只好堆放在那里。
我和弟弟好不容易逃出了这个人间地狱。我们抱着母亲的骨灰盒回家，将它安置在小四合院的正房，放上母亲的照片，没有鲜花，没有悼唁。
奋斗终身、有胆有识的母亲就此长眠，享年56岁。
父亲的浪漫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一个追求浪漫之人。20世纪20年代，他千里迢迢，跨越崇山峻岭，到北京来投考著名的北大英文系。他曾接受过胡适的面试，但胡适嫌他英语口语不好，有太重的山城口音，没有录取。
他一气之下，就在北大西斋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坚持在北大旁听，当了四年北京大学英文系的自由旁听生。他告诉我，当年北大的课随便听，他只听陈西滢和温源宁的课，虽然对面教室鲁迅的讲堂人山人海，但他从不过问。
他不缺钱。祖父是贵阳山城颇有名气的富绅兼文化人，写得一手好字，收了好些学生。据说他痛恨自己的先人曾是贩卖鸦片的巨商，立志改换门庭，除一个儿子继续经商外，将其余四个儿子都先后送到北京。后来，一个是清华大学首批留美学生，学化学；一个送到德国，学地质，后来多年担任北大地质地理系系主任；还有一个学医，是抗战时期贵州名医;只有父亲学文，颇有游手好闲之嫌。
但父亲并不是一个纨绔之人。记得1976年他和我曾到天安门左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去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他一再和我谈起1924年，他到天安门右侧中山公园悼念孙中山，并步行送孙总理遗体上碧云寺的情景。他对两位总理都深怀敬意，曾对相隔五十余年的东侧、西侧两次悼念，不胜唏嘘。但他却始终讨厌政治，只喜欢读济慈、渥兹华斯的诗。
1927年，他学成还乡。同学中有人劝他去南京，有人劝他去武汉，他都不听，一心要回家乡，建立小家庭，享人间温暖，尽山林之乐。据他说，途经九江，曾遇一位革命党人，好意劝他参加革命，不想他游庐山归来，这位革命党人已经被抓进监狱。这更使他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而更坚定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决心。
回到贵阳，父亲很是风光了一阵。他穿洋装，教洋文，手提文明棍；拉提琴，办舞会，还在报上骂军阀，都是开风气之先。他又喜欢和教堂的神父、牧师交往，练练口语，换换邮票，看看杂志，喝喝咖啡之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此吃了很大苦头，说他是什么英国特务的高级联络员等等。经过多次“触及灵魂的批斗”，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父亲当年回乡最得意之事，就是娶了比他年轻十多岁的我母亲，她是当年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从此筑成了他多少年来朝夕梦想的温馨小家。祖父去世，五兄弟分家，父亲放弃了其他一切，只要了祖父晚年刻意经营的小小后花园。
我记得当时的乐家大院是一座很长的大建筑，横穿两条街:大门开在普定街，后花园出口是毓秀里。房屋有五进，第一进是办公待客的地方；第二进是祖父的书房，这两处后来被改建为伯父的临街诊所；第三进是祖父原来的起居室，祖父去世后，设有乐氏祖宗的牌位，由祖父的姨太太掌管，每天按时进香、敲磬、祭祀；第五进是一些破旧无人居住的旧房。穿过这些荒凉地带就是后花园。
花园里原有一座带飞檐的旧楼，挂着“湘雪堂”的牌匾，有许多玉兰花、紫荆花和古老的银杏树，还有一口养金鱼的大石缸。父亲对这个花园进行了彻底改造，他买来许多外国建筑和室内装饰杂志，自己设计了一幢美丽的小洋楼。那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贵阳确是绝无仅有。
父亲对自己的杰作满意极了。他常常举行周末家庭舞会，宾客云集，华尔兹、狐步舞、探戈都从这里传播开去。他们在里屋舞兴正酣，我们几个小孩则在外屋把准备好的糖果点心吃个够。
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快乐的几年。可惜好景不长，政府决定要新修一条马路，通过毓秀里，直达体育场。
后来父亲告诉我，曾有人来联系，说是只要自愿出一点捐赠，马路就可以绕开一些，不一定从父亲的花园穿过。父亲认为如此公然让他行贿，简直是奇耻大辱，不仅拒绝，还把来人大骂了一顿。据说原来计划修的马路并非像后来那样，就是因为父亲坚决拒绝行贿，惹恼了父母官，一条大路硬是从我们的花园中央蛮横地穿了过去。花园中的这个厅、那个楼，当然全都拆得七零八落，林木花草更是一片凋零。
父亲已不再有钱将破损的花园修复，只好将房子和地皮都交给当时正在发展的“信谊药房”经营。相约八年内由他们使用，八年后他们占有一半，交还父亲一半。父亲的洋房、洋梦、洋生活就此结束，留下的是他对政府官员的痛恨。
记得那时我们每年必须亲自到官府去交地价税，父亲说这是他最难以忍受的苦痛，让我替他去。我还没有柜台高，什么也弄不清，常被大小官员们呼来喝去，每次都是气冲冲地返回家。父亲总是安慰我说:“你就当去一次动物园吧，狮子老虎对你吼，你也要去对他们吼么?”
卢沟桥事变之后，贵阳这座山城陡然热闹起来，市街摆满了地摊，出售逃难来的下江人的各式衣服杂物;油炸豆腐、江苏香干、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卖此起彼落。一到傍晚，人群熙熙攘攘，电石灯跳动着小小的蓝火苗，发出难闻的臭味。我却欢喜和母亲一起在闹市中穿行，一边吃个不停。
可惜好景不常，大约是1939年末，下达了学校疏散的命令，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奉命迁到离市区十余里的农村——乌当。先是在一个大庙里上课，后来又修建了一些简陋的草房;教员则挤在租来的民房里。父亲仍不改他的浪漫，别出心裁地租了一座农民储粮的仓库，独门独户，背靠小山，地基很高，面向一片开阔的打谷场。
我们一家四口(还有两岁的弟弟)就在这个谷仓里住了差不多一年。尽管外面兵荒马乱，我们还可以沉浸在父亲所极力营造的一片浪漫温情之中。例如，我们常常去那座小山顶上野餐，欣赏夕阳。这种时候，我和弟弟在草地上打滚，摘野花，有时也摘一种野生的红荚黑豆和大把的蒲草，母亲会将它们编成一把苕帚扫床。
母亲还教我们用棕榈叶和青藤编织小篮儿，装上黄色的蒲公英花和蓝色的铃铛花，非常美丽。这时候，父亲常常独自引吭高歌，他最爱唱的就是那首英文歌《蓝色的天堂》:“Just Mary and me, and baby make three, that is my blue heaven!”有时我们也一起唱“家，家，甜蜜的家!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
父亲有时还唱一些古古怪怪的曲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我们永远相爱，天老地荒也不分开。我们坚固的情爱，海枯石烂也不毁坏。你看那草儿青青，你看那月儿明明，那便是我们俩纯洁的、真的爱情。”我至今不知此是中国歌还是西洋歌，是流行歌曲还是他自己编的创作歌曲。
中学教师的薪水不多，但乡下物价便宜，生活过得不错，常常可以吃到新鲜蔬菜和鲜猪肉。每逢到三里外的小镇去买菜赶集，就是我最喜欢的节日。琳琅满目挂在苗族和种家人项链上的小铃铛、小饰物，鲜艳夺目的苗族花边和绣品，还有那些十分漂亮、刻着古怪图案、又宽又薄的苗族银戒指，更是令人生出许多离奇的梦幻。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好点心可吃。母亲于是用洋油桶作了一个简易烤箱，按书上的配方做蛋糕和饼干。开始时，蛋糕发绿，饼干一股涩味，后来一切正常，由于加了更多的作料，比城里点心店买的还要好吃。父母常以《浮生六记》的男女主人公自况，“闲情记趣”一章也就成了我的启蒙读物。
那时候，生活真好像就是一首美丽恬静的牧歌。然而，经过多年之后，回想起来，倒也不尽然。
我们住家附近没有小学，父母就自己教我念书。父亲教英语、算术；母亲教语文和写字。母亲是一个追求独立，酷爱自由的女性。据我后来的观察，她与父亲的结合多少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她内心深处总以靠父亲生活不能自立为耻。对于父亲的种种罗曼蒂克，她也不过勉强紧跟而已，并非出自内心的追求。
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母亲总是时时刻刻教我自立自强，并让我懂得依靠别人是非常痛苦的事。母亲很少教我背诗，却教我许多易懂的散曲，内容则多半是悲叹人生短暂，世事无常。那首:“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母亲最喜欢，还亲自谱成曲，教我唱。我至今会背的，还有“晓来青镜添白雪，上床和鞋履相别。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等等。
从后来的许多事实看来，这些选择都体现出母亲内心深处的一些隐痛。其实，所谓牧歌云云，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一种假象。
当时，抗日运动在高涨，学校也来了许多下江学生和先生。他们教大家唱抗日歌曲，诸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之类，我都是当时学会的。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位美术老师，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吴夔。我所以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夔”字太难写，母亲教我写了很多遍。他教学生用当地出产的白黏土做各种小巧的坛坛罐罐，然后用一个铜钱在上面来回蹭，白黏土上就染上一层淡淡的美丽的绿色。他又教学生用木头雕刻简单的版画，我记得刻的大都是肌肉隆起的臂膀，还有喊叫的、张开的大嘴。版画上大都刻着抗日的大字标语。
学生们都很喜欢他，特别是我的小姨，母亲唯一的妹妹，当时也是贵阳一中的学生。父母在乡间很少招待客人，这位吴先生却是例外，记得他来过好几次，和父母谈得很高兴。
于是，来到了大清洗的那一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吴先生和两个学生被抓走了，警车呼啸着，穿过我们窗前的小路。不久，传来消息，说吴先生一抓到城里就枪毙了，他是共产党员。接着又有一些学生失踪。母亲把小姨囚禁在家，也不让她上学，她大哭大闹要和同学一起去延安。
就在这个夏天，父亲被解聘，失了业，罪名是与共党分子往来。幸而他们并未搜出学生们藏在我家天花板上的文件，否则问题就不只是解聘了。那是1941年，我十岁。
我们一家恓恓惶惶地回到了贵阳。原来的房子已租给别人，我们无处可去，只好挤进老公馆。所谓老公馆，就是前面说的由祖父的姨太太掌管的一进五间留作祭祀用的公房。父亲失业，坐吃山空。我们真是过了一段非常穷困的日子。
我常陪母亲到贵阳专门收购破烂的金沙坡去卖东西。几乎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记得有一次，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片的玻璃片洗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旧货市场去卖，但人家不愿买，说了很多好话才卖了五毛钱。母亲和我真是一路滴着眼泪回家。
更难堪的是，当时已是贵阳名医的伯父，事业非常发达。他的私人医院占据了大部分老宅，而且修缮一新，许多权贵都来和他结交。就在同一院内，他们家天天灯火辉煌宾客盈门。我的六个堂兄弟都穿着时髦，请有家庭教师每天补习功课。
我和他们常一起在院子里玩，每到下午三点，就是他们的母亲给他们分发糖果点心的时候。这时，我们的母亲总是紧关房门，把我和弟弟死死地关在屋里。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很颓丧，母亲和我却更坚定了奋发图强、将来出人头地的决心。
生活的转机有时真是来得好奇怪，父亲偶然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同学，他正在为刚成立不久的贵州大学招兵买马，一谈之下，父亲当即被聘为贵州大学英文系讲师，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
说起花溪，也真是有缘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一湾翠色的清溪在碧绿的田野间缓缓流淌，四周青山环绕，处处绿树丛生，离贵阳市中心四十多里地，但多少年来，这块宝地却不为人知。
大约还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三四年，喜爱爬山越野的父亲就发现了这一片世外桃源。那时这里还只是一片不为人知、只是种家人聚居的荒山僻野。如果你不能步行四十里，你就绝无可能亲自领略这一派人间仙境。
父亲一心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也想在城外拥有一间幽静的别墅。他花了很少一点钱在花溪(当时的名称是“花格佬”)买了一小片地，就地取材，依山傍水，用青石和松木在高高的石基上修建了一座长三间的房子。前面有宽宽的阳台，两边有小小的耳房，走下七层台阶，是一片宽阔的草地，周围镶着石板小路，路和草地之间，是一圈色彩鲜艳的蝴蝶花和落地梅。
跨过草地，是一道矮矮的石墙，墙外是一片菜地，然后是篱笆。篱笆外便是那条清澈的小溪了，它是大花溪河的一道小小的支流，把大河里的水引向脚下一大片良田。草地的左边是一座未开发的、荒草与石头交错的小山。最好玩的是在篱笆与小山接界之处，却是一间木结构的小小的厕所，厕所前面有一块光滑洁净的大白石。
后来，我常常坐在这块大白石上，用上厕所作掩护，读父母不愿意我读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可惜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实际上，抗战前我和母亲只去过一次，是乘轿子去的。那次，新居落成，父亲大宴宾客，游山玩水，唱歌跳舞，又是听音乐，又是野餐，很是热闹了好几天。平时，只有父亲常去，他喜欢步行，认为那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这次重返花溪的机缘简直使父亲欣喜若狂。虽然他的别墅离贵州大学足有十里之遥，他也宁可每天步行上课，而不愿住进大学的教师宿舍。后来他为此几乎付出了生命代价。
他和母亲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十年，20世纪50年代，当我和弟弟都在北京念书时，他忽然得了脑血栓，人事不知，昏迷不醒。那幢别墅修建在种家人聚居的一座小山的半山腰，离镇上的小医院还有十多里路，既没有车也没有电话，一时间更叫不来帮手。母亲怎么把父亲弄到医院，父亲又怎么能全无后遗症地恢复了健康，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
我快乐地在花溪度过了我的初中时代。母亲因为在我就读的贵阳女中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她担任的课程是美术和劳作。她教我们用白黏土做小器皿，并用铜板磨上淡淡的绿色。我知道这是为了纪念那位被枪杀的年轻美术教师吴夔。母亲还教我们用粗毛线在麻布上绣十字花，她也教我们铅笔画、水彩画、写生和素描。
总之，她的教法是相当新潮的。她非常爱艺术，也爱她的学生。总之，我们在花溪的生活又恢复到过去的情调：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只是这里的集市要比乌当大得多了，父亲又开始快乐地唱起他那些永远唱不完的老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