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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小编研究了一下菲律宾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1991年5月31日作出的关于移民和驱逐出境委员会（Commission on Immigration and Deportation，）诉张伟廉（William Tiu Gatchalian）伪造身份一案的终审判决。这份判决书超过16万字，详细讲述了张伟廉获得菲律宾身份的由来，以及他与当局长达29年诉讼的全过程。因为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支持了张伟廉的诉讼请求，即驳回了当局认定其菲律宾身份非法且将其及家人驱逐出境的行政裁决。
需要解释的是，移民和驱逐出境委员会是菲律宾移民局（Bureau of Immigration）最初的名称，1992年改为现名。
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都是终局裁决。获得最高司法权力背书的张伟廉家族，包括他的妻子李华（Dee Hua T. Gatchalian）和儿子张侨伟（Sherwin "Win" Gatchalian）、张侨星（Kenneth T. Gatchalian）、张侨伦（Rexlon "Rex" Gatchalian）、张侨利（Weslie "Wes" Ting Gatchalian）等人的菲律宾身份得到了确认，终于在缠诉多年后名正言顺地做菲律宾人了。
关于这起官司，需要从遥远的1960年代说起。
1960年7月12日，张伟廉的祖父圣地亚哥·张·加查里安(Santiago Tiu Gatchalian)被移民局承认为菲律宾本土公民，继承其亲生母亲马西亚娜·加查里安(Marciana Gatchalian)的公民身份。圣地亚哥·加查里安在公民身份评估委员会（Citizenship Evaluation Board）面前作证说，他与妻子朱金池（Chu Gim Tee音）有五个孩子，即：何塞·加查里安（Jose Gatchalian）、格洛丽亚·加查里安（Gloria Gatchalian）、弗朗西斯科·加查里安（Francisco Gatchalian）、埃琳娜·加查里安（Elena Gatchalian）和本杰明·加查里安（Benjamin Gatchalian）。
1961年6月27日，当时年仅12岁的张伟廉与格洛丽亚、弗朗西斯科（Francisco）和约翰逊（Johnson）一起从香港抵达马尼拉，他们都姓加查里安，并持有菲律宾驻香港领事馆根据时任外交部长费利克斯贝托·塞拉诺（Felixberto Serrano）签名的电报签发的登记和身份证明，并寻求皈化成为菲律宾公民。格洛丽亚和弗朗西斯科分别是圣地亚哥·加查里安的女儿和儿子。而张伟廉和约翰逊是弗朗西斯科的儿子。
经过调查，特别调查委员会（Board of Special Inquiry）1961年7月6日作出决定，承认圣地亚哥·加查里安及其家人为菲律宾公民。因此，张伟廉获得了身份证明，编号为：移民当局于1961年8月16日签发的第16135号行政命令。
疑似张伟廉搭乘的车辆闯入公交巴士专用车道的原始视频
1962年7月6日，新一届的移民局局长会议在对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公民身份确认程序进行自行审查后，推翻了后者的决定，并下令撤销被告张伟廉等人的菲律宾身份。1962年7月6日还发出了一份撤销令（warrant of exclusion），声称“局长会议 1962年7月6日的决定… …现已成为最终和可执行的。”
局长会议作出上述决定的实际日期（无论是1962年7月6日还是1962年7月20日）成为1967年一起案件中争议的主题。最高法院认定移民局局长会议1962年7月6日做出决定的有效性。
1973年的某个时候，张伟廉以及1962年7月6日撤销令所涵盖的其他人向特别调查委员会提出了重新听证的动议，移民局局长会议将针对他们的驱逐出境案件分配给特别调查委员会。
1973年3月14日，特别调查委员会向当时的移民代理局长维克多·尼图达（Victor Nituda）建议推翻1962年7月6日的局长会议决定，并撤回其中发出的撤销令。
1973年3月15日，代理局长尼图达发布命令，重申特别调查委员会1961年7月6日的决定，承认张伟廉为菲律宾公民，并撤回了对他发出的逮捕令。
1990年6月7日，国家调查局（Nation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代理局长写信给司法部长（Secretary of Justice），建议对张伟廉以及1962年7月6日撤销令所涵盖的其他申请人提出指控，指控其违反1940年菲律宾自治领移民法（Commonwealth Act No. 613, Immigration Act of 1940，菲律宾1946年独立前是美属菲律宾自治领，所以这项法律是由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而菲律宾移民局也是根据此项法律设立的，在此之前其业务由菲律宾海关兼理）有关规定。
1990年8月1日，司法部长批准了国调局向移民局提出的调查和立即采取行动的建议。
1990年8月15日，移民局局长安德里亚·多明戈（Andrea D. Domingo）发布了一项任务命令（mission order），命令逮捕被告张伟廉。后者于1990年8月20日出现在多明戈局长面前，并在缴纳200000披索现金保证金后于同日获释。
1990年8月29日，张伟廉向马尼拉地方审判法院第29分庭（Regional Trial Court of Manila Bra.29）提交了一份调卷申请（petition for certiorari）和禁止令（prohibition）的行政案件起诉书，主审法官德拉罗萨（dela Rosa）受理该案。
1990年9月4日，移民局提出动议，以法院对移民局局长会议和特别调查委员会没有管辖权为由，要求法官驳回张伟廉的诉讼请求。然而，法官德拉罗莎于1990年9月7日发布裁定，驳回了移民局动议。
与此同时，1990年9月6日，被告张伟廉的妻子和未成年子女向大马尼拉巴伦苏埃拉地方审判法院（Regional Trial Court of Valenzuela, Metro Manila, Br. 172,）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在移民局对张伟廉的驱逐出境程序，没有管辖权。同一天，法官卡普隆（Capulong）发布了临时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勒令移民局暂停针对张伟廉的驱逐程序。
张伟廉在其反诉状中声称：1）假设记录在案的证据不足以宣布他是菲律宾公民，移民局在法院最终解决他的公民身份问题之前，无权继续进行驱逐出境案件； 2）移民局由于对张伟廉的偏见、先入为主的判断和成见而无法明智、公正地解决驱逐案件中张伟廉等人公民身份问题；3)已经规定了寻求驱逐出境的理由。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得出结论，张伟廉是否具有菲律宾身份的关键，在于他的祖父圣地亚哥·张·加查里安与其亲生母亲马西亚娜·加查里安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否会被菲律宾移民当局和司法机关所承认。而张伟廉是否具有菲律宾公民身份，则成了他的家人身份的关键。
张伟廉的祖父圣地亚哥·张·加查里安，在1960年代已经有了多名10多岁的孙子，意味着当时的其人至少应该在50岁以上。也就是说，他与其母的亲子关系认定，至少要追溯到1920-1910年代，妥妥的100年前了。关于这件小事，小编要卖个关子，下回再叙了。
在1990年代，张伟廉已经是菲律宾闻名遐迩的塑料大王。当时菲律宾司法部及其下辖的国调局、移民局之所以会将近30年前的旧事重提，显然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有关。
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时间点是1973年3月15日。看得出来，移民局局长会议10余年前撤销张伟廉等的菲律宾身份之后，在1967并采取有关行政措施，这是其人菲律宾身份问题的首步曲。
那段时间，正是现任菲律宾总统他爹马科斯从民选总统走向独裁者的关键年代。1972年9月23日，马科斯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前不久宣布菲律宾进入全面戒严，1973年戒严令获得公民投票批准。
也就是说，当时正是马科斯独裁统治得以巩固的时代。而时任代理移民局局长多明戈之所以会再一次承认张伟廉等人的菲律宾公民身份，几乎100%可以肯定是收受了贿赂的原因。
1986年至1991年之间，同样是菲律宾的多事之秋。借助人民力量革命的反马科斯风潮，阿基诺夫人得以成为总统，但是其统治并不稳固。支持马科斯的势力，在军方占据强大的影响力，多次发动了反对现任政府的军事政变。
1989年12月1日，3000名隶属于武装部队改革运动(Reform the Armed Forces Movement)军人和忠于前总统马科斯的士兵发起。这场圣诞节前的血腥政变震惊了大马尼拉，叛军几乎占领了马拉坎南宫，并对多个军事目标发动尽快。政变甚至扩散到了外岛，宿务马克坦空军基地（Mactan Airbase）曾被叛军占领。12月9日，由于驻菲美军明确指出阿基诺政权，并掌控了制空权，政变被彻底击败，官方伤亡人数为99人死亡（包括50名平民）和570人受伤。
当时的菲律宾政府，之所以会旧时重提，应该与当时的政治冲突有关。那时张伟廉家族并无和现在一样的政治能量，但其经济能量已经很强了。估计，应该是他们的政治保护人涉入政变，或者涉入政治斗争，也有可能被发现为叛军提供资金支持。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当局会从尘封20-30年的档案中翻出了张伟廉的身份问题，对其实施精准打击。
而张伟廉让他的儿子们从政的原因，也能够从小编的揣测中看出端倪。在遭遇菲律宾政府和政客的多番毒打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掌握强大的政治实力，才不会再风雨飘摇的年代成为政治牺牲品。
所以，结论就是，可以讨厌张侨伟，痛恨张侨伟；但同时一定要学习张侨伟，成为张侨伟。没有政治组织力和政治实力，最起码也应该有政治保护人，否则你的菲律宾身份只能成为未来政治冲突中的标靶。当然，郭华萍这样的前车之覆也必须要引以为鉴，牢记华人三代以后再从政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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