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首先应总结提炼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强劲。自2012年至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12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10.3%，高于全球51个主要经济体的总体增长率7.4%。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不仅总量领先，而且在发展模式、技术创新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实现了质量和数量的双重提升。
商业模式创新能力突出。通过不懈的本土化探索与创新经验的持续积淀，中国企业在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实现了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的华丽转身，孕育出一系列蕴含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强劲市场竞争力的数字产品与服务，不少企业在全球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创新浪潮中脱颖而出，成为引领者，为中国乃至全球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创造性地将数据确立为生产要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式将数据列为新型生产要素，开启了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新篇章。此后，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旨在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机制，建立健全数据产权制度，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为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也为全球数据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数实融合成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我国特别强调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手段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在制造业领域，通过引入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技术，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农业领域，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精准农业和智慧农业，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资源利用率。在服务业领域，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和智慧物流技术，提升了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降低了物流成本。
加强监管、优化市场环境，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我国在对平台企业实施强监管的同时，平台经济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也得到显著优化，通过设置“红绿灯”，不断完善平台经济的常态化监管制度，采取更加稳定、系统和预防性的监管措施，有效促进了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
当前，数字经济理论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尚显不足，难以全面、深入揭示数字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和机制，数字经济理论在构建其系统性和拓展其外延方面尚需增强。现有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某一具体领域的特定议题，为这些特定问题提供阐释。必须看到，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冲击和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其颠覆性体现在技术变革对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数据作为新兴生产要素带来生产力重要变化等多个方面。这一系列变革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多新问题新情况，形成了一些新的规律，数字经济研究应着手构建一套能够系统提炼数字经济整体特征与运行规律的理论框架。
与前几次工业革命不同，在以数字科技为主要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在许多代表未来趋势的数字经济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已孕育出一批全球领先的数字企业，形成了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经济形态。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治理等多个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案例，为推动理论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和丰富素材。
立足中国国情推动数字经济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以下几个主题应当深入展开：正确理解和处理好数字经济时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入探索数字经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解决数据要素的基本理论问题，探讨数据如何融入生产、流通和分配等环节，实现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面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市场垄断、数据安全、数字鸿沟、劳动力市场变化等新问题，如何优化数字经济治理策略，提升数字治理效能；深入研究数实融合的机制和路径，探讨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提升传统产业的效率、质量和水平，实现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和高端化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需要总结提炼数字经济背景下验证的因果关系、揭示的运行规律，并将这些内容进一步体系化、学理化，进行理论上的大整合，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数字经济理论体系。在分析方法上，应积极采用大数据、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网络分析及人工智能模型等先进分析工具。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社会活动日益数据化，加之算力和算法的迅速进步，经济学家利用大数据进行研究已成为可能。运用大数据方法有助于构建更加贴近现实、更好反映经济社会复杂性的经济理论，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数学建模在描述复杂经济系统时的不足。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