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道荆门 勤勉农谷丨长江谷文明——屈家岭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

文摘   2024-11-15 17:50   湖北  

编者按屈家岭文化是我国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最为兴盛和辉煌的时期,兴盛和辉煌的创造者就是史前的屈家岭先民们。正是一代代屈家岭先民不畏恶劣自然环境,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同时期闻名于世的特征鲜明的蛋壳彩陶杯、双腹器、双鱼彩陶纺轮等陶器,赋予屈家岭遗址重要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以智慧和勤劳创造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历史上最为强势的文化。是他们把“勤勉”深深地刻在了屈家岭的大地上,传承在屈家岭文化里,让长江中游的古文明之火照亮历史的夜空

屈家岭遗址是长江中游第一个进行正规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知名度主要是因为1955-1957间在这里首先发现并命名了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是我国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最为兴盛和辉煌的时期,屈家岭遗址作为这种文化的命名地,自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屈家岭遗址的重要性,并不仅仅表现在这一个方面。屈家岭遗址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遗存本身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于研究、宣传和做好屈家岭遗址的保护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下面主要从四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一、屈家岭遗址保存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信息

 1954年冬,在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时首次发现“屈家岭文化”
图为1956年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现场
屈家岭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中,是一种比较晚起的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它的年代大约是在距今5000-4600年之间。那么,是不是说,屈家岭遗址的文化堆积总共只延续了四百来年?回答是否定的。我们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屈家岭遗址的发掘中,已经发现了一些早于屈家岭文化的遗迹和遗物,当时称之为屈家岭文化早期。但这些遗迹和遗物太少,看不出多少特点,也弄不清它的年代,而在其他遗址中发现的早于屈家岭文化的遗存,也极其有限。为了弄清汉水东部地区屈家岭文化以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考古工作者在京山、天门、钟祥一带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和考古发掘,获得了许多重要的资料,其中也包括了在屈家岭遗址新发现的资料。1989年夏季,湖北省考古所和荆州博物馆对屈家岭遗址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发掘面积并不大,只有87.5平方米,但收获却超出预料。这次发掘不仅新发现了三个时期早于屈家岭文化的遗存,而且在第三期清理了13座墓葬,获得了大量的文物和标本,根据考古发掘报告以及相关的研究,可以初步将屈家岭遗址现有的资料统一分成比较连续的若干个期,其第一期年代大约在距今5720年左右,其他各期年代分别处在距今5720-4600年之间。这只是现有资料提供的分期和年代信息,由于屈家岭遗址历次发掘的面积总共还不到1000平方米,而整个遗址的面积至少在30万平米以上,因此不排除还有更早或更晚的遗存尚未揭露出来。前些年我们在遗址上调查时,就发现田间地表有石家河文化的厚胎陶杯,其制作年代明显要晚于屈家岭文化,说明屈家岭文化并不是这个遗址上最晚的新石器文化。
综合以上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屈家岭遗址从距今6000年左右起,一直到4000多年前,至少经历了1500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基本没有中断。这1500年历史,就如同是一本新石器时代的大百科全书,包含着巨大的历史文化信息。目前汉水东部地区在年代长度和遗存的丰富程度上能和屈家岭相比的,仅有石家河谭家岭遗址。


二、屈家岭遗存是研究汉水东部地区新石器文化谱系的关键资料

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鹿下颌骨:鹿下颌骨残骸。长4.4,宽2.1cm。

前面说到,屈家岭文化的年代在距今约5000-4600之间,但中国新石器时代从开始到结束,总共有近万年的历史。在汉水东部地区,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遗址,是钟祥边畈遗址,年代大约在距今6500 年左右。在屈家岭遗址本身,也已发现了早到距今近6000年的遗存。因此屈家岭文化在形成以前,已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在屈家岭文化被发现以后,人们自然会问,屈家岭文化的渊源是什么?在屈家岭文化出现之前,汉水东部地区还有哪些新石器文化?这些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中,关键是屈家岭文化的渊源问题。这个问题不弄清,汉水东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谱系就是不清楚的,对屈家岭文化的地位和特点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科学的认识。因此关于屈家岭文化渊源的研究,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几十年来,考古界围绕着这个课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讨论,发表的论文也是有好几十篇。归纳起来,在此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仰韶文化起源论。第二种是大溪文化起源论,第三种是汉水东部地区土著文化起源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汉水东部地区夹在强势的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本地的土著文化时而受到仰韶文化的南下扩张,时而受到大溪文化的北上挤压。另外长江下游地区的薛家岗文化也通过鄂东地区的传导,在一段时间里,比较强烈地影响到汉水东部地区。与此同时,汉水东部地区的土著文化也在影响周围地区的原始文化。因此屈家岭文化以前,长江中游到黄河流域之间原始文化的因素非常复杂。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二是由于受考古资料局限,认识有所偏差。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豫南和鄂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展较多,此处本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屈家岭文化出现以后,复盖了这些地区,因此有不少仰韶文化的因素被屈家岭文化所吸收。仰韶文化起源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大溪文化起源论是在仰韶文化起源论之后提出的,这是因为上世纪70-80年代,长江流城大溪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逐渐成为中心和热点。人们在这里同样发现大溪文化中有相当多的文化因素和屈家岭文化相似或相同,于是有一批学者认为,屈家岭文化是由大溪文化发展而来。至于汉水东部地区土著文化起源论,早在五十代发掘屈家岭遗址后就已提出来了,但缺少充分的证据。而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汉水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工作又一直处于停顿状态,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土著文化起源论未产生足够的影响。总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三种起源论是各执己见,谁也无法说服谁。

 屈家岭遗址古柏树
不过,近年来,这个课题的讨论已有了一些眉目,学术界的主流意见开始向土著文化起源论倾斜。这种变化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上世纪80-90年代在京山、天门石家河一带发现了许多早于屈家岭文化的遗存。其中最重要的发现仍然是在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的谭家岭,另外京山县的油子岭遗存也很受关注。在谭家岭和屈家岭遗址中发现,屈家岭文化的若干典型特点和文化因素,例如一些彩陶纺轮和蛋壳彩陶的图案,以及部分碗、壶、鼎等陶器的特点,在屈家岭和谭家岭遗址最早的遗存中就已经出现,并且在此后的一千多年中,一直传承发展了下来,中间从未中断。而相比之下,过去在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中发现的某些屈家岭文化因素,都只是一时性的,不连续的,或者不典型的。因此可以说,现在已经在汉水东部地区基本上找到了较早的土著文化到屈家岭文化之间的发展链条,从而也就找到了屈家岭文化的主要渊源。现在考古界的主流意见是,把早于屈家岭文化的遗存称为油子岭文化。这无疑是汉水东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如果没有屈家岭、油子岭和谭家岭等遗址的发掘资料,这个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但是,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现在只是开头。要全面系统地论述汉水东部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谱系,讲清楚屈家岭文化的主要渊源和次要渊源,现有的资料还远远不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田野考古中继续寻找更多的资料和证据,而关键性的资料和信息肯定还得到谭家岭和屈家岭去寻找。

三、屈家岭遗存展示了屈家岭文化的经济发展水平

屈家岭文化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历史上最为强势的文化。在地域分布范围上,它北达河南省的南阳平原,南达湖南洞庭湖地区东达黄岗、黄石一带,西达鄂西三峡地区。至于受它影响的范围,那就更大了。这种强势的出现,有很多原因,而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屈家岭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下面我们通过屈家岭等遗址获得的资料,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1.原始农业的发展:

最突出的成就是在稻作农业上。先简单回顾一下我国史前稻作农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长江流域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湖南、江西、浙江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中,发现了早到14000 多年前的人工栽培稻遗存。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也就是大约距今 10000-7000年期间,稻作农业扩展到了整个长江流城。新石器时代晚期,稻作农业更进步发展到了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北一带。屈家岭文化中发现的稻谷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因此在屈家岭文化以前,中国的稻作农业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稻作农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种子的训化和改良上,而新石器时代晚期,稻作农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栽种面积的扩大、水田管理技术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上。屈家岭遗址上发现的稻谷遗存,年代和遗址本身一样久远,最早的距今至少已有约6000年,但发现最多的是在屈家岭文化时期。1956年在屈家岭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大片烧土,掺有大量的稻谷和水稻茎杆。经中国科学院院长丁颖教授的鉴定,这些稻谷属于粳稻.而且在我国是属于比较大粒的型品种,与今天栽种的粳型品种最为接近。由此可以看出屈家岭文化时期京山、天门一带稻作农业的种植已达到很高水平。屈家岭有丰富的水源,从地形上看,当时水田主要是在遗址的东南面。灌溉的方式应是以自流灌溉为主。而为了达到最佳的引水效果,筑坝修渠也是必不可少的。屈家岭文化农业的发展可以通过家庭饲养业的发展得到印证,因为家庭饲养业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发现的家猪牙齿,数量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时期,说明当时已有部分粮食可以用来喂养家畜了。屈家岭遗址中还发现一些小陶塑,其中有体形肥胖的母鸡,这也可以反映当时家禽饲养业的情况。另外在屈家岭还发现了大量的红陶小陶杯,这种小陶杯很小,不可能是饮水的器具,而极可能是用来饮酒的,对此已有很多研究者表示认同。由此看来,当时农业的收获量,已不仅能够维持氏族正常的食用,而且还能用来酿酒,这在屈家岭文化以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2.制陶业的发展。

陶双腹鼎

陶筒形器

制陶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手工业,也是新石器时代区别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史前时代的制陶历史大致可分为两大价段:第一阶段是从距今14000-5000年,为手制阶段。以手工成型为特征。在此期间,由于生产率很低,制陶只能作为家庭手工业而存在,制陶的工作主要由家庭或家族的妇女担任,制作陶器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自己使用。第二个阶段是距今5000年以后,为轮制阶段,以快轮成型为特征。快轮成型习惯上又称为轮制,其原理就是依靠车盘快速旋转产生的惯性,把放在轮盘中央的泥料提拉成所需形状的坯体,从而彻底改变了过去制陶成型的工艺过程。快轮成型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制陶开始成为一种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劳动,产品也不再完全是为了自用,而主要是为了进行交换。新石器时代晚期手工业和农业的第一次大分离,就是从制陶业的发展而开始的,所以有人说,快轮制陶是原始手工业的一次重大革命。屈家岭遗址为上述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根据研究,在早于屈家岭文化的大溪文化和油子岭文化时期,快轮制陶还只是个别的现象。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快轮制陶技术迅速普及。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陶器,在整个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的制陶历史上,质量是最好的。而在屈家岭文化中,屈家岭和谭家岭等中心聚落制作的陶器,又是最精致的。其共同特点是胎质厚薄均匀,器体光滑圆正,这与轮制技术的普及与使用有着直接的关系。

3.原始纺织业的发展。

纺轮图片
到目前为止在江汉地区尚未发现史前时期的纺织物,但却发现了大量用来纺线用的陶纺轮。可不要轻看这种小物件,通过研究,可以从中发现许多重要的信息。我们首先对屈家岭文化以前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发现的陶纺轮做个对比。屈家岭文化以前,陶纺轮数量很少,特点是大而厚重,素面无纹。屈家岭文化时期,陶纺轮大量出土。尤其是屈家岭和石家河的邓家湾遗址陶纺轮不仅数量特多,而且形式多样,大、中、小都有,并流行彩陶纺轮。前后两个时期陶纺轮的明显变化是:第一,数量由少到多;第二,形体由大而厚重向小而轻薄演变。前者以大而厚重为主,后者以中小轻薄为主。第三,前者没有彩陶纺轮,后者不仅有大量的彩陶纺轮,而且花纹多种多样,是屈家岭文化的重要特征。促成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屈家岭文化纺织手工业的飞跃式发展。因为纺轮的大小轻重与捻纺原料纤维的粗细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们用来纺织的植物纤维主要有葛、大麻、苎麻等。这些植物在自然界分布很广,古人对其纤维的使用价值早有认识,并已开始种植。但植物纤维中含有大量的胶质,屈家岭文化以前,人们尚不懂得去除它,所以只能用很粗的纤维纺纱。纤维粗,纺轮也必须大而厚重,这样才可能形成足够大的惯量,使纺坠转动起来。屈家岭文化时期,人们已知道如何通过浸泡等方法去除植物纤维中的胶质,使纤维变得又细又软。用这样的纤维纺纱,纺轮自然也就必须做得小而轻了。所以纺轮的变化,实际是纺织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用这样的纺轮和纤维纺织出的布,在密度和柔软度上必然大大优于原先的粗布,反映出屈家岭文化时期人们的衣着已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屈家岭等汉水东部的遗址中,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纺轮远远多于其他地区,而且彩陶纺轮也主要是出在这一地区,这又进一步说明,以屈家岭为代表的汉水东部地区是当时纺织手工业水平最高的地区。

四、屈家岭遗址为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条件

聚落形态是当代考古学中最常用的一个概念。聚落考古就是以聚落遗址为单位进行考古研究的一种方法。目的主要是通过对聚落之间的关系以及聚落内部各种遗址现象的研究,揭示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并进而复原历史原貌。屈家岭遗址在史前聚落考古研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一是遗址面积巨大,且保存较为完好。一个完整的史前聚落,主要包括居住区、道路、广场、公共墓地、祭祀中心、制陶作坊、防御设施等。有些遗迹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互不关联的,实际上都是经过当时严格的规划后才形成的,而且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聚落的形态也在不断地变化。弄清聚落内部的平面布局,是聚落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求聚落遗址本身比较完整,可是在经历了数千年人为及自然的破坏后,这样的遗址却少之又少。屈家岭遗址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其历史文化的研究价值无疑要比一般的遗址高很多。第二,屈家岭遗址并不是一个弧立的遗址,而是一个中心聚落。在它的附近及周围,还有几个从属的较小的聚落。这些较小的聚落和中心聚落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同一个氏族或家族的分支,还是本来就没有什么血缘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有无经济上的分工?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可以搞清楚的。第三,屈家岭过去的发掘虽然面积不大,也没有刻意按照聚落考古的要求去进行调查发掘,但从研究古代社会和恢复历史原貌这个总目标出发还是积累了很多重要的资料,也透露出很多极有价值的信息。例如第三次发掘的 13座墓葬,就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最大的一号墓有随葬品70件,而最小的1号墓只有5件。如果今后这个墓地能全部发掘,就可以弄清更多的问题。
以上我们只是从四个方面举例说明屈家岭遗址的内涵及历史文化价值,实际上,更多的未知数都还在地下。保护好屈家岭遗址,无疑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历史,保护我们的精神财富。

来源:荆州博物馆 张绪球

编辑:屈家岭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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