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死嫪毐和吕不韦后,嬴政终于执掌了秦国大权,开始准备秦国吞并天下的具体方案。
在灭六国的计划上,大臣们出现了分歧。
以韩国宗室韩非为首的一派大臣认为,韩国虽然弱小,但这些年在夹缝中求存,生命力顽强。秦国若动手消灭它,必然会耗损大量国力,相当不值得,还不如先对秦国东出路上的“绊脚石”赵、魏两国下手。
而另一派大臣则认为必须先灭韩,持这一观点的,以新任丞相李斯最为坚定。他认为,秦国长年使用“远交近攻”战略,韩国与秦国接壤,且国力为七国最弱。如果秦军先下赵、魏,那韩国必然转投他们共同抵抗秦国,即便不能势均力敌,也必然会是秦军东出的心腹大患。
秦王嬴政最终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并赐死韩非,东出攻灭传国200余年的战国七雄之一——韩国。
然而,韩国既然是七国中最弱的一国,打就是了,嬴政为何要考虑这么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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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倒数
存在即合理。韩国能在战国烽火中安然度过200年的时光,凭借的正是它独特的生存之道。
战国七雄中的韩国,与赵、魏两家同起于“三家分晋”。只不过,与其他两者不同的是,韩国从一开始便有些“先天不足”。
在晋国末期,当赵氏有胆不服执政大夫智伯的命令拒缴土地时,身为当时晋国“四大天王”之一韩氏,却只能乖乖听命于智伯。分晋后,魏国又占据了晋国当年所辖的中原地带,率先崛起。韩国无论何时,都无法与这两家相提并论。
更要命的是,独立之后,韩国虽名列七雄之一,却一直稳居第七名的宝座。
占领了中原地区的魏国,如同千斤顶一般,重重地压在韩国头上,雄踞韩国东方、北方。
而韩国与魏国的命运一般,均属四战之地。除了魏国,在韩国周边,西部是那个未来将吃掉自己的强秦,南部则与当时七国中国土面积最大的楚国接壤。
从地缘上看,韩国发展空间极小,想要崛起几乎不可能。如果中途哪一国有足够大的野心和实力,韩国估计都熬不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
但人家韩国自有办法。
当时,在七雄之外,尚有春秋时期仅存的硕果——郑、宋、鲁、越等国。其中,郑国恰巧就位于韩、魏两家相夹的中心地带。郑国,周朝姬姓诸侯国。国都位于郑(今河南新郑),以经济发达、法制健全、民主政治和诗乐文化闻名于世,是春秋时期第一个强势崛起的国家。春秋末期,郑国名相子产治国有方,使得郑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传为一时美谈。
这样的一块“肥肉”,韩国如何不嘴馋。打不过其他强国,拿郑国开刀,还是值得一试的。
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韩国伐郑之路,并不顺畅。从分晋时期的韩康子开始谋划,经韩景侯、烈侯、文侯一直到哀侯二年,公元前375年,韩国才得以兼并郑国境内所有土地,灭亡郑国。将国土范围延伸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西北直达太行山以西的扁平地带。同时,韩国国都由阳翟(今河南禹州)迁往郑国首都新郑,完成韩国初期强国之梦。
强国梦断
吞郑后,韩国实力大增,韩哀侯终于开始解决韩国内政矛盾。
长久以来,为避免韩国步晋国后尘,韩国国君普遍“任人唯亲”,不接受大臣“离间”亲族的纳谏,导致公族实力过于强大。大臣间为了争权夺利,挟私报复,大搞暗杀之道,这些都为后来韩哀侯被杀埋下了祸根。
眼见自己实现了祖辈数代人吞郑强韩之梦,迁都新郑的韩哀侯或许认为凭借自己的威望,足以力压整日内斗的朝堂,加强中央集权。
在一个史书版本中,韩哀侯默许宠臣严遂批评当时的韩国丞相、宗室韩傀。严遂甚至拔出佩剑,当着国君的面,跟韩傀玩命。
大臣之间的猛烈争斗却没有引起韩哀侯足够的警醒,认为此场面自己还能控制得住。最终,严遂担心自己过分对待韩傀,对方杀人灭口,决定先下手为强,引刺客聂政暗杀韩傀。
史载,“严遂乃令人刺韩廆(傀)于朝,韩廆走君(指韩哀侯)而抱之,遂刺韩廆而兼哀侯”。也就是说,在这场混乱的刺杀中,还未来得及实现雄心壮志的韩哀侯也不幸躺枪,跟着韩傀一起被刺死。
不过,史书对此还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说聂政刺杀韩傀是韩哀侯的祖父韩烈侯时期的事情,跟韩哀侯没有关系。
公元前374年(韩哀侯三年),韩哀侯被弑杀后,公子若山在大臣们扶持下登基,史称韩懿侯。面对父君被刺杀,史书上居然没有他为此事善后的记载。如果不是史料缺乏或散佚,想来唯一解释得通的就是:他与韩哀侯之死有莫大的关系。
相较于韩哀侯,韩懿侯在位时间大抵相当于其父的4倍。但在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韩懿侯对韩国而言,几无建树。本来依靠父亲打下的江山,韩懿侯再努把力,可以把韩国不利的地缘因素进一步降低。
然而,这位新国君却插手破坏了三晋联盟。
所谓“三晋联盟”,即魏国的主要外交方针,旨在与赵、韩两家联合对抗齐、楚、秦这些老牌大国,争取在七国称雄中维持相应地位。当时,恰逢魏文侯之子魏武侯新丧。而魏武侯生前并没有定立谁为太子,故两个儿子魏罃、魏缓为了君位大打出手,富强的魏国首次陷入混乱之中。
在这场混乱中,魏国自动分裂成东、西两部分。魏罃与魏缓各在国土东部和西部组织人马,分庭抗礼。
对此,韩懿侯觉得是一次不错的机会。于是联合赵国的赵成侯,两家带着部队上下夹击,发动浊泽大战,企图效仿先辈分晋那样分裂魏国。这时的魏国,真可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眼看着国土即将被两个曾经的“兄弟”趁机吃干抹净,可笑的一幕发生了。
联合赵成侯发动战争的韩懿侯,在关键时刻却“掉链子”了。
据《史记·魏世家》记载,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
公中缓即公子缓,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赵成侯想立公子缓为魏王,自己趁机割些土地回家,见好就收。对于这项提议,韩懿侯表示不妥,他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只希望将魏国一分为二,这样一来,魏国的实力大减,压在自己头上的“千斤顶”瞬间瓦解,韩国也能由此获得一线发展空间。
由于两国立场、意见不统一。最终,韩懿侯下令撤军,返回韩国,浊泽之战,不了了之。
而缓过气来的魏国最后以魏罃的胜利,结束内乱。魏罃即位,史称魏惠王。对于赵、韩两个兄弟之国的阴谋,魏惠王可谓十分清楚,即位之初,就开始对两国发动战争,三晋之盟由此彻底消亡。
韩国,至此失去了对外扩张的机会。一下子要面对魏、楚、秦等大国,只剩瑟瑟发抖的份儿。
改变国运的小人物
公元前363年(韩懿侯十二年),韩懿侯去世,其子韩武即位,为韩昭侯。
韩昭侯即位前期,韩国政令不一,国力较韩哀侯时期,下降了许多。继秦军大败韩军之后,国力不如韩的宋国又趁机夺走了韩国一座城池。接连失败,让韩昭侯寝食难安。但面对韩国现在这样的局面,韩昭侯有心无力,束手无策。
紧接着,素与韩国有隙的魏国出兵伐韩。消息传来,韩昭侯与众大臣均毫无办法。危急关头,一个小人物开口了,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
此人就是申不害。
申不害原是郑国小吏。韩灭郑后,申不害也就到了韩国。此时正在韩昭侯手下担任一名下层官员。
看到有人主动答话,韩昭侯精神为之一振,忙问有何妙计。
只听申不害说,只需大王手持大玉圭(代表君主身份的玉器)面见魏惠王,魏国保准退兵。申不害这招示弱,在当时等同于让国君开门投降。但好在人处于最绝望时,对“救命稻草”的要求并不高。申不害教韩昭侯的认怂策略,直接让魏惠王下令撤兵,冰释前嫌,与韩国约为友邦。
由此,申不害进入了韩昭侯的视线,成为了其身边最受宠信的谋臣之一。
一年后,好战的魏惠王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曾经跟韩懿侯意见不合的赵成侯迫于无奈,只能派人向韩国求援。面对两国过往的嫌隙,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决意求教申不害。
面对国君的问策,刚获宠信的申不害相当小心,生怕自己的主意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于是以需要深思熟虑为由,拖延时间。
申不害转头就动员其他大臣积极进言,自己再从旁揣测国君心思。在完全摸清国君的性格后,再按照国君的意思提出自己的想法,最终促成“围魏救赵”之举,一举解开了韩赵之间因上代国君的失策而落下的隔阂。
申不害的术
鉴于申不害颇合己意,且两度助韩国在外交领域上取得巨大成就,韩昭侯决定,任命申不害为韩国丞相。
申不害所处的时代,大抵与改革家商鞅同时,而晚于李悝、吴起。这个时候,中国的历史正处于一个大变革时代。为适应新的形势,各国纷纷变法图强。
在见识了李悝在魏国变法的强大功效后,韩昭侯也急需一个这样的人物在韩国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希望彻底将韩国由弱转强。而这个历史的重任,就交托在申不害的身上。
关于这名从小人物“一步登天”的战国改革家,为人称道的就是他那套“术”思维。凭借“术”,申不害一跃成为了和李悝、商鞅并列的大人物。
对于神秘的“术”,普遍认为是君王世代相传、秘不可宣的权术,且常常伴随着阴谋诡计而生。但已故的美国汉学元老顾立雅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术”更合理的解释其实是行政技术。顾立雅指出,行政技术在政治中非常重要,申不害的观念和实践无疑具有前瞻性。
不管是行政技术还是帝王权术,申不害在韩国执政的15年时光,无疑是韩国的高光时刻。
鉴于韩国势弱,申不害决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这场变法与之前的李悝变法以及商鞅变法强调以“法治”为重不同,申不害认为“法治”应该为“术治”服务。在一个国家里,最大的威胁不是民乱,而是乱臣。乱臣会“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说白了,就是蒙蔽君主,作威作福。
因此,申不害主张的“术治”,首先要求加强君权,以君权为中心,着重使用君主的统治之术,即构建一整套通过任用、监督、考课等方式完成官员评价升迁的行政技术系统。在他的执政理念中,“术”其实只是以上驭下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申不害所著的《申子》一书早已失传,但从传世的《韩非子》一书中仍可以窥见韩国变法的端倪。《韩非子》中有言,“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也就是说,“术”既包括根据臣子的能力授命官职,同时也包括君主对臣子的考核和监督。通过君主一人掌握国家生杀大权,震慑群臣,以保证官员队伍的高素质和高效率。
除此之外,申不害还强调“行术修道”,以“法治”作为“术治”施行的前提,加强君权集中,将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的方方面面管控纳入这个法治体系中,国君一人在国家诸多大事上都有一票决定权。
对于申不害的构思,韩昭侯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当时,韩国有段氏、公厘氏、侠氏等三大世族宗卿,他们自恃有封地、军队,常年听调不听宣,就连国君也得给他们三分面子。申不害上台后,首先拿他们开刀,取消他们的特权,没收他们部分土地,消除了国家的隐患。
在术治手段确保了官员队伍的行政高效后,申不害向韩昭侯提出整顿军备、加强国防等国策。针对韩国的先天不足,申不害以为,需得打造一支善守之兵,方能在各国之间保证韩国立于不败之地。
但韩国本身人口、土地都不多,如何才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呢?申不害看到了与段氏、侠氏相近的一类韩国宗亲贵族。当时,韩国的宗亲贵族们为了保障自身安全,都会豢养一支人数颇多的亲兵。这种私家保镖,虽比不得国家正规军队,但却有一定的战斗力,可以免去基础训练。将他们纳入国家常备军队序列,由国家出钱统一管理,统一操练,既可以振奋韩国军队的士气,又可以减少贵族群体的日常支出,可谓一举两得。
值得一提的是,经申不害之手打造出来的这支韩军,拥有当时七国之中最强的武器装备。当时就有“强弓劲弩皆自韩出”“天下宝剑韩为众”的说法。与其他诸国讲究单兵军事素质不同,韩国的制胜法宝来自自家生产的箭和剑。
《战国策》中记录了这一时期韩国军队所使用的弩炮(古代射箭用的重型武器),最大射程为600步,换算成现代长度不少于500米,这几乎与在其之后一千多年的北宋年间生产的神臂弩相近。韩国军队远距离杀伤的强大威力,可见一斑。诸国在与韩国作战中,常常出现“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的惨烈画面。
位于今天河南省西平县一带的棠溪,是韩国当年生产宝剑的基地,在那个以冷兵器为王的时代,韩国的剑可以做到“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实属无敌。即便穿越不同时代,后世名人品评古代名剑时,也以棠溪出产的宝剑为九大名剑之首,可见其威力。
凭借着精湛的军工技术,韩国终究在战争频发的战国中维持着一线生机。
有了军队作为屏障,申不害才得以在韩国进行相关的农业改革。与李悝提出“尽地利之教”不同,申不害更看重给土地施肥,改良土质,提高产量。
由于韩国地处今天河南郑州与洛阳之间的颖水之滨,气候条件允许粮食一年两熟,再搭配上先进的冶铁工艺,韩国粮食产量有了突破性的提高。
申不害的主张最终使韩国国力大幅增强,正如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的评价:“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术的代价
然而,韩国的这段兴盛史,只有短短的15年。
公元前337年,改革家申不害和韩昭侯双双去世,韩国随即衰落。
究其衰落之速,战国晚期的韩非认为这都是申不害的错。因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说白了就是韩国有法度在,但申不害却凡事更强调术。而这个术,最关键的一环来自于君主本身,君主不行则奸弊丛生。
不过,这些问题,申不害在变法前就曾作过权衡。
他认为,商鞅所主导变法的秦国,是“穷弱之邦”,所以触动贵族利益,富民强兵,才是秦国的生存之道。而韩国刚好相反,韩国的都城新郑,在郑国时期就是天下闻名的商业都市。韩国早已实现了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问题来自于官员管理系统上的混乱,最恰当的方法必然是术治,如果推行商鞅那套,韩国可能都活不过韩昭侯时代。
申不害的看法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夸大术治的作用,等同把韩国的命运绑在了国君身上,国君好则国强,国君差则国亡。
这种将“术”提升到治国方略层面上的变革,虽然短时间之内让韩国享受到了利好的一面,但国君一换,国策一变,术治的效果立即大打折扣。到头来,韩国的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而这个国家已经耗不起了。
自韩昭侯后,韩虽称王,却名不符实,代代衰弱。韩国国君甚至被迫附庸于诸国之间,时时提心吊胆,屡遭列强欺凌,苟延残喘。
公元前230年(韩王安九年),韩国终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吞掉的国家。
在列国充分竞争的时代,仅凭过去的功业,根本无法翻盘。历史机遇之门或许曾向韩国打开,但视而不见就永远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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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大唐梁金吾
编辑丨艾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