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
——明·薛瑄 《从政录》
国家治理,掌握真实、全面、丰富的信息非常重要。《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仅战争如此,平时的治理工作,都需要先充分掌握信息,然后据此作出决策。没有信息,怎么判断,怎么决策?想当然决策? 古代官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畅,上面无法准确掌握下面的有效信息。为什么会这样呢? 客观的原因,是受到信息搜集和传递技术限制。边疆地区给朝廷送一份信息,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也得一个月。客观因素之外,主观上也有很多障碍,使得下情难以上达。 古代官场流行“报喜不报忧”的说法,成为官员上报信息的潜规则,也成为上面掌握下面信息的极大障碍。之所以报喜不报忧,往往出于一个动听的理由,就是下面的官员要自觉为上级分忧。上面大员日理万机,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下级官员自己职权范围内能处理的事情,自己处理就行了,没有必要上报,让上面担心忧虑,增加上面的不安。 这种理由看起来没有什么错误,各级官员都有自己的职权范围,每个官员将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处理好,就可以减少上级官员的压力。但问题是,一旦报喜不报忧成为潜规则,上下信息交流实际上已经不再畅通,上面就得不到全面的信息了,下面上报的信息都是好消息,上面很难听到不好的消息。 如果下面呈报的好消息是真实的倒也罢了,但出于邀功请赏或其他动机,下面所报的好消息往往经过加工处理,是虚构夸大的,是假喜讯。比如乾隆年间著名的甘肃冒赈案中,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上报朝廷,说捐纳非常成功,收到大量粮食,这些都是虚假的。又如清朝山西巡抚诺岷,受命追缴亏空,很快就给雍正皇帝报喜说追还了三百万库银。雍正皇帝大喜过望,赐他一面“天下第一巡抚”的牌匾。实际上除了三十万是府库的,其余二百七十万两,都是诺岷以山西巡抚的身份向当地商人借的,纯属糊弄皇帝。 报喜不报忧,好事要夸大说,不好的事最好守口如瓶,遮掩不说。比如古代官场有很严重的讳灾、讳盗现象。一个地方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往往隐瞒不报。发生盗抢等大案,地方官员第一时间也是选择隐瞒不报,等到破案之后才报,如果案件不破,就干脆不报。实在不能隐瞒,需要上报的时候,也千方百计改变案件性质,把盗劫说成其他类型的犯罪,把刑事案件说成民事纠纷,将犯罪事实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官员热衷报喜是为了邀功请赏,而刻意不报忧,则是为了避免处分,还有一些慵懒官员是怕麻烦、怕花钱。一个地方盗案频发,是治理不力的证明,被问责是难免的。自然灾害虽然不是官员失职,但上报灾情会受到上面的严格核查,不仅要拿出衙门的钱粮物资,弄不好还得官员自己包赔,官员又要千辛万苦组织救灾。于是一些官员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遇到灾情往往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蒙混过去,朝廷自然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而老百姓的利益则完全被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