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房子医院”，老上海都这么叫着。这家在上海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医院，历史悠久，悄然矗立在上海市区南面闹中取静的方斜路上。其实，它的房子跟普通医院差不多，唯有那幢最早落成的大楼，在青砖之中镶了一圈又一圈红砖，老百姓称之为“红房子”。

于是这家医院也就以“红房子医院”而遐迩闻名。

它的正儿八经的大名，白底黑字，清清楚楚、端端正正写在大门口的招牌上：“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1974年3月30日上午，一辆接一辆小轿车停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到了下午，小轿车越来越多，差一点把方斜路堵塞了。惊动了公安局。民警在“红房子医院”大门口忙碌着。便衣警察在小轿车间巡逡，不时用冷峻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行人。

不言而喻，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三楼手术堂，湖绿色的墙壁并没有给人们带来舒适的感觉。“白大褂”们忙碌异常。

据现场记录，当时拥立于手术室的“白大褂”，仅本院的便达33人。

上海各医院的名医、教授，一个个请来了。

上海第一医学院领导、上海市卫生局领导、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一个个赶来了。

虽然在上午11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

一直到下午3点20分，这才由市领导发话：“结束抢救！”

医生和护士们这才缓了一口气。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惊动了“康办”。“康办”是中共上海市委的代名。

上海“康办”与北京“钓鱼台”之间的长途电话接通了。徐景贤压低了声调，以便送入话筒的声音带有一种沉痛感：“春桥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

徐景贤的话还没有说完，张春桥的声音便在电话耳机里响起：“我已经知道了！”

显然，耳目众多的张春桥，早已接到报告。尽管如此，徐景贤还是详细汇报了如何组织抢救的情况：“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说毕，徐景贤拿起了铅笔，毕恭毕敬地问道：“春桥同志，后事怎样处理，请您指示！”

徐景贤的铅笔，刷刷地记下了“春桥同志三点指示”：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

“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徐景贤见张春桥无责怪之意，松了一口气。他不敢怠慢，立即把“春桥同志三点指示”向下传达。

消息传到“红房子医院”，顿时，劳累了一天的医护人员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春桥同志到底是中央首长！到底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春桥同志作为家属，这样高姿态，真难得！”

一时间，有口皆碑，“春桥同志”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仿佛他那双三角眼里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阴沉沉的脸忽然漾起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善良的人们很难理解他阴暗的心理，爽直的人们无法捉摸他九曲的肚肠。他像黄鳝一样滑，又像蛇蝎一样毒。他除了作了那“三点指示”之后，从未公开对非常事件再作表态。然而，他的意思，却不断通过他的妻子、他的亲属透露出来。他的意思表露得明明白白，却从无任何把柄落在别人手中。

后来，当王秀珍到上海兴国路“慰问”张春桥之妻文静的时候，文静拿出一封张春桥写给儿子的信。王秀珍读罢这封切齿之声可闻的信，立即明白张春桥的“三点指示”全是欺人之谈，而他的真正的“指示”清楚地体现在给儿子的信中。其实，他的家书中的话，并非写给儿子看的，分明是讲给“马徐王”听的。（上海人早已习惯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合称为“马徐王”，因为他们仨同坐一凳，同出一气。）

王秀珍赶紧掏出笔记本，想抄下“春桥同志指示”。文静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为她知道，张春桥是不愿留下“痕迹”的——他以“家书”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图，其目的就在于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文静出示“家书”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办”，立即把记忆中的“春桥指示”转告了马天水、徐景贤。

“马徐王”岂敢怠慢！

腥风血雨顿起，刀光剑影毕露。一场大祸降临在“白大褂”们头上。

死者究竟何人？

她，姓张，名佩瑛。张春桥之胞妹也。

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个同胞之中唯一的女性。

自从她猝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1974年5月5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1928年3月，山东济南人。194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1970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46岁……”

她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

“白大褂”们取下胸前的黄花和臂上的黑纱，回到手术室和病房。

人们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画上了休止符。

12年后，极为偶然，我在上海一个与医务界毫不相干的单位查阅成堆的“文革”档案时，见到案卷中央有一份千把字的文件：

发文日期：1976年12月1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这份“绝密”文件，是根据调查组的一位成员的揭发材料写成的。这个成员曾在那个单位担任“工宣队员”，所以案卷中会出现这一文件。

我读罢这一“绝密”文件，深为震惊：像幽灵一样，一个行踪诡秘的“调查组”，当年曾在上海上蹿下跳，调查着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所作所为，比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有过之而无不及！

调查组是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调查组对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一、调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那份“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革委会、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又有一次，有一个情况要到北京调查，徐景贤就专门作了指示，对北京市委要保密，千万不能对他们讲为了什么事来调查，只是说一般人事调查。去北京的介绍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铅印介绍信，而用单独打字的专门介绍信，徐景贤在上面签了字……”

惯于特务伎俩的张春桥，手下曾有过一支别动队，曰“游雪涛小组”，代号“244”。这个秘密调查组也是一支别动队，虽然名义上并不直接隶属于张春桥，然而，真正的指挥官正是他！他通过王洪文，以王洪文的名义发“指示”，而调查组的简报则送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由何秀文转交张春桥。张春桥对调查组实行“遥控”，但是他从不直接出面说三道四，甚至佯装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与他毫不相干——因为死者是他的妹妹。他要实行“回避”！

大抵由于“严格保密”的缘故，调查组如同一艘在深水中活动的潜水艇，淹没于万顷波涛之下，世人鲜知。

也正因为“严格保密”的“概念”太深的缘故，在张春桥被赶下历史舞台之后，就连调查组成员所写的揭发材料，也赫然在天头上标明“绝密”字样，继续为张春桥“保密”！

尤为令人莫解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十年之后，那个调查组当年的秘密活动，仍未有片言只字公之于世！

我以那份偶然见到的“绝密”文件为线索，追寻那艘深水中的潜水艇。费尽周折，我终于在北京一个很不显眼的单位里，在一张普通的办公桌旁，找到了当年被称为调查组的“灵魂”的Q。Q是调查组副组长，实权人物。如今，已经四易工作单位，从部级领导降为一个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当我突然向他提及“张佩瑛”三个字，他显得紧张。好在毕竟早已事过境迁，那段往事已成为历史，他慢慢镇静下来，陷入回忆之中。

我追寻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曲曲折折，直至惊动当今上海市的领导机关，这才终于得到支持，允许我查阅。我仔仔细细“拜读”了一箱“绝密档案”。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犹如读了一部极为精彩的“推理小说”！

那一箱近千万字的档案，是调查组秘密活动的内幕的详尽记录。令人震惊不已的是，他们竟私自秘密审查了46人，其中立案审查的达15人，一般审查31人。外调材料、档案摘录、提审记录、交代材料、旁证材料、专案简报等等，厚厚的，一本又一本……

最顺利的是寻访受迫害者。他们吐出了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愤意，为之一快，为之一爽。

是时候了，该撕掉那些“绝密”封条了；

是时候了，该把那艘潜水艇从深水中捞出来，公之于众；

是时候了，该把当年的秘密的“通天大案”，大白于天下。

此案之所以成为“通天大案”，是在于当年的张春桥官儿大。他戴着一顶又一顶光华四射的桂冠：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哥哥得道，妹妹升天。本来并不“大”的张佩瑛，也俨然成了“大人物”。她的猝死，便成了“大案”。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且把时间倒拨至1974年，按照当年秘密专案组的“推理过程”，叙述这一秘密大案的来龙去脉。

厚达数百页的《张佩瑛病史》，附有上百张各种各样的化验报告单。从1955年5月9日起，到她死于手术台为止，详细记载着她患病、住院、手术的种种经过。

1974年3月27日，病史记录：

论级别，她不属高干；论业务，她不属高知。以往，她作为一个普通患者，动过多次手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这一回，随着她哥哥张春桥荣登高位，那光辉照到妹妹脸上，熠熠动人。本来，像她这样的手术，在“红房子医院”犹如家常便饭，不知进行过多少次，稳操胜券。然而，张佩瑛动这普通手术，却兴师动众到如此程度：

3月12日、3月27日，由上海第一医院党委负责人亲自主持，请来名医，为张佩瑛进行两次大会诊。会诊中的每一句话，都详细记录下来。

3月27日下午，由妇产科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亲自主持，举行了张佩瑛手术的准备会议。16个人出席会议。

经过详细讨论，周全备至的“手术方案”写出来了，“手术前小结”写出来了，“手术前后护理计划”订出来了，“手术组名单”终于确定了。

心电图、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血钾、血钠、球蛋白……一项又一项测定、化验，都做好了。

就连手术后的护理计划，也有条有理，如水银泻地，那般周密。

引述以下十条“术后护理计划”，足见条条都是耗费心血写出来的：

一、建立专人护理班，日夜各一人，详细记录护理单；

二、手术当天回病室，注意脉搏、呼吸、血压，半小时测一次；

三、注意保证导尿管通畅，预防尿路感染。术后每天更换导尿接管及接瓶（密封）；

四、术后每天用1∶5000PP揩洗会阴，更换导尿管上的纱布、橡皮膏；

五、鼓励并协助翻身，促进术后恢复。术后第二天半卧位；

六、注意饮食护理，鼓励多进食，避免吃肠胀气类的食物；

七、术后的基础护理：口腔护理，全身的清洁，注意保暖，预防并发症；

八、详细记录出入液量；

九、预防术后肠胀气，术后第二天艾灸足三里、中脘、天枢，每日二次，一次半小时；

十、每天按摩脚部（左脚）二次，术后左臀部热敷，促进恢复脚的活动力，防止肌肉萎缩及血栓性静脉炎。

此外，还规定“物质环境准备”，共五条，也极为周到：

一、注意室温调节，准备电炉一只；

二、术前室内大扫除，并用乳酸进行消毒；

三、严格执行探望制度，保证充分休息。一周内，除家属探望外，其他一律婉言谢绝；

四、准备好一切消毒物品及敷料；

五、晒草垫或调换草垫。

够得上天衣无缝，称得上无懈可击。

一条又一条，送到张佩瑛手中，请她和张春桥之妻文静过目。

她微微地笑了，说了声：“谢谢！”

然而，当人们走开，她的笑脸转为阴郁。她忧心忡忡地对丈夫悄然暗语：“我担心！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她的疑虑倒并非多余。就连她也看出，医生们“都不敢负责”——拍马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是更多的人出于畏惧。

畏惧什么呢？因为她是“春桥同志的妹妹”！

果真，一次普通的手术，却出了个意料不到的大事故。

3月30日，为张佩瑛动手术的日子终于来临。

天刚蒙蒙亮，护士已经进入经过严格清洗的手术室——一切就绪。就连病人搁脚的木板、置膝的膝枕，也都放到规定的地方。

妇产科医院麻醉师叶景馨，也早就在手术室里忙开了。这位护士出身的麻醉师，今天格外小心。她已把两台麻醉机擦得干干净净，放置在手术台旁。本来，用本院的那台麻醉机就可以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有人以为还是用中山医院的麻醉机更保险。昨天上午，她特地赶往中山医院，借来一台最好的麻醉机。

预定手术在上午8点开始，张佩瑛在7点半就进入手术室。当她在手术台上躺好，手术的主持者、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就来到了。随即，外院的、本院的领导、医生、护士，络绎步入手术室。

万事俱备，唯不见方兆麟医师。

方兆麟，何许人也？

那是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在拟订“手术组名单”时，发觉麻醉师一环太弱——叶景馨恐怕难以独力挑此重担。党总支向一医党委提出：“希望中山医院能派一位政治上、技术上都比较可靠的医生。”他们还指名道姓点将，要求派中山医院麻醉科主任方兆麟医师。

方医生年近“知天命”，有着多年麻醉经验，何况又是该科唯一的党员。叶景馨曾师从于他。

上级规定，方医生倘离开上海三小时以上，务必事先征得领导同意，并告知行踪。因为他是高干医疗小组成员，多年来为柯庆施、刘亚楼等许多高干治病。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是上海应急治疗小组成员。理所当然，妇产科医院党总支对方兆麟医师寄予厚望。请他出师，可以确保张佩瑛手术麻醉工作万无一失。

方兆麟医师向来准时。面临这次重大手术，时钟已经敲过八下，怎么还不见他的影子？

一辆自行车在肇嘉浜路匆匆东行。骑者左手握龙头，右手扶书包架——架子上横放着一只蓝色的钢瓶。钢瓶太滑，虽然骑者不时看了看手表，心中焦急，但是不得不慢行，生怕钢瓶从车上滑下。偏偏不巧，自行车链条又滑了下来，又延误了时光。

此人便是方兆麟，那蓝色的钢筒里，装着麻醉剂——笑气。

方医生临时被点将调来。他没有参加最初的大会诊。会诊确定的麻醉方案是“硬膜外局部麻醉”。方医生看了张佩瑛病史，得知她因肌肉注射已发生左下肢坐骨神经麻痹，倘若再用“硬膜外麻醉”，可能会发生别的问题。出于一片好心，方医生建议改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又有医生提出，采用乙醚全身麻醉，可能会在手术后带来肺部并发症。方医生觉得有理，提出了最安全、最可靠的麻醉方案：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然后输入一部分笑气，以减少乙醚的用量，预防手术后肺部并发症。

这一方案，得到了手术负责人的同意。

不过，这一方案在手术前一天才确定下来。3月30日一早，方医生到上海中山医院库房领笑气。领了一瓶，拧开开关，发觉瓶内剩气不多。他又返回库房，换了一瓶，拧开开关，发出“嗤”的一声，他满意了。然而，钢瓶上落满灰尘，他用水冲净，这才放上自行车。

如此这般折腾，加上肇嘉浜路正在挖防空洞，到处堆着土，道路坑坑洼洼……

终于到了斜桥。自行车一转弯，方医生看见了“红屋子”，舒了一口气。然而，一看手腕上的表，他又双眉紧皱：8点10分。

他风风火火跑上三楼，已有好多人在手术室门口等他了。天气尚冷，他的前额却沁出豆大的汗珠。

“方医生，你怎么迟到啦？”

一听这话，他的脸上火辣辣的。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进更衣室换衣服，入洗手间洗刷双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手术室，递给叶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在洗手间门口问了一声。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当方医师洗好手，叶医师已经把笑气钢瓶装上了中山医院的那台麻醉机。

“手术未动，麻醉先行”。麻醉师历来是“先行官”。

方医生洗好手，上阵了。8点20分，他从叶医师手中接过装好镇静剂“硫苯妥钠”的注射器，对张佩瑛说：“老张，我给你打针了。稍微有点痛，不要紧的。”

张佩瑛点了点头，说：“打吧，没关系。”

方医生熟练地把针头刺进张佩瑛的静脉，缓缓地推进药水。他一边推进药水，一边注视着张佩瑛的表情。没一会儿，张佩瑛闭上双眼，睡熟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按照操作规程，叶医生给张佩瑛戴上了面罩，输入氧气。

方医生拿起装有司可林的注射器，又开始注射，做全身麻醉前的诱导。按照操作规程，在注射司可林之后，才往面罩里输入乙醚。

就在司可林刚刚射入张佩瑛的血管，一个护士吃惊地说道：“方医生，病人的手指甲发紫！”

方医生也为之一惊。所有的医生、护士都满脸惊讶。

当他打完司可林，张佩瑛在颤动着，皮肤渐渐青紫，嘴唇乌黑。在场的一医党委、妇产科党总支领导脸色发白。

方医生以为输氧不够，当即决定：“插管输氧！”

叶医生拿定面罩，方医生以熟练的动作，把氧气管插入张佩瑛气管，开大了氧气开关。

奇怪，患者青紫有增无减，呼吸停止！

这时，心率每分钟88次，血压也正常。

患者怎么会停止呼吸？医生们急促地交换着意见。

手术室里顿时骚乱，人们惶惶不安。手术主持者，决定施行人工呼吸。

方医生遵嘱开始给张佩瑛做人工呼吸。不久，血压剧降，心跳难以听出。

就在这时，上海中山医院所有的广播喇叭，响起了急找司机的声音。

著名胸外科专家石美鑫教授，匆匆坐上小轿车——几分钟之前，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负人从妇产科医院来电话，要他火速赶到。

当石美鑫奉召赶到之后，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陆续驶入方斜路。

名医们在研究着抢救方案。人多嘴杂，意见纷纭。犹如一条船上，忽地来了众多的“老大”。真的有点像张佩瑛在手术前所担心的那样：“从表面上看，大家都负责，实际上大家都不敢负责。今后要出问题，就可能出在这个问题上！”

有人紧皱双眉，有人托着下巴，有人踱着方步，有人闭口缄言。

妇产科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出了一身冷汗，内衣冰凉地贴在脊梁骨上。这次张佩瑛手术，他是总指挥。这些日子里，请专家，大会诊，订措施，做准备，忙得他连睡觉都不安稳。方医生就是他亲自点名请来的。他本来想立个大功，而眼下却闯了个大祸，他怎不六神无主，大汗涔涔？他，呜呜咽咽，不由得哭了起来！

方医生也一身水湿，白大褂上满是汗液。一则心慌意乱，二则不停地给张佩瑛做人工呼吸，汗珠“吧嗒吧嗒”往下滴，冷汗跟热汗混流在一起。

抢救措施逐步升级：注射麻黄石碱。注射地塞米松。体外心脏按压。大隐静脉切开。颈外静脉穿刺输液……上午11时，终于决定由石美鑫教授开胸，做心脏按摩。

方兆麟从手术台旁退了下来，让位给石美鑫。这时，他才缓了一口气，绷紧了的神经松弛了一下。

方兆麟的目光无意之中，投射到那台从中山医院借来的麻醉机上，顿时像触了电似的……他欲言又止，终于咽下了到了嘴边的话，忙乱之中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方医生那忽然变得惨白的脸。

呼吸停止。心跳停止。血压=0，抢救工作仍在不断进行。

电击。一次，两次，三次，毫无反应。

用尽了一切抢救措施。直至下午3点20分，疲惫不堪的“白大褂”们这才离开了手术台。

当晚，经过“白大褂”们的分析，讨论，初步确定了张佩瑛的死因：所用的硫苯妥钠和司可林两药，或过敏，或变质，发生毒性的作用。也有人提及了肺栓塞的可能性。

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连夜写出了《关于张佩瑛同志在手术麻醉过程中不幸死亡的情况报告》，当即打印，直送“马徐王”：“市委：我们沉痛地向市委报告，春桥同志的妹妹张佩瑛同志于今日（3月30日）上午8时20分在我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手术麻醉中，突然发生心脏变化造成不幸死亡……”

手稿送去打印之际，“春桥同志的妹妹”一句被删去了。

此后，所有关于张佩瑛猝死的文件中，再也未见过“春桥同志的妹妹”字样。心照不宣。谁都明白其中的含义，谁都不在白纸黑字上表露。

徐景贤在这份报告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对张佩瑛同志的死因要调查弄清。”

翌日，3月31日，星期天。

4月1日一上班，上海市文教组、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关于张佩瑛死因联合调查组便成立了。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C出任调查组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出任副组长。调查组的级别如此之高，原因同样在于那句被删去了的话——“春桥同志的妹妹”。

好在这个调查组的活动，是公开的。

雷厉风行。一组快节奏的短镜头。

4月1日夜。一医。

在征得张佩瑛的丈夫和张佩瑛的三哥、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张铁桥的同意之后，张佩瑛的遗体被送上了解剖台。

作为紧急任务，一医病理教研室教师和上海瑞金医院病理医师连夜解剖张佩瑛尸体。

解剖结论：“病理检验发现内脏瘀血、全身水肿等病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内脏微血管严重扩张，管腔空虚，含血量少。上述变化反映了全身血容量的不足以及循环衰竭的存在，并由此而促进了休克的发展和脑疝的形成，以至抢救无效死亡。”

4月2日。上海药物检验所。

紧急任务。查验不知名者的腹水、右胸水、小便以及手术所用葡萄糖复合液。

结论：“均未检出氰化物、亚硝酸盐、巴比妥类，排除以上毒物中毒。”

4月3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紧急任务。已用过的一支硫苯妥钠空瓶和一支司可林空瓶，要求提取瓶中残液与未用过的同类注射剂比较。

红外光谱分析。紫外光谱分析。层析法分析。

结论：“药品性质一致。”

4月3日下午。

专家云集一医，讨论、分析张佩瑛死因。出席者有中山医院内科，华山医院皮肤科、内科，上海第三人民医院内科，新华医院麻醉科，瑞金医院病理科，一医教育革命组……

会议记录：众多的专家反复讨论药物过敏的问题，但是新华医院麻醉科医师提及了可能是笑气中毒导致死亡。

4月6日晚。妇产科医院三楼手术室，灯光通明。

手术台上躺着的不是张佩瑛，而是兔子。

调查组正、副组长及组员在一旁仔细观察。

兔子戴上面罩，输氧。一分钟后，兔子全身青紫，与张佩瑛死亡过程酷似。

结论：“动物实验，证实了新华医院麻醉科的推测是正确的——患者死于笑气中毒。”

4月7日。中山医院。

调查组与方兆麟谈话。

4月8日。中山医院。

方兆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检查。张佩瑛死因大白。

方兆麟检查：“我在心脏按摩后，在一旁休息，突然见到麻醉机上笑气筒下部四周有湿与霜，感到奇怪。根据自己的经验断定必有漏气。我再看一下麻醉机，原来是一台单向的，只能用氧气的麻醉机，我顿时大吃一惊，几乎瘫掉了！”

根据方兆麟的检查，不妨重演3月30日上午的镜头：

方兆麟满头大汗，赶到妇产科医院手术室。

他把笑气钢瓶往地上一放，连忙去换衣服，洗手。

一位护士把钢瓶拎进去，交给叶景馨医师。

“方医生，用哪一台麻醉机？”叶医师问。

“用我们医院的！”方医师答道。

叶医师未用过中山医院那台麻醉机，不熟悉性能，不知道那台麻醉机不能用笑气。她把笑气瓶装了上去，而且打开了开关。

方医师呢？在匆忙之中，也疏忽了。他是主任医师，而且常用那台麻醉机。不过，如他所言：“麻醉的准备工作大多数是科里同志或进修的同志准备好的。由于误装了笑气，开关又开着，大量的笑气直接进入氧气管道。”

经过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用气相色谱仪测定，由于误装了笑气，以致输出的氧气中，笑气含量高达96%，而氧气仅占4%。

于是，给病人输氧气，变成了输笑气！

在抢救时，越是想多输氧气，结果输入的笑气越多。

张佩瑛之死，便是死于笑气窒息。

方兆麟医师承认了错误：“第一，由于工作粗心，出了医疗事故，造成病人死亡，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第二，当自己发现笑气瓶上结霜，知道了事故的原因，由于想到死者是张春桥的妹妹，心中极为害怕，不敢主动说出事故原因。”

直至1986年当我采访方兆麟医师时，他仍重复12年前说过的话，依然为自己的过失感到痛心。

他在写出检查之后，请求领导给予处分。

事情到此，可以说该拉上大幕，宣告“剧终”了。

4月11日，中山医院党总支书记Fa，起草了调查报告。这一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调查结果：

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发现方兆麟重大政治问题。

在业务上，方兆麟一贯埋头工作，认真负责，服务态度较好，抢救病人随叫随到，从不计较时间，并有一定的钻研精神。

方兆麟担任麻醉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各种麻醉的操作都比较熟练，有关麻醉学方面的知识也比较全面。他自1958年起担任华东医院的高干会诊和手术时的麻醉工作，亦曾多次赴外地为高干或高干家属做麻醉工作，均未出过麻醉死亡事故。

方兆麟基本上拥护党、拥护毛主席。

据我们了解，方兆麟同志平时与张佩瑛同志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听到他对张佩瑛同志的什么议论。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是张佩瑛手术的主持人。她也实事求是，不仅同意中山医院党总支的报告，而且十分中肯地说：“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张佩瑛之死不是政治事件。”她在报告上加了一段话：“我们认为，关于这次麻醉死亡事件，从方兆麟同志一贯的表现分析，到目前为止，未发现阶级报复的政治事件的依据。”

调查报告上报上海市委，还附了方兆麟医师的检查。

方兆麟写道：“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我一定要牢记这一沉痛的教训，一方面请求组织上给自己一定的处分，一方面要积极工作，认真总结这次惨痛的经验教训。”

喧闹一时的张佩瑛死亡事件，渐渐平息。

“红房子医院”恢复了平静。

中山医院恢复了平静。

历来，人们总是把“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视为最危险、最可怕。然而，更危险、更可怕的莫过于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有人向张春桥家属偷偷报告调查组“右倾”。

一封密告信，先是飞到正在华东医院住院的徐景贤之妻葛蕴芳手中，要她转交徐景贤。鉴于张佩瑛之丈夫，乃葛蕴芳之表兄，葛蕴芳表示“回避”不肯代为转交。

很快的，这封密告信又飞到徐景贤保健医生手中。于是，便展现在徐景贤面前。

此信影印件存于那堆秘密档案之中，摘录原文于下：

　徐景贤同志：您好！

我们想就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调查工作，向市委领导同志反映一点情况，提出一点意见……

我们参加调查工作过程中，感到上医党委Fe和中山医院总支态度暧昧……

我们的想法是，就目前的材料看来，不能用“粗枝大叶”来解释。政治疑问不少，应当趁热打铁，搞得水落石出。

我们感到，如果张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问题就要想得复杂一些。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个人的问题。中山医院现任总支书记Fa是空四军的……

我们恳切希望市委领导同志组织适当人员，继续深入调查。

信末，签署着两个人的姓名，写信日期为“1974年4月21日”。本文姑且不予披露密告者的姓名。

信的附件，对调查结果一口气提出了十个问题。

鉴于两位写信者是调查组的组员，熟知内情，而且提出的十个问题，个个在“纲”上、“线”上，理所当然引起了“马徐王”的重视。

“马徐王”当即抓住那封密告信，做起文章来了。

王秀珍最为起劲，提笔批道：“这些问题提得很好，都很重要。要把这些问题彻底查清，查个水落石出。”

马天水到底在政治舞台上混过多年，一字一句很注意斟酌：“同意秀珍同志意见，一定要抓紧弄清这些问题。”

徐景贤写道：“同意秀珍、天水同志意见。”

为了“查个水落石出”，“马徐王”决定另建调查组——也就是本书前面提到的那个行动诡秘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1977年1月，当北京建工部来沪外调那个调查组的“灵魂”——Q的时候，王秀珍写了如下交待：

张佩瑛死亡事件，开始是由市文教组、市卫生局和一医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下来说成是责任事故。我看了这个情况后，认为这个案件说成责任事故是右倾。文静对我说：一医和文教组联合调查组右倾，要我告马天水认真抓这个案子。她还说，张春桥知道张佩瑛死了，他很难过。我把文静讲的，告诉了马天水。因此，我讲调查组右倾，马天水也讲右倾。我还恶狠狠地批了调查组的同志。

那个调查报告，曾同时送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没有出面。由王洪文打电话给马天水，还写了批示，大意是：这个调查组严重右倾。张佩瑛的死亡，要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看、来查，是阶级报复等等。

根据王洪文的黑指示，我和马天水、徐景贤商量后，认为调查组要加强力量，充实人。我提出把Q暂借出来，可担任调查组副组长。还要从工宣队抽一点人，加强这个调查组。马天水、徐景贤都同意。

按照王洪文、张春桥的黑指示和授意，要查出一个阶级报复案，给这个案子定了调子。调查组就是按这个框框和调子去调查的。

徐景贤在1977年10月31日，也作了类似的交待。其中谈及：“成立调查组时，马天水说：‘这件事张春桥不好表态，我们决定算了。’但事后调查小组的报告，都由我送给张春桥秘书何秀文，由他转给张春桥看。”

就这样，本来已经闭上了的帷幕，又重新拉开。秘密调查组鬼鬼祟祟地登台了，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荒唐的悲剧。

那封掀起狂澜的密告信，来历不凡……

“马徐王”如此看重那封密告信，因为此信虽然出自调查组的两位组员之手，而不出面的“导演”即是那个在北京稳坐“钓鱼台”的张春桥。

密告信的作者之一，便是“红房子”医院党总支负责人Y，此人跟张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据Y本人交代：

1974年2月，一天晚上，张佩瑛的丈夫打电话给他，说张佩瑛腹痛，请他安排住院。

张佩瑛住院后，起初住的是三个人的房间，是他给她安排了单独居住的病房。不久，甚至连张佩瑛的丈夫发烧，也是经他安排，让张佩瑛的丈夫住入妇产科医院的病房——这成了“红房子”医院议论纷纷的怪事，妇产科医院里怎么会冒出男性病人？

张佩瑛的手术方案，是在他领导下制订；那些名医，是他去请，那手术方案，是他送到张春桥妻子文静手中，请她“审阅”。

当张佩瑛突然死于手术台，使他当场痛哭不已。

他同张家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连他自己都承认。1966年，他第一次来到张家，张佩瑛的丈夫就对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佩瑛一直讲你是她的好朋友。”

在“张死事件”发生之后，他跟张佩瑛丈夫的联系更加密切。调查组的一举一动，通过他这根内线，把“信息”立即传输到张家。

1974年4月19日晚，张佩瑛的丈夫约Y在他家见面。

当Y来到张家，张春桥的二弟张铁桥、四弟张月桥、女儿张维维也在那里。显然，这是一次秘密聚会。

Y读到了来自北京的最新指令——张春桥写给儿子毛弟（即张旗）的信：

……听到姑姑逝世的消息，使我很震惊。为了革命事业，我已有七、八年没有看见过她了。她逝世，我当然很难过，但也不很悲伤。因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思想上已准备全家被杀了。有多少好同志、好党员，为党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的亲人，我们也为党贡献一个亲属吧。你代我问小白、小兰好！另外，你们自己在这个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要提高警惕，多加注意……

张春桥

张春桥的信是写给儿子的，话是讲给别人听的。这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张春桥对张佩瑛之死的态度：绝不是徐景贤公开传达的“春桥同志三点指示”所说的“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而是认定张佩瑛是“在这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的牺牲品。

在轻声密谈中，张的亲属清楚地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查清张佩瑛之死，但是作为亲属不便出面写信给徐景贤，而Y是调查组成员，由他出面比较“自然”。

Y心领神会，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一天——4月21日，星期天，Y在下午来到密告信的另一位作者家中，一起写成了那封密告信。信，一式两份。一份送到徐景贤手中，另一份“抄送”张佩瑛丈夫手中，迅速地转给张春桥……

暗一套，明一套。密告信是暗箭，而4月25日的“向家属汇报会”，张的家属公开亮相、施加压力了。

在上海卫生局大楼213室里，根据家属的要求，调查组向他们汇报着调查情况。

大抵由于张春桥惯于特务伎俩的缘故，他的儿子张旗也学得一二。他把一只微型录音机放在包中，步入213室，悄然录下了调查组的汇报。

调查组的汇报，不断被张的家属粗暴地打断，声势汹汹，不可一世。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在会上重申，“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

张月桥当场质问她：“什么替死者负责？我姐姐分明是被害死的！”

张佩瑛的丈夫唱的“调子”更高，他一口咬定F是“蓄意谋害”张佩瑛。

他说“Fe事先计划周密，手法极为阴险，手术‘杀人不见血，事后无证据’就连解剖尸体也查不出死亡原因。Fe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杀人方案！”

他——这个1946年就已入党的老党员，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这次，Fe害死了张佩瑛，是完成了林彪一伙制定的‘五七一’工程反革命阴谋所要完成的任务！”

他们仗张春桥之势欺人，那么嚣张，那样凶狠，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末了，张月桥冷冷地说：“我们认为这不是Fe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也不再多流泪了，我们要起来斗争，一定要把问题彻底查清！”

终于，调查组被迫改组，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调查。

一提起密探、侦探之类，理所当然，首推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那位名震寰宇的福尔摩斯。此外，数得着的，诚然还有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矮个儿比利时侦探埃居尔·博阿洛，还有英国作家柯林笔下的探长克夫……然而，如果跟那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相比，都将大为逊色，自叹弗如。

那个调查组见微知著，敏锐的目光远远胜过福尔摩斯鹰一样的眼睛；那推理逻辑大大超过以思维严密著称的博阿洛；至于那丰富的联想力，则使克夫望尘莫及，甚至以富于幻想知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都得退让三分！

Q有一句名言：“有缝就查，有洞就钻。什么都要查一查，让领导放心。”

我和Q相谈。我本以为，他被王秀珍点名担当重任，势必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有着丰富的侦审经验。不料，问及他的身世，他竟从未与福尔摩斯为伍。他，山东人，长在东北，高小毕业，后来入北京建材学校速成班。1957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在造反大旗哗啦哗啦飘扬的年月，他当上了上海一家规模宏大的玻璃厂的“革委会”副主任。他结识了王秀珍，颇得青睐。1974年3月15日，他已经接到调令，荣升建材工业部核心小组成员，担任部级领导。正在他对上海市委的“栽培”感激莫名之时，忽然，4月24日，他接到紧急通知，前往“康办”报到。

下午，他这个干玻璃行当的厂革委会副主任，跟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一起，步入“康办”小会议室。

他俩刚在沙发上坐定，徐景贤和王秀珍就来了。

就这么四个人密谈，Q感到非同凡常。

果真，王秀珍宣布，要建立一个精悍、绝密的调查组，组长是那位工宣队政委，副组长便是Q。王秀珍要他推迟前往建工部报到，一心一意地把调查工作搞好。

把他这么个“部级”干部，充任一个小小的调查组的副组长，未免有点“屈尊”。可是，当他听罢王秀珍、徐景贤的谈话，受宠若惊，连声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我决不辜负如此重托！”

以下，是Q的工作笔记上，当场所记的王秀珍、徐景贤的原话。

王秀珍说：

“这个案子非常重要，是洪文同志交办的。前些时候，春桥同志来过信，叫市委不要花很大力量去搞。他很谦虚。为了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让你俩负责调查组，是经上海市委常委研究、报洪文同志同意的。这是对你们的信任和考验。”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不要就事论事来调查。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把问题搞清楚。”

“家属写过信，说是政治迫害。”

“要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清查！”

徐景贤则说：

“这是洪文、文元同志交办的案子，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不要以为只是张佩瑛同志一个人的问题。”

“下去以后，要发动群众、干部。把前一阶段的调查情况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大揭大议。”

“调查的情况和问题，要随时报告。”

“这个案子一定要保密。今后有事，直接与市委办公室主任联系。”

听罢，Q的心中像喝了蜜一样甜。这样的“通天大案”，不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却交到他手中。“中央首长”、“市委领导”的器重，使他感激涕零，连连唯唯是从。

Q觉得福尔摩斯可笑。福尔摩斯一生办了那么多的案子，哪一件是“中央首长”交办的？哪有他那么硬的靠山？

占领了一医的一座小洋楼。4月28日，秘密调查组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宣告成立。一部直线电话，成了小楼与“康办”之间的“热线”。

Q明白，徐景贤所说的直线联系的市委办公室主任不过出于客套。他的“热线”，径直跟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联系。徐景贤随时随刻知道调查组的动向。

Q和他的前任———一医党委副书记Fe截然不同：Fe搞调查，依靠的是专家、教授、药品检验报告、红外分析报告、尸体解剖报告；Q呢？他凭借举世无双的幻想力，无与伦比的“逻辑推理”。Fe从科学的角度，调查死因；Q则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大刀阔斧地整人。

Q真的“有缝就查，有洞就钻”。有了这样的“灵魂”，秘密调查组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编成一本《政治笑话集》。

他们进行了种种大胆推理。

大胆推理之一：把打字机“推理”为发报机！

提审方兆麟的一份记录，尊重“原著”，照录于下——

问：你的妻子万廷钰学英文吧？

答：学的。一般在下午七点。

问：你会几种外文？

答：英文较熟练。俄文不太熟，法文学一点。

问：你给外国人写信，用笔写的吗？

答：用打字机。单位里有打字机，可以打。我哥哥家里也有打字机。“文革”中借过来，手提式的，牌子叫“雷米登”。去年（1973年）还给哥哥。

问：你说清楚一点，打字机是什么时候借的？

答：大概是1967年借的。

问：打了些什么东西？

答：打过麻醉方面的书，打了没几次。去年，打了一本新书，叫“麻醉消毒”，上半年打的。打了好几天。有时候，万廷钰也帮我打几下，她打些文章。打的资料，有些还在，有些丢掉了。

以上的提审记录，真叫人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调查组查的是张佩瑛之死，怎么跟方兆麟扯起了打字机来。

哦，我看了案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段提审记录，从“万廷钰学英文”问起，旁敲侧击，问出了方兆麟的打字机的来历、打字时间……

事出有因。一个邻居的孩子，生病在家，在中午的时候，忽听得方家发出“嘀、嘀、嘀”的声音，约莫持续了五分钟。

在“文革”之中，就连孩子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是高高的。孩子马上联想起电影《无名岛》中特务偷发电报的“嘀、嘀”声。

这消息传入调查组耳中。根据“有缝就查，有洞就钻”的精神，方家这“嘀、嘀”声当然需要查一查。因为调查组未经调查，已从王洪文那里论定是“阶级报复案”，方兆麟可能接受“帝修反”的“指示”。理所当然，方家的“嘀、嘀”声，表明方兆麟可能像《无名岛》里的特务一样，跟国外特务机关有着密切联系。

不过，经过实地秘密调查，有点令人失望。方兆麟住在离中山医院只有一箭之遥的平江路一医宿舍里。他住底楼，那个孩子住在三楼。房屋结构甚好，底楼即使开着收音机，三楼也听不见。

从“作案”时间考虑，似乎也不对头，因为方家地处交通要道，邻居们上上下下都要路过他家门口，中午时来往的人尤多，他如果是“特务”，怎么会在中午时间“发报”？

经过向电报局调查，发报员说：“一般的发报机声，是一种较轻的打击声，不是电影中那样的‘嘀、嘀’声！”

至此，本来早就可以结束“发报机”问题的调查。不过，调查组听说有人反映，方家双职工，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小的是双胞胎，方的经济条件宽裕，却不雇保姆，只请了一个白天来照料一下的短工！这被“推理”成方可能从事特务活动，生怕被保姆发现。

调查组到底有点“本事”，打听到方兆麟的妻子在1967年生下双胞胎时，奶水不够，曾请过奶妈。那位奶妈住在方家，一定了解方家的详细情况。

好不容易，查清了奶妈孔秀香在扬州乡下的地址，又进一步查到她目前在上海哪家当保姆。调查组找到了她，外调记录如下：

问：方家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答：小孩的玩具都放在我的小房间里，没有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

问：方家有外国来信吗？

答：方家的信件不多。外国来信未见过，也未听到过外国寄钱来。

问：有没有听见“嘀嘀嗒嗒”的声音？

答：没有，从来没有听见。

问：方家有壁橱吗？

答：没有。方家只有衣橱。

问：方家夫妇谈文化大革命吗？

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他们夫妻在家里也谈，不过我听不懂内容。

问：常来方家的是什么人？

答：有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弟弟、弟媳。没有见过别的客人。

问：他听收音机吗？

答：他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有时候，他把半导体放在耳朵边听，听了一会儿又开大，放在桌子上听。

虽然奶妈如实地否定了“带电线、小灯泡的玩具”（亦即收发报机）和“嘀嘀嗒嗒”声，但是她谈及的半导体收音机看来是一条“缝”，调查组决定“钻”一“钻”。他们怀疑，这只半导体收音机会不会是经过伪装的收发报机？

他们设法取到那只半导体的收音机，来到生产该机的上海无线电三厂，请技术员鉴定。

技术员写下这样的鉴定：“此27A型中短波七管半导体收音机系本厂正式产品……搞收发报机一套，要有附件，要有装置附件的地位。此机未发现装置收发报机附件及其地位。”

调查组的大胆“推理”，一再碰壁，无法证明方家有收发报机。但是，那“嘀、嘀、嘀”声仿佛一直在他们耳边响着，尚未查个水落石出。

有人提出，会不会是打字机的声音？

可是，他们到方家查过，没有见到打字机，哪来打字机的声音？

终于，他们决定提审方兆麟，问起了英文打字机。

他们又从方兆麟的哥哥处，查证了是否确实把打字机借给方兆麟，甚至还查看了那台英文打字机，摸了又摸，确实并非收发报机，才结束了这一问题的调查！

大胆推理之二：由送大黄鱼“推理”为同案犯！

调查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们接到重要情报：在张佩瑛猝死的当天晚上，有人送大黄鱼到方家！这，显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你想想，方兆麟进行“阶级报复”，“害”死了张佩瑛，居然有人立即送大黄鱼表示“慰问”，此人极可能是“同案犯”！

这一线索，绝不可放过。

他们使出了比福尔摩斯高超百倍的侦查功夫，很快就查明：3月30日晚，上海基础公司第三工程队起重工虞国夫给方家送去两条大黄鱼。

于是，虞国夫立即成了调查组的审查对象。

调查组查阅了虞国夫的档案，在档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刻骨仇恨”之类记载。因为虞国夫只不过是一名青年工人，档案材料非常简单。

他们决定找虞国夫正面“交锋”，要他“交待”在两条大黄鱼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由两条大黄鱼引出的一段“审查”。虞国夫的“交待”，迄今仍保存在那一堆秘密档案之中。现原文照录，可看出当年的调查组神经过敏到了何等地步。

1969年，我在上海日晖港装卸污水管时，认识了万廷钰。当时，我是起重工，万是医生。1970年底或1971年初，在大屯又碰到万廷钰。我在三队，她在四队，有一次我返回上海，万托我带东西，带的是一只箱子及一些零星的东西。回上海以后，我把东西送到她家，这才认识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详尽地“交待”了他与万廷钰、方兆麟的“认识史”。接着，在调查组的逼问之下，他开始“交待”大黄鱼问题：

去年（1973年）10月，我脸上生了一个东西，慢慢大起来了。我想他们都是医生，想托他们找熟人开刀，以便使刀疤能否小一点。我跟他们的来往多了一点。万廷钰和上电医院龚医生很关心我，曾替我介绍女朋友。由万医生和龚医生当介绍人，我认识了那个女朋友。见面以后，不成功，我也就算了。时间是在今年春节之后，在方医生出事情前一个月左右。

虽然女朋友不跟我来往了，但是我仍很感谢万医生。3月30日，正好是方医生出事情的那天，我买到几条大黄鱼。我就在下班之后，晚上七点钟，送到方家。当时，方医生还没有回来。万医生叫我坐在沙发上。她的女儿也在家。万医生说，女朋友的事，我以后替你再留意，你脸上的皮下囊肿还是要抓紧开刀。我问起方医生怎么还没有回家，她说“方医生今天为张春桥的妹妹开刀，忙得很。”

调查至此，大黄鱼的来历已经一清二楚，大黄鱼与本案无关亦已明明白白。但是，调查组还要查下去，继续盘问虞国夫。无奈，虞国夫只得再作“交待”：

大约8点钟以后，方兆麟回来了。万医生问他，手术怎么样？方说，很不顺利。万又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方说：司××针（对不起，我只记得“司”，讲不出名字来）打下去以后，就不来事啦。关于开刀的事，他们讲了一会儿，我听不大懂。我见他们夫妻面色不好看，我坐在那里觉得不自然。我对万医生说，我该走了。万医生说，不送你了。

我在他家，总共只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时候，我和万医生坐在沙发上，方医生坐在对面的凳子上。

调查组并不轻信虞国夫一面之词，又分别审问了方兆麟和万延钰，口供相符，这才排除了虞国夫是“同案犯”的嫌疑。

不过，虞国夫在谈到万医生为他介绍女朋友时，另一个介绍人为“上电医院龚医生”。看来，龚医生跟方家关系密切。调查组对于这条缝，又要查一查！

大胆推理之三：替人做媒招致立案审查！

“上电医院龚医生”，调查组一查就查明了：上海电业职工医院麻醉护士龚雅琴，女，40岁。

调查组火速赶往上海电业职工医院，与龚雅琴短兵相接。

初次外调，调查组便发现，龚雅琴确实跟方氏夫妇关系密切。

与方兆麟的关系——龚雅琴早在1953年入中山医院进修麻醉业务时，就认识方兆麟。1973年8月，龚雅琴调往上电医院之后，一直把方兆麟当作“业务靠山”，遇到疑难便向方兆麟请教。

与万廷钰的关系——龚雅琴1953年进中山医院时，万廷钰是开刀间护士，彼此相识。这些年，一直有来往。1974年2月，龚和万曾一起到长宁电影院看电影。为了替虞国夫做媒，又和万一起陪虞及其女友到人民电影院看电影。

在调查组的眼中，“关系密切”成了“同案犯”的嫌疑。

龚雅琴比虞国夫更不幸。虞国夫送了两条大黄鱼，遭到审查，而龚雅琴替虞国夫作伐，竟被调查组立案审查！

在调查组的绝密档案中，有一厚册便是龚雅琴立案审查材料，总共收入33份材料！

翻开案卷，首页标题，赫然入目：《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龚雅琴的审查结案报告》！

报告居然振振有词地开列了三条“审查理由”：

一、发现龚雅琴在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前后与方兆麟及方妻万廷钰来往密切，活动频繁。

二、据揭发方兆麟的材料提供：“怀疑方兆麟于3月29日晚（事故前一天）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龚家也住在淮海中路×××弄××号。

三、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鉴于上述理由，认为有必要对龚雅琴的政治面貌、龚雅琴在“张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调查。

咄咄逼人的口气，几乎欲置无辜的龚雅琴于死地！

调查组居然开列了龚雅琴的“五大问题”，查她，查她的丈夫，查她的父母……

限于篇幅，本书无法一一例举调查组对那“五大问题”的种种审查，这里仅以调查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后与方兆麟的联系为例，便可见调查组曾花费了多少气力！

调查组不厌其烦地“考证”了龚雅琴在“张死事件”前一天及当日的活动：“3月29日，龚雅琴上午在手术室，做腭裂手术。下午在科内业务学习。晚，科内政治学习。然后值夜班。没有发现调班或有人代班等情况。也没有发现龚雅琴与院外有电话联系。”

以上情况，有五份旁证，一份本人交代，还附上电医院工作人员值班表：“3月30日，龚雅琴在上午和本院外科医生、内科医生一起到瑞金医院观看阑尾针刺麻醉手术，11时结束。下午在本院参加一例头皮再植手术，五时离院。”

又是三人旁证，本人交代。

最为详细的调查，要算“考证”龚雅琴何时获知“张死”消息。

据龚雅琴本人交代，她是在4月8日，亦即“张死”之后第九天，才得知这一消息的。

调查组认定，龚雅琴在耍花招！因为“龚及其夫有参与作案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有着“同案犯”的极大嫌疑，怎么可能直到“张死”之后第九天才知道的呢？

里里外外地查，一个一个地问，调查组把上电医院搞得人心惶惶。

卖身求荣者虽有，但毕竟不多，上电医院的医师、护士们，在审查面前不说假，不诬陷加害于人，使调查组抓不住任何把柄，不得不写出如此曲折、如此烦琐的查证：

标题——《龚雅琴如何获得方兆麟出事的消息》。

查证——“据查，在上电医院内第一个说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是医务组副组长邵幼善。他的消息来源是通过其子邵元麟在瑞金医院外科进修的机会，从那里听到后，向其父转告的。4月8日，邵幼善进手术室时，将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又告诉护士赵影，要她在麻醉用药时多加小心。当时还提到，‘不要给龚雅琴听见’。同时在场的有外科主任黄士勤等。同一天，黄士勤遇见龚雅琴就问：‘是否知道方兆麟出事？’龚雅琴一呆，回答：‘没有听说。’黄士勤就把从邵幼善那里听来的情况告诉龚雅琴，并说明是‘听邵幼善讲的’。”

附件——（1）外科主任黄士勤旁证；（2）手术室赵影旁证；（3）邵幼善之子邵元麟旁证；（4）方兆麟交代；（5）万延钰交代；（6）龚雅琴交代。

就这样，一个与“张死事件”风马牛不相干的女护士龚雅琴，遭到无端“立案审查”！

调查组的成员们忙得“废寝忘食”。像他们如此这般的荒唐调查，即便是福尔摩斯，恐怕也会累得倒下！

大胆推理之四：妻子是丈夫的“同谋”！

关于龚雅琴的“立案审查”理由之二中提到，据揭发，“怀疑方兆麟于3月29日晚九时左右，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在调查组的眼里，这是极端重要的“敌情”！

须知，方兆麟在“蓄意谋害”张佩瑛的前夜，骑着自行车外出，必定是进行“预谋”！尤其是晚九时左右还骑车外出，行踪蹊跷，值得打上个大问号。

龚雅琴家不巧正住在淮海中路，受到牵连。方兆麟的妻子万廷钰，竟也受此连累。

本来，“一人做事一人当”，夫是夫，妻是妻。在那种无法无天的年月，方兆麟成为“政治谋杀犯”，理所当然，妻子万廷钰成了嫌疑最大的“同谋”。调查组对万廷钰进行“立案审查”，其中重要的一条理由，便是万廷钰在“张死”前夜于上海耳鼻喉医院值班，而这家医院正巧在“淮海中路方向”！

调查组调查了万廷钰开出的处方、病人病假单，查阅了病人病历，证实“张死”前夜，万廷钰确实在上海耳鼻喉医院值夜班。如果方兆麟在夜9点去医院找她，那必定与她商量第二天如何作案。

马上有人反映，方兆麟在夜里来过耳鼻喉医院，给万廷钰送过东西！

“重大线索！追！”调查组死死抓住这一问题，要万廷钰“交待”。

妻子蒙受不白之冤。在绝密档案中，有一厚本《万廷钰谈话记录》。仅1974年6月24日至9月11日不到三个月内，调查组便审问万延钰达23次之多。每一次审问，都作了详细记录。其中有一次审问记录，竟达19页！

妻子一下子就瘦了三十多斤！

其实，在“张死”前夜，万廷钰自早上8点至下午2点，在医院值班，中午未回家，未与方兆麟见过面。而那天下午方兆麟在中山医院，从晚6时至夜9时，在一医党委办公室出席针刺麻醉会议。万延钰则从晚7时至次日晨8时在耳鼻喉医院值班。妻子根本没有与丈夫照面，毫无“预谋”的“迹象”。

可是，调查组一口咬定，有人见到方兆麟连夜去过耳鼻喉医院，送过东西。

“方兆麟真的来过吗？他送过东西，送什么东西？”妻子苦苦思索，回忆。

幸亏她的大脑记忆仓库之中，还储存着方兆麟送蛋糕的印象。

记起来了记起来了，她终于写出了“交待”，标题就叫《关于方兆麟到医院里送蛋糕一事》：

“今年2月6日前后，有一天晚上，我在汾阳路耳鼻喉医院值急诊夜班（晚上7点至次日晨8点）。7时许，我女儿来医院洗澡，洗完澡到急诊室来梳头，约8时回家。到家后洗衣服，发现一只塑料梳子不见了，便对方兆麟说：‘我刚才在妈妈急诊室里还梳头，不知会不会丢在急诊室？’方兆麟说：‘要不要去找一找？’方兆麟拿起饭盒，装了一个蛋糕，放在网袋里，骑自行车来医院……”

纯属家庭琐事，只是阴差阳错，被调查组误接镜头，接到了“张死”前夜！

调查组向万廷钰的同事调查，向万廷钰的女儿调查，又要方兆麟多次交待，直至确证“送蛋糕”不在“张死”前夜。

万延钰无端遭到审查还不算，甚至牵连到她的父母、叔叔和其他亲友。调查组到处查“缝”找“洞”，随意整人，大有株连九族的势头。

大胆推理之五：姐夫几乎成为“杀人凶手”！

调查组从万廷钰身上没有查到“政治陷害”的证据，依然紧抓方兆麟“骑自行车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驶”这一“重大线索”不放。

他们把方家住在淮海中路一带的亲友名单、地址，都一一开列出来。

方兆麟的二姐方秀梅、二姐夫李精武住在淮海中路××××号××室，一下子就引起了查组的注意。

真是天下奇闻，光凭家住淮海中路，李精武、方秀梅便成了“立案审查”对象！

这一查，不得了，从李精武身上撬开了一条缝，差一点把他打成“杀人凶手”！

我翻阅着厚厚的《关于对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的嫌疑对象李精武审查报告》，整个案卷收入37份审查材料。我一边看着，一边暗暗替李精武捏了一把汗。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介方兆麟被诬为“谋杀”张佩瑛之际，调查组查出了李精武“谋杀”华汾的重要“证据”。虽说张佩瑛之死与华汾之死毫不相干，但是，调查组的“阶级斗争觉悟”甚高，马上作了“推理”：李精武“谋杀”了华汾，势必会参与“谋杀”张佩瑛！

调查组在“立案依据”上，便明确写着：“为查清李精武是否参与谋杀张佩瑛同志的嫌疑问题，特立案对李精武进行审查。”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谋杀”，何等惊心动魄的字眼，怎么会落到李精武头上？

李精武，上海某中学数学教师。华汾，女，身材高大，与李精武同校，也是数学教师。

李精武怎么会“谋杀”同事华汾呢？

又是“有人反映”！虽然案卷上清楚地写明反映者的姓名，本书暂且略去。此人说得有声有色：1967年4月19日下午，华汾来到李精武家。李精武一边请她喝茶，一边谈着。李与华在“文革”初期，本属一派群众组织，后来产生分歧。华汾到李家，劝说李精武不要分裂。华汾喝了李精武的茶，回到家中，突然发病，急送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翌日凌晨，华汾身亡。死者浑身青紫。

这句“死者浑身青紫”，使调查组顿时联想到张佩瑛死时也浑身青紫。他们猜测，李精武会不会是“主谋’，以同样的“毒药”毒死了华汾和张佩瑛？

这是“重大发现”，这是“重要线索”，李精武差一点被押上断头台！

千幸万幸，面对如此重大的“嫌疑”，许多被调查者根据事实说真话——如果有人落井下石的话，李精武就不堪设想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董兴康医师，当年曾负责抢救华汾。董兴康医师明确指出，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绝非被人谋害致死。华汾个性好强，除了向要好同事讲起过自己有妇女病之外，从未谈及高血压症，加上她身材高大，于是给人以身体健壮的印象。其实，据病历记载，她怀孕时便查出血压极高。她的父亲高血压，亲戚中也有不少患高血压。她自己也时有心跳过快、头昏的感觉，甚至曾突然晕倒在地。根据这些情况，可断定华汾死于高血压脑溢血。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室则解释了“死者浑身青紫”的原因：华汾死于凌晨，而同事们来看她遗体已是上午，她已死亡多时，遗体当然会发青发紫。

调查组以丰富的想象力，对李精武提出新的怀疑：可能李精武已事先知道华汾患高血压症，于是在茶水中加了一种药物，使华份的血压猛然升高，达到“谋杀”的目的。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和上海药品检验所的答复，既严肃，又幽默：在我们多年的工作中，从未发现用药使血压上升导致死亡的谋杀案件！

科学从不与荒唐为伍。铁的事实，无情地嘲弄了那个草包调查组。

在李精武身上，他们本以为可以撬开一条大缝，无奈，撬断了棍子，白费力气！

我看罢李精武案卷，不由得替他庆幸：他总算没有被那个发疯了的调查组置于死地。

大胆推理之六：大哥成了“帮凶”！

祸水殃及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

方兆祥最初引起调查组的注意，是因为他和妻子孙用余在“张死”之前，于3月27日、28日两次来到弟弟方兆麟家。

兄弟之间，有来有往，本乃人之常情。何况大哥、大嫂两次来访，是因为大嫂孙用余准备到中山医院作乳房切除手术。既然弟弟方兆麟是中山医院医生，找他了解一些手术情况，更是极为正常的来往。

不料，调查组把这也作为“重要动向”：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在“张死”之前频频而来？何况夫妻双双同来，必有阴谋！

显然，这又是一条“缝”。“查！”调查组扑向方兆祥的工作单位——上海制药二厂。

说实在的，大哥方兆祥身上，可以说既无“缝”，又无“洞”：他，生于1912年。194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化学系。1954年入党。1956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历任生产技术科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未受到大的冲击，仍任上海制药二厂厂革委会常委、技术组负责人。

调查组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到该厂，就查方兆祥的干部档案。方兆祥的历史清清楚楚，打不上什么问号。

陡地，方兆祥自传上一句极其平常的话，被调查组那灵敏的嗅觉闻出了问题：“1956年左右，在五洲制药厂工作时，曾与开明化学厂朱先生联合试制过笑气。”

好家伙，你原来试制过笑气！你一定深知笑气的性能。你弟弟正是用笑气毒死张佩瑛——你显然是“帮凶”，甚至可能是“主犯”！

兴奋，以至近乎发狂。调查组以为能从方兆祥的自传中，找出如此重要破案线索，陷入极度的亢奋之中。

于是，调查组挥笔疾书，写下了对方兆祥“立案审查依据”：“方兆祥系张佩瑛同志死亡事件肇事者方兆麟之大哥……方兆祥在出事前后，与方兆麟接触往来频繁。又，方兆祥于1956年曾在五洲药厂工作过，参加笑气试制工作。我们根据上述情况，结合其复杂的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为弄清其是否参与谋害张佩瑛同志，于1974年5月28日开始对其进行立案审查。”

最使人惊心触目的是，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以预谋来分析，方兆祥是掌握笑气的性能的，而且在方兆麟出事前的3月27日、28日连续两次到方兆麟家。又据万廷钰交代，出事后的3月31日方兆祥夫妇也来过。他们很有可能在笑气瓶中加进其他药物而促进死亡，需要作进一步调查……”

如果调查组的这“推理”得到“证实”，非但方兆麟要判处死罪，而且方兆祥也人头难保。

调查组又开始“求证”这样欲置人死地的命题。

他们详尽调查了方兆祥当年参加试制笑气的过程。

笑气其实是俗名，化学学名叫“一氧化二氮”，是无色而微臭的气体。早在1799年，英国化学家戴维首先发现，人一旦吸入这种气体，就会忍俊不禁，狂笑不已。他曾一边吸入少量笑气，一边疯疯癫癫地在实验室里跳舞。

很偶然，有一次戴维牙痛，吸了点笑气就不痛了。从此，笑气成了牙科医师常用的麻醉剂。后来，越用越普遍，成为外科手术中常用的气体麻醉剂。

这种使人笑、使人醉的奇妙气体，一直依赖从国外进口，我国不会生产。上海电影制片厂厂医郭星孙，是一位兴趣非常广泛的人。除了行医之外，也喜欢骑摩托车、打猎，还爱做点化学实验。他居然把家里一间亭子间作为化学实验室，自己动手，制成了笑气。为此《人民日报》在1954年11月作了报道。

这篇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

上海第一医学院吴珏教授表示愿意合作，把郭星孙的笑气用于临床。

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读报后大惊，因为笑气易燃，会惹出火灾，就发出通知，禁止郭星孙在亭子间里试制。

上海制药专业公司来找郭星孙，希望转让技术，由他们投入生产。

调查组从上海第五制药厂的技术资料中，花费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查到当年试制笑气的技术档案：

这份历史性技术文件，清楚地表明，方兆祥是我国第一批笑气的试制者之一。

这本是方兆祥对中国制药工业的贡献。不料，这种笑、醉兼具的古怪气体，跟方兆祥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18年后，竟发生如此的巧合：张佩瑛死于国产的笑气，而麻醉师恰恰是方兆祥之弟！

于是，他的贡献，反成了罪孽！

我国的笑气生产，自“文革”开始，便停止了。方兆麟所用的笑气，是上海天星化工厂生产的，在中山医院的仓库中已沉睡了十几年。“文革”中，麻醉手术几乎不用笑气。只是考虑到张佩瑛是张春桥的妹妹，方兆麟才动用了库存不多的笑气。不料，也正因为多年不用笑气，叶医师把笑气瓶装错了，方医师也未能发觉，以致酿成医疗事故：笑气只起麻醉作用，不能帮助呼吸。当面罩中充满了笑气，患者即窒息而亡。

笑气，给方氏兄弟带来的不是笑，而是泪水和苦汁。

不过，尽管已经查明方兆祥曾试制笑气，也熟知笑气性能，却无法凭这一点给他定罪——调查组并没有查到方兆祥“预谋杀害”张佩瑛的任何证据。

调查组空欢喜了一场。最初，他们仿佛吸足了笑气一般狂热，而清醒之后却意识到毫无所获！

大胆推理之七：大嫂和表姐夫受审！

调查组在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身上找不到“缝”，把目光转向大嫂孙用余。

孙用余的身世，仿佛跟调查组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她身上的“缝”实在太多，弄得调查组无所适从，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倘若有缝“就查”的话，调查组的成员再增加几倍，恐怕也不够用！

他们一查阅孙用余的档案，就感到颇为棘手，因为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孙宝琦！

1956年11月22日的《新民晚报》，曾这样介绍过孙宝琦先生：

“清朝时他做过大学士，做过驻俄、比、法、德、奥五国公使。辛亥革命时，他正做山东巡抚，曾一度独立。在北洋政府里，他做过总长、国务院总理……”

孙用余有着这样的父亲，在调查组看来，当然是一条大“缝”。

然而，孙用余有五个母亲、16个姐妹（她排行15）和八个兄弟。这24个兄弟姐妹，有着各种各样的“缝”。如果再加上数十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要查一查的话，调查组纵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

调查组对孙用余审查了一阵，实在查不了那么多的“缝”，只得不了了之！

至于方兆麟的表姐夫钱宇人受到审查，说来也是一条奇闻：竟是因钱宇人的儿子钱大复的一张照片引起的！

那是在钱宇人家中，玻璃板下，压着儿子的一张照片：头戴耳机，手按电键，“桌上有类似发报机般的东西”！

顿时，调查组的神经又兴奋起来。因为他们曾查过方兆麟家的“嘀、嘀、嘀”问题，查不出什么名堂，如今钱宇人的儿子居然在“嘀、嘀、嘀”，岂能轻易放过！

调查组立即作如下“推理”：方兆麟“谋杀”张佩瑛，受命于“帝、修、反”，而他与国外的联系，是通过表姐夫的儿子收报、发报！

于是，自1974年7月19日起，对钱宇人立案审查。

除了查政史、查海外关系、查钱宇人与方兆麟的关系等六大问题之外，重点放在查他的儿子的收发报机。

一查，儿子钱大复真的有收发报机！

然而，当调查组追查到钱大复所在的学校里，老师却如实地说明了如下情况：

“钱大复同学练习收报、发报，是本校规定的国防训练项目。除了他以外，许多同学也要进行这一训练。钱大复同学的电讯器材，是本校打了证明，让他到旧货商店买的。”

调查组跟踪追击，查到旧货商店，果真查到学校为钱大复所开的证明。

唉，东奔西查，调查组又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其实，倘若让福尔摩斯来查此案，恐怕就省劲得多，根本用不着对钱宇人进行立案审查。福尔摩斯显然会说：“倘若他的儿子是特务，他怎么会把收发报的照片公然压在玻璃板下！”

何等荒诞、可笑的“立案审查”，调查组的先生们大约忙糊涂了吧！

调查组忙呐。

调查组忙得很呐。

查了不知多少条“缝”，钻了不知多少个“洞”。

风尘仆仆，夜以继日，秘密调查组肩负着“中央首长”的重托，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仅上海一地，调查组审查所及，达四局二区，即化工、仪表、邮电、轻工四局，卢弯、普陀二区。

此外，外调还涉及北京、内蒙古、新疆、广西、四川、云南、江苏等省市。

查了方兆麟，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妻子、大哥、大嫂、二姐、二姐夫、表姐夫及表姐夫之子，查了起重工虞国夫、护士龚雅琴。

还立案审查了方兆麟的四弟方兆强，弟媳许风珊；审查了方兆麟和万廷钰的许多亲属、同事、朋友。

就连出事的那天清早，一个从苏北来沪的人，偶然在中山医院门口跟方兆麟说了几句话，也“有人反映”，结果，那个人受到审查！

更有甚者，长途台的一位接线员，在长途电话中常常听见关于方兆麟的事，偶尔向中山医院总机问了句“你们医院那位麻醉医生怎么样了”，居然也被调查组查到了，受到审查！

听说调查组如此“忠心耿耿”，如此“认真负责”，“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掉一条线索”，王秀珍眉开眼笑，得意了：“这个案子，如果交给公安局去搞，我看就搞不出来！”

她对调查组不断打气：“你们要继续全力以赴，查清问题，不要难为春桥、洪文同志了！”

不过，调查组也非铁板一块，其中有死心塌地替张春桥卖命的，也有不以为然的。

调查组的一位成员实在看不下去，写信给徐景贤，指出：“至今，我没有发现方兆麟有蓄意谋害的事。现在调查组拼命从这一方面去查，恐怕不妥。”

徐景贤把这一意见转告王秀珍。

王秀珍哪里听得进。她说，她到张春桥家看过了，张春桥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讲，张佩瑛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牺牲的！

Q一听说张春桥发话了，顿时查得更凶、更起劲了，非欲置方兆麟于死地而后快，以求报效于张春桥。

大胆推理之八：追查柯庆施之死。

说实在的，不论是查打字机，还是查送蛋糕，查来查去，查不倒方兆麟，无法把医疗事故“推理”为“政治谋害”。方兆麟是“主犯”，此人不倒，全案难破。

调查组把注意力集中到方兆麟身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级情报”，说得有鼻子有眼：柯庆施是方兆麟害死的！柯庆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钠之后死去的！这次，张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针硫苯妥钠之后死去的！

诬告，也需要某种“才能”——把假的说成比真的还真。“有人反映”说，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兆麟给柯庆施所打的那一针硫苯妥钠，是他从家里带到成都去的，而那一瓶硫苯妥钠是他的哥哥方兆祥厂里生产的！

何等耸人听闻！似乎方兆麟以相同的手法害死了柯庆施和张佩瑛，而他的大哥方兆祥一直是“帮凶”！

还有人“反映”：在张凤瑛死后，为了查验所用的硫苯妥钠是否混入毒物，曾寻找过那支硫苯妥钠空瓶。可是，查遍手术室，未能找到，最后在洗手间地上找到。一定是方兆麟有意藏匿罪证——他给柯庆施也打硫苯妥钠。

这一“特级情报”非同小可。比起张佩瑛来，柯庆施要大得多了。柯庆施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在“文革”中，报上提及柯庆施，总要冠以如此亲切的称呼——“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调查组一旦能够查明方兆麟是“谋害”柯庆施的“凶手”，不用说方兆麟必死无疑，而调查组会立一大功，震动全国，个个飞黄腾达。

然而，这却是一个高难度的命题。

调查组查访了参加抢救柯庆施工作的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不怕压力，忠于事实，写下一份份外调材料，证明方兆麟无罪，使调查组找不出一条“缝”。

其中以华东医院院长、抢救柯庆施医疗小组负责人薛邦琪写的材料最清楚、最有力，也最富有权威性：

……柯庆施夫人反映柯庆施非常烦躁，我和林、董、陶、崔等医师商量以后，考虑用硫苯妥钠，并提出请方兆麟参加讨论。方兆麟来后，我请他考虑用硫苯妥钠是否安全有效。方兆麟说：“小剂量是安全的。”于是，决定用此药。药由方兆麟和胡允平一起配制。方兆麟说，用小儿科剂量。配制时还戴口罩。配好药，由陶、方、我、胡一起进入柯庆施卧室。方兆麟打针，我们看着。他打得很慢。打完以后，病人打呼噜了。观察了一会，感到很好，方兆麟就退出。我一直在柯庆施身旁。约半小时后，柯庆施手脚动了一下，但人未醒……柯庆施死后，我们在成都分析死因，对利用硫苯妥钠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打了硫苯妥钠后，人会动，呼之也能答应，话也会说。

讨论由吴阶平主持。

调查组本来把柯庆施之死当作王牌，不料调查一番之后，方兆麟依然打不倒。

大胆推理之九：查出“后台”王维国！

调查组的小楼里，烟雾缭绕。烟灰缸里的烟头，跟双眉紧锁的调查组成员所绞的脑汁成正比。

桌上，摊着那封他们不知读了多少遍的徐景贤转来的密告信。

蓦地，其中的一段使他们产生灵感：“我们感到，如果张佩瑛同志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问题就要想得复杂一些。可能不只是方兆麟一个人的问题。中山医院现任总支书记Fe是空四军的……”

哦，“空四军”，意味着什么？

调查组飞快地联想到空四军头目王维国！

王维国，林彪死党也。中山医院的军宣队，是空四军派出的。调查组把空四军跟王维国画上了等号。尽管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王维国早已锒铛入狱，何况空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并非“王家班子”。但是，调查组却把张佩瑛事件跟“十次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跟王维国联系起来，跟空四军联系起来，追查方兆麟的“后台”。

这么一联系，这么一追查，又产生一连串奇奇怪怪的“精彩”故事。

奇怪故事之一：“中山血库存有张春桥血型”！

这句话，是调查组查阅中山医院会议记录时，查到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调查组如获至宝，立即上报“康办”。很快的，张春桥也知道了这一重要消息。

这句话，其实颇为令人费解：“中山血库存有张春桥血型”，是张春桥过去到中山医院验过血，所以那里有张春桥是什么血型的记录。如果这样的话，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知道了张春桥的血型是什么，这又有什么了不起？

不，不，调查组一追查，查到了“空四军”头上，觉得问题的性质越发严重了。因为调查组核对了几份会议记录，发觉那句没头没脑的话是记录者偷懒而省略的，全文应为：“1971年11月，妇产科军宣队副组长S交代：‘支左办公室知道，中山医院有张春桥同志的血型材料。’”

是呀，问题怎么会不严重：空四军的“支左办公室”从中山医院知道了张春桥的血型材料，可见中山医院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情况多么复杂，怪不得会发生“谋害”张春桥之妹事件！

查！这样重大的问题，岂可放过？

带着“敌情观念”，开调查会，查线索，查来查去，这才查明：原来，在1967年国庆节前后，华东化工学院的学生Y和Z，参加了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后来，受到追查。他们把一份材料交给一医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后来在中山医院血库工作，便把材料藏在血库里……

辗转传言，犹如通过一面面哈哈镜似的，使事实完全走样、变形，以至成了“中山血库存有张春桥血型”！

查了半天，跟方兆麟无关，跟空四军无关，跟张佩瑛死亡事件无关，只得作罢。

奇怪故事之二：王维国派人侦察张佩瑛住处地形。

这件事当然非同小可。王维国派人侦察张佩瑛家的地形，意味着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这件事也意味着：“谋杀”张佩瑛，由来已久。方兆麟的“后台”，就是王维国！

然而，这又是一个辗转“翻印”、完全走样了的故事。

那是在1971年7月，张佩瑛因乳房出现肿块，在中山医院开刀之后，住在12病房。一天，张春桥之妻文静来到病房探望，被军宣队得知。于是，军宣队向上汇报，很快传入王维国的耳朵。

8月中旬，张佩瑛出院，在家休养。

一辆浅灰色的华沙牌小轿车，驶过大世界时，停了下来。车上坐着三个军人，两男一女。他们商量了一下，在食品店里买了两瓶橘子水。

轿车驶入高安路。三位军人步入张佩瑛家。他们放下橘子水，说道：“首长对你的病很关心，他特地派我们前来看望。”不言而喻，这“首长”是王维国。

那位女军人，乃空四军模范军医。她说出了首长的意思：“空四军医院的医疗条件好，欢迎你到那边住院！”

客套一番，小轿车扬长而去。

这就是“侦察地形”的经过！

其实，这只是一次“友好访问”，联络感情而已。王维国听说派去的使者，竟然只买了两瓶橘子水为礼，曾大发脾气，责怪他们太寒酸！

至于“侦察地形”，用得着派三个人坐小轿车去惊动张佩瑛？这是极普通的军事常识。然而，调查组偏爱上纲上线，故弄玄虚。

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千真万确。经调查组汇报之后，曾使张春桥暗暗吃惊：王维国曾秘密调看了张佩瑛的档案，不仅从中知道了张佩瑛过去曾隐瞒政历、虚报学历、风流韵事等等，而且知道了张春桥父母张开益、宋蕙卿的种种情况。

从此，张佩瑛的干部档案被张春桥下令封存、调走，不许任何人查看！

于是，中山医院党支书记Fe受到了调查组秘密审查。

上挂下联，审查面越来越宽，打击面越来越大。

绝密档案里的一份《情况汇报》：

“1974年6月24日上午7时半左右，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现放在工作服袋里的钥匙不见了，到处寻找。这时，方兆麟声称在上厕所时，在那里地上拿把钥匙，交了出来。

“经追查，昨天下午五时左右，方兆麟上厕所时，从挂在门后白大褂的衣袋中，拿走实验室的钥匙，偷偷放在洗澡间门框上方。准备要寻死时，用钥匙打开实验室煤气间，以煤气自杀……”

方兆麟被关押在中山医院的动物室里，欲死未成。

十几天后，一辆越野车把他送往上海西郊哈密路，投入秘密监狱。

那里是一幢幢花园洋房，谁也没想到竟是秘密关押重要犯人的所在。

单独隔离。看守透过门上的小洞，随时监视着方兆麟的一举一动。

偶然，他在每天十分钟的放风时间里，有一次看见一个女人走进他对面的监房。

又很偶然，从对面房间传出的审讯声中，他得知那女人是林彪死党王维国的妻子。

他明白，他落到什么地步——他确确实实成了要犯！

11次，12次，……17次，18次……调查组一次又一次前来审人。今天审讯这个问题，明天审讯那个问题。

他们仿佛要用显微镜把他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查一遍！

调查组向他提出一个又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上中学的时候，骑的那辆英国力士牌自行车，从哪儿来的？你跟英国有什么关系？”

唉，他还吃过美国奶粉，用过日本牙膏，穿过印度绸、苏联布，调查组怎么忘了调查？

“你家厕所的灯，为什么一会儿红，一会儿绿？那是什么信号？”

唉，厕所里点的是一盏经济灯，本来用红色灯管的，坏了以后换上绿色灯管，难道这也是“特务活动”？

……

面对神经质的调查组，方兆麟的神经也被扰乱得有点不正常了？

他被投入秘密监狱，急坏了妻子万廷钰。如果不是因为家中有三个孩子需要照料，妻子也要遭到囚押。

妻子不知丈夫在何方，甚至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

最令人寒心的是：调查组要方兆麟揭发万廷钰，要万廷钰揭发方兆麟。

调查组在方兆麟家安排了秘密监视者。谁来万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一一记录在案。一有要紧情报，用电话通知调查组。

叶景馨在妇产科医院，大会批，小会斗，白头发骤然增加，她从18岁起做护士，29年来，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

在“大揭大议”中，调查组又查出“张死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在“张死”之前，护士葛微君为张注射庆大霉素，“发生损伤下肢神经，造成活动障碍事故”；护士范宏茅为张灌肠，“发生烫伤黏膜事故”……于是，这两位护士被免去护士职务，一直做勤杂工……

“张春桥妹妹之死事件”波及面越来越广，调子越喊越高。在秘密档案中，有一份华山医院的情况反映材料，内中写道：

“在华山医院，要在揭医疗事故，大抓医务人员中的事故、差错，这是一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

“事故不仅医生有，护士有，公务人员有，行政人员有，连食堂炊事人员也有，到处都有！

“要大抓，狠抓，大揭，大批，坚决斗坚决批。”

弄得医务界人人自危，处处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面对调查组的淫威、高压，方兆麟始终没有承认过“谋害”张佩瑛。

他写下了这样的话：

　调查组的同志们：

我再一次表白，在张佩瑛死亡事故上，我绝对没有故意去陷害她。请审查……

他写了申辩信给徐景贤——因为他在为高干治病中认识徐景贤，托调查组转交。

调查组冷笑了：“你写信给徐景贤？告诉你，我们就是他派来的！”

原来如此！

调查组深知方兆麟认识的高干颇多，生怕他还给别的高干写信，搞了个突然袭击——搜查隔离室。

他们查到了方兆麟写给妻子的一封无法寄出，近乎遗嘱的信——

徐景贤歪着脑袋。

王秀珍竖着浓眉。

眼看着张佩瑛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调查组忙碌了快一年，仍未查到方兆麟“谋杀”、“政治陷害”、“阶级报复”的证据。照此下去，怎么向张春桥交代？

“康办”、“马徐王”又一次召见那个秘密调查组的头目。

他们在密谋：纵然查不到“精心策划谋害张佩瑛的证据，也要给方兆麟判刑！然而，判几年呢？

听完调查组的汇报，过了半晌，徐景贤终于开口了：“看这个情况，判个七、八年吧！”

王秀珍一听，摇头道：“照我看，判十年徒刑也不算多！”

徐景贤马上把难题转移到马天水那儿，说道：“马老你以为怎样？由您定吧！”

马天水不吭声，面有难色：判少了，得罪了张春桥，非同小可；判多了，将来医务界再出医疗事故，就不好处理了。

马天水踱着方步，慢吞吞地从牙缝中挤出一个个字眼：“情节是恶劣的，问题是严重的……”

沉默。

照理，下文该是说说判多少年了。不料，老奸巨猾的马天水，没有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却道：“如何处理，你们打个正式报告，提个建议，我们再研究，然后送法院判决。”

这么一来，判刑的事，要转往法院。

一听说要转法院，消息马上传到张春桥那里。很快，通过家属之口，说出了两条意见：“第一，此案绝对保密；第二，判刑后方兆麟要单独关押。”

既然要“绝对保密”，法院不能看调查组的调查材料，怎么给方兆麟判刑？

至于单独关押，法院也以为很难办到。

于是，判刑之事就拖了下来。方兆麟被无限期地关押在秘密监狱之中。

调查组经过一年的秘密调查，终于定出了“结案报告”，虽然开列了方兆麟的一系列“罪状”，但是毕竟无法证实王洪文在“张死事件”发生时所写的“批示”：“这是阶级报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反革命的破坏。”

结案报告送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调查组等得心焦——“中央首长”对结案报告不作表态。

1975年7月，姚文元来到上海。马天水向他当面“汇报”了张佩瑛案件及调查组的调查情况，姚文元只是听着，不作明确答复。

王洪文

8月，王洪文来到上海。“马徐王”一起赶去，向王洪文当面“汇报”、“请示”如何处理方兆麟？王洪文气呼呼地说：“对此案要严肃处理！”

就在“马徐王”按照王洪文的“指示”，要严惩方兆麟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75年11月7日，被关押了18个月零四天的方兆麟医师，突然接到看守的通知：收拾东西！

方兆麟一边迈着浮肿的双脚，开始收拾行李，一边心中疑惑，不知是要拉去枪毙还是转移到别的监狱。

万万想不到，一辆汽车来了，竟把他送回家。他，见到了久别、消瘦的妻子，见到了大女儿和他心爱的那对双胞胎！悲喜交集，他仿佛身在梦中。

虽然在他获释之际，看守板着铁面孔对他宣布：“出去，不等于解放！你要继续交代罪行！”然而，此时此刻，他毕竟与亲人团聚了，毕竟自由了。

三天之后，方兆麟被送往位于上海郊县奉贤的上海市卫生系统“五七”干校。在那里，他虽然连一名“五七战士”的资格都够不上，被迫“边劳动，边交代”，但是终究比秘密监狱囚笼生活要松宽得多。

方光麟在奉贤劳动了近一年，直至他听说张春桥倒台，才欢天喜地回到了上海。

方兆麟为何能够逃脱“四人帮”的罗网，突然获释，一直是个谜。

“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很想了解其中的奥秘。

经过多方寻访，我终于获悉：当时，此事惊动了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

方兆麟曾见过周总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4年，柯庆施要做肺癌切除手术，周总理过问治疗方案，并接见了医疗小组。方兆麟当时担任手术麻醉师。

周总理很快就发觉，医疗小组中有的医生情绪紧张，生怕在手术中出半点差错。

像聊家常似的，周总理跟医生们说起看似平常的小事：“我的理发师跟我很熟，给我刮胡子的时候，又轻松又快。”“有一次，一个陌生的理发师给我刮胡子。大概他知道我是国务院总理，拿起刀的手都有点发抖，面色挺紧张。我就跟他聊天。一会儿，我们就熟悉了，他也就一点也不紧张了……”

医生们明白周总理话里的意思。

方兆麟多年参加高干医疗小组，结识了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当这位保健医生得悉方兆麟受到秘密调查组的政治迫害，便把情况如实向周总理汇报。

张春桥

一次，周总理跟副总理张春桥谈完国务院的工作之后，顺便提及了张佩瑛事件。周总理说：“在医务界，出医疗事故是难免的，医生要吸取教训。但是，因为死者是你的亲戚，你就那样，恐怕不妥。”

周总理的三言两语，分量不轻。张春桥的脸上，露出惊惶的神色。他颇为吃惊：调查组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工作，怎么会让周总理知道了？

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读罢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绝密档案，我发觉，秘密调查组一年多的“辛勤”工作，最后的结果等于零！

张佩瑛遽然而亡之后，第一个调查组依靠科学、尊重事实，只花了十来天就把事情的真相查清。后来那个秘密调查组，尽管“来头”那么大，上至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下至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发了那么多的“指示”，查了那么多的缝，钻了那么多的洞，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结果枉费心机，还是回到第一个调查组所做的结论上来。历史是那样的蔑视权势，那样的尊重客观事实。谁想开历史的玩笑，就会受到历史无情地嘲弄。

我忽地记起《红楼梦》中的两句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用这两句诗来概括那一大堆秘密档案，是最确切不过的了。

当然，那些密告者、诬告者，迄今一提及张佩瑛事件，就眼跳心惊，生怕揭了疮疤——因为他们做了亏心事！

至于那几位“秘密福尔摩斯”，如今旧事重提，脸上也火辣辣的。那个Q，晃着脑袋，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荒唐！荒唐！现在想想，那时候真荒唐！”

张佩瑛一案是“四人帮”苛政的形象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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