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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常与朋友交谈。
聊的话题自然很多，天南地北，但大都离不开一些名人的往事。有一次，我突然问朋友：你还记得耀邦同志吗？
有些意外，他竟然反问我一句：耀邦是谁？
我顿时一些语咽，不知该说些什么为好。可仔细想想，不觉得奇怪，毕竟90年代以来的青年，还能记得他的肯定不多。
历史在不断前进。
但有些人、有些事，总有人记得。
胡耀邦对中国的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
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功绩，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英雄，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悲剧式的英雄能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悲剧式的英雄在历史上刻下的痕迹更为深刻。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胡耀邦的这组数据，将永远被历史记住：
1978年改正45万名“右派”，为其中失去公职的27万人恢复公职，重新安排工作或安置生活。同时，对划为“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31.5万人及其亲属也落实了政策。
为“土改”以来的“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其子女不再视为地、富、反、坏家庭出身。这意味着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仅在农村，就有440多万人被摘掉地主、富农帽子。
为全国71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不再视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
为资本家发还被查抄的存款，恢复并补发被减扣的高薪，归还被占用的私房，原工商业者在政治上与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为40万国民党起义人员、投诚人员落实政策，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为去台人员大陆家属落实政策。
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昭雪，为乌兰夫、“内人党”等“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为藏族领袖崔科·顿珠才仁、桑颇·才旺仁增、江措林·土登格桑、邦达多吉等平反，宽大处理1959年西藏“参叛”人员，恢复公民权，政治上不受歧视。
对“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10402人，以及因其他重案被处死的人组织复查，发现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予以纠正、改判和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如此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与社会各界实现历史性的和解，把江山社稷的社会基础几乎重新打造了一遍。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
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对此，胡耀邦当即反问道：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太多？
正是胡耀邦的这种道德、勇气和历史担当，在短短的几年之间，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一项走向文明的壮举，这是人性回归善良的开端，这是开启人人可以自由呼吸、扬眉吐气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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