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文化丨“不能揩公家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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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石麟是福建东山人，长期从事谷文昌宣传研究工作，现为东山谷文昌精神研究会会长。

 “权力在谷文昌的手中更是一种责任，一种绝不能为自己谋任何私利的责任。”东山谷文昌精神研究会会长黄石麟十分感慨，谷文昌始终是“要先把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不管在什么时候，也不管身处怎样的境况，都不揩公家的油。

 对于公家的财物，谷文昌从不随便私用，从不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为公家能省就省。他到外地参加会议，嫌宾馆住宿费贵，就带着通信员住进简易旅店，两个人只花了1.2元（当时的价格），就是后来身患绝症，癌症晚期被折磨得全身枯瘦，仍在想着“不要给国家造成浪费”，想着为国家省一点钱。

 对于家人，他也严格要求，不允许家人公私不分，“揩公家的油”。1960年夏天的一天，东山县委食堂挂出一块牌子：早餐改膳，每人两根油条。谷豫闽到食堂买了两份。吃饭时，父亲一看不对劲儿，问他：“怎么多出了一根？”

 “我也不懂，说买两份，炊事员就给了……”谷豫闽摇摇头说。

 “那你快拿去退了。”谷文昌不容商量。

 谷哲慧是谷文昌的大女儿，1952年12月从林县来到东山与父亲一起生活，在东山学习、工作多年。谷哲慧也记得，一次她端着一碗食堂的炒白菜进了门。

 “买多少？”看到碗口凸起来的“小山”，谷文昌问。

 “一盘。”

 “一盘哪有这么多，这不是揩公家的油吗？”谷文昌话里带着责备，“赶紧去补钱!”

 食堂里的同志，总想适当“照顾”下县委书记的家人，这份心情可以理解，该怎么来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呢？谷文昌与妻子商定，今后不让几个孩子到食堂去买菜了，自己做。三年困难时期，谷文昌的家人宁可去挖野菜吃，也绝不到集体食堂去买食品。

 林周发是1950年随军进驻东山的首批干部，亲历见证了谷文昌在东山14年的工作，并在1958年3月至1964年年初任县委秘书兼县委办主任时，谷文昌书记很多重要材料，他大多都有参与，对东山解放初期的社会基本情况，了解较多，被誉为“东山一本书”。

 “困难时期，县委书记的亲属如果去食堂拿点吃的回来，没有问题，政策是允许的。”林周发解释，困难时期，县委班子（副处级以上干部）吃中灶，家人孩子都可以共同享受，一些紧俏的黑糖、烟等都有特殊供应，“当时有这个规定，专门保障县处级干部生活。但谷文昌不搞特权，不仅自己去食堂吃很简单随便，还不让家人随便到食堂买东西，这个特别难得！”

 不允许家人“揩公家的油”，一盘菜不行，一张电影票也不行。

 时至今日，谷哲芬仍记着那次被父亲批评的情景。

 一天晚上，谷文昌刚回到家里，看到二女儿谷哲芬正兴致勃勃地向家人讲电影《上甘岭》里的情节。谷哲芬说得兴致正浓时，谷文昌冷不丁问了一句：“谁给你买的票？”谷哲芬愣了一下，照实回答：“我没钱，收票的叔叔知道我是你的女儿，就放我进去了。”一听到女儿没买票就进电影院看了电影，谷文昌火了。他严肃批评谷哲芬：“看门的叔叔知道你是我谷文昌的女儿，所以才放你进去白看了一场电影。我多次告诫你们的话，你们总是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就飞走啦，根本不往心里记。你们可以不花钱看电影，如果县委干部的子女都去效仿，那成什么样子了？”批评完女儿，谷文昌拿出一角钱（当时孩子看电影买半票是一角），要求她第二天一定去补票。

 20世纪50年代，自行车还是稀罕物。因此，涉及公家自行车，谷文昌更绝不允许家人“碰”。

 谷文昌有一辆专属自行车，因公出差经常穿梭在东山的村庄路上。对于自己的“专车”，谷文昌十分爱惜，一回家就上锁，一有空就上油、擦拭，还在墙上钉了两个大钉子，没下乡时就把车子挂起来。有一天，因工作忙忘记了上锁，大女儿谷哲慧、大儿子谷豫闽就偷偷拉出去练骑。谷文昌回家发现后，对着孩子大声吼道：“谁叫你们用车子？这是公家的车，你们没权使用！”大女儿谷哲慧顶了一句：“不就一辆破车吗，有什么了不起！”这话无疑是火上浇油，谷文昌听后大发雷霆，狠狠地训了大女儿一顿。大女儿哭了，刚来不久的谷文昌岳母也心疼地掉眼泪了。平静下来后，谷文昌安慰大女儿说：“爸爸态度不好，可公家的车不能占用，已经对你们讲过多少次了。你们要想学车，等爸爸有钱了，给你们买一辆嘛。”可谷文昌却始终没有给孩子们买过一辆自行车。

 到了20世纪70年代，自行车开始普及，但谷文昌对家人的要求一点也没变。

 小女儿谷哲英有一次插队期间回家探亲，刚好公家给父亲配的自行车没有上锁，就悄悄骑出去逛街，回家被谷文昌看到后，又挨了一顿批评：“这是公家的车，你们怎么可以骑？不要公私不分嘛！”

“谷文昌批评孩子骑他自行车的事，我虽然没见过，但这符合谷文昌的性格。一个是当时的公车管理严格，另外就是谷文昌不会搞特权，他也非常注意公家东西，不要说是公家的自行车不给家人私用，从我亲身经历来看，就是连公家的一张稿纸、一个信封，谷文昌都不会给家人私用。”林周发说。

 不能公私不分，谷文昌对家人的要求甚至有些“不近情理”。

 东山全岛一无河流二无湖泊，又是沿海风带，蒸发量大，淡水一直十分匮乏。为此，谷文昌发动群众兴建西山岩水库、岩丰水库以及启动地下引水工程，缺水局面大大缓解。但在谷文昌的心中，“水”依然十分珍贵，公家的水更是不能随便“私用”。有一次，警卫员提来一小桶水到谷文昌办公室，史英萍恰好一头沙土进门来，顺便打了一瓢水准备洗脸，当即被谷文昌制止。何坤禄，东山人，从1959年年初开始至1964年一直在谷文昌身边任通信员，是谷文昌在东山工作的最后一任通信员。何坤禄在一边听到谷文昌对史英萍说道：“还是到家里去洗吧，你不该有这个待遇。”史英萍怔了一下，把水重新倒回了桶里。

 谈及此事，何坤禄十分感慨:在谷文昌眼里，“不能揩公家的油”，永远是一条铁规矩。政策不允许的谷文昌不做，政策无明令禁止的，谷文昌同样高标准严格要求，自觉约束家人。“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谷文昌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个领导，一个县委书记，能时时刻刻带好头，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这种高度的自觉意识，其实比起廉洁本身更加珍贵，更值得学习。”何坤禄这样评价。

 1964年，谷文昌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两个皮箱、两个木箱、两瓮咸菜和几麻袋杂物，这就是他在东山履职14年，先后担任过组织部长、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全部家当。

 一天，东山县林业局一名干部到省城找当时分管林业的谷文昌汇报工作。谈着谈着，时间已经很迟了，谷文昌就留他吃了便饭。后来，这位同志回忆，当时吃什么菜，已忘了，只记得谷文昌家里连一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几张凳子并在一起，饭菜简单地放在上面……这位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回到东山后，他特意托人用木麻黄木材做了一张小饭桌，给谷文昌送去。可谁知，谷文昌硬是让他把桌子搬走。

 史英萍，1946年在河南老家参加革命，1949年与谷文昌双双南下福建，1952年与谷文昌在东山结婚，先后在漳州东山县妇联、县政府及原市展览中心等单位工作，1983年离休，2014年在漳州去世。

 “谷文昌大半辈子和林业打交道，却不沾公家一寸木头。我们家里的摆设很简单，一间并不宽敞的小屋里，只有几张木床，几个石凳和一张破桌子。”史英萍曾回忆说。

 谷文昌下放宁化回来，家当依然如故，生活很是不便。史英萍提议说买点家具。谷文昌也觉得确实该添点东西了，于是就买了竹凳、藤椅、石桌。

 史英萍一看就纳闷了：“为什么不买点木头的，木头的结实耐用？”“我看人家都带那个椅子啊、凳子啊回去，我们也买一些好不好？”看到谷文昌不吭声，史英萍退了一步，“要不，我们就买一张桌子。”

 谷文昌生气了：“你要买个桌子还是木头凳回来，那林业局里有好多干部，到时如果来我们家一看到这些东西，人家心里就说，‘哎，这么多凳子，从哪来？这不就是用我们林业局的木材做的嘛？’”

 史英萍说：“那我跟人解释说这些都我们自己买的，不是拿我们林业局的木材来做。”

 “怎样买？你写个布告贴这边，哦，我的家具不是林业局的，是我自己买的，然后发票贴上去，能不能这样子啊，这不可能嘛！”谷文昌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不可能把发票贴墙上说明这家具是买的。那群众一看就明白了，‘哦，你这林业局长，拿公家木材来做家具，又搞了这么多？’那下面就可以跟着来，你做一张，下面就做一百张，你犯小错误，下面就犯大错误，到时人家说你林业局干部为什么会这样，还不就是你这领导把群众带错误了！我们不能带这样的头！”

 党员干部如何对待家庭、对待爱人和子女，能不能将公权和私利区分开来，反映的是一名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和权力观。在这点上，谷文昌堪称典范。

 二女儿谷哲芬婚后随军，调到漳浦团县委工作，居住在县政府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单间。“房间狭小，只能摆下一张床铺，衣服被套都没地方放。”谷哲芬回忆说。

 谷哲芬特别想买一些木料做个衣柜，可当时林木管理十分严格。借一次回家看望父亲之机，谷哲芬小心地向时为龙溪地区林业局长的父亲请求：“能不能帮我批几块杉木，我来做几件家具？”

 “现在林木资源十分紧张，国家也都在严控审批，我管林业，自己怎么能开这个口子呢，这不行！”谷文昌一口回绝。

“就几块杉木嘛，就做一件小木柜，衣服都没个地方放呢。”被父亲拒绝，谷哲芬一脸的不高兴，嘟起嘴抱怨道。

 刚刚还和风细雨的父亲，说话的语气重了：“谁家里没有个困难，有困难自己去克服！”谷文昌不仅不批木材给女儿做家具，更劝告女儿说：“国家的林木资源非常珍贵，买家具，尽可能不买木制家具。”

 父亲当年的一句话，谷家的子女们一辈子铭记。“尽管现在林木资源也没有像当年那样的紧张，但尽量不用木制家具，几十年来，已成了家人的自觉约定！”谷哲芬说，虽然父亲当年说的这些话有点“重”，但过后自己想想父亲这样的要求一点没错，身为领导干部家属，就要懂得“主动避嫌”，这也会给自己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