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习主席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治军历史，在长期治军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体用贯通、兼容并蓄的军事治理传统和治军文化。全面加强军事治理，需要从这些丰富而优秀的治理传统和治军文化中汲取智慧养分，努力培育适应时代发展、服务强军实践的新时代军事治理文化，助力中国特色军事治理厚积薄发、行稳致远。
强调“兵权贵一”
军队是以暴力手段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自产生之日起就强调领导权和指挥权的集中统一。学界通常认为，夏代是中国军事史的开端，禹征三苗时所统领的军队“济济有众，咸听朕言”，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当时军队高度集权的治理程度。启征有扈氏，严肃要求官兵“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强调必须服从指挥。为完善一元化的军队领导体制，西周时就建立了全国最高军事管理机构制度——司马制。大司马“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受天子之命统管全国的军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吴子》讲：“兵权贵一。”《六韬》讲：“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中国古代治军史告诉我们：军权集中统一是军队能打胜仗和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条件。我们党从独立创建人民军队之初，就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并将之作为立军之本、建军之魂，成为我党我军政治特质、根本优势。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兵权贵一”中汲取传统智慧，维护新时代人民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既充分发挥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优势，为军事治理、能打胜仗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又通过军事治理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机制更加完善，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
注重“齐众以律”
兵以治为胜，治以严为要。中国历史上的岳家军、戚家军都以纪律严明著称。中国传统军事治理文化历来强调治军从严，古人早在商周时期就对军队严守纪律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周易》说：“师出以律，否臧凶。”就是说，军队打仗要执行严格的纪律，如果不遵守纪律，就会带来凶险。《军志》讲：“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古代治军还特别强调用信赏明罚来整肃军纪。《孙子兵法》把“赏罚孰明”作为胜败的“五事七计”之一。《六韬》有言：“赏如高山，罚如深溪。”又言：“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党历来把从严治军作为建设强大军队的铁律。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齐众以律”中汲取宝贵经验，执行自觉严格的纪律，以严正纲纪，以严肃军威，以严出战斗力。
推崇“爱兵恤兵”
中国古代治军受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影响，总体上要求“立贵贱之伦经”，在军队成员中树立尊卑观念，“上下不可相侵”。但为了赢得兵心，取得作战胜利，不少将领都有爱兵恤兵的带兵传统。《诗经》中讲：“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孙子兵法》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子认为，为将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这里的“仁”，主要是指对部下真心关爱。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吴起爱兵如子，“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得士卒心，士卒甘愿为之赴死，“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诸葛亮说：“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这方面的古训很多，说的都是培养官兵友爱之情。坚持官兵一致是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爱兵恤兵”中汲取传统美德，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把一切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使一切聪明才智充分涌现出来。
讲究“备战求胜”
军队的使命在打仗，军队的价值在打胜仗。历代治军思想都强调围绕打胜仗建军治军。《商君书》指出：“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孙子兵法》把军队建设、战备与作战放在一起论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还分析“五事七计”来庙算战争；管子强调军队要做到无敌于天下，就要在经费、武器、兵士、管理教育、军事训练、情报、策略等方面强于敌人；《司马法》强调军队编制要保证最大限度提高战斗能力，“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这些都是从打仗的角度来看治军。历代兵书，如《孙子兵法》《吴子》《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等，几乎都有建设和备战的专门论述，各自从军队指挥、训练、兵员、兵器、工程、后勤，以及政治、经济等与军队建设、军事治理相关的角度论述建军治军与备战胜战的关系，体现了战斗力标准和为战施治的治军价值追求。我们党向来强调围绕打胜仗开展建军治军活动，把战斗力有效供给作为建军治军的使命所系。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备战求胜”中汲取丰富营养，强化向战而治、为战施治的使命引领，坚持战建备统筹，围绕战斗力供给推进军事治理活动，催生先进战斗力。
厉行“遵道尚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治国有道”“治军有道”，并将治国治军之“道”创设转化为律规制度之“法”，强调“治国尚礼，治军尚法”。“凡兵，制必先定。”中国早在夏商就揭开了以法度治理国家和军队的帷幕，奴隶社会的治军思想，主要体现在完善军事法典上，所谓“古者司马法”，就是军队建设的法典，其内容包括了军制、军容、军礼、赏罚等各种规定。这些军事法典蕴含丰富的法治思想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的开始，就明确地把“法”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大要素之一。《吴子》提出，兵不在众，以治为胜。尉缭子认为，昔日齐桓公、吴子、孙子等能以“兵少”称霸，而现在的国君却不能以“兵众”成名，主要原因是缺乏治理军队的各种制度。《吕氏春秋》考察军队治理的情况发现，凡是治理得好的军队，总是把法制建设看得极为重要，“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贵乎天子”“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诎。先胜之于此，则必胜之于彼矣”。《管子》言“道法行于国”。荀子言“法者，治之端也”。《韩非子》言“以道为常，以法为本”。这些都是强调法对于治国治军的极端重要性。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基本方式。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遵道尚法”中汲取治军思想，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强化全军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发挥好法治的引导、规范、推动、保障作用，推动治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
追求“变法图强”
来源：解放军报
往期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