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当中多次引用管仲名言。管仲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重点研究的历史人物。管仲的为政有诸多首创之举：他主张富民强国，一个区区小国居然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开春秋霸业，纵横四十年无敌手。他最早懂得宏观经济调控，故设“轻重九府”；他实施“相地而衰征”，实行土地承包经营；他“兴市劝业”，以市场作用带动就业；他“睦邻慎战”，实现和平崛起；他的重民思想被后来的儒家所宣扬；他的“明法审数”被后来的法家所传承。管仲深受孔子、司马迁、诸葛亮、李白，以及政治家房玄龄、魏征等历代先哲的推崇。梁启超评价管仲为“国史上第一流人物”。管仲的治世之策与图强之略，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传承至今。人才观
众人拾柴火焰高。管仲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但离不开背后强大的群体支撑。正是有了一批各有所长、尽忠职守的出色人才，诸如鲍叔牙、高傒、国懿仲、隰朋、宁戚、宾胥无、东郭牙、王子成父等人在管仲周围，创造性地执行桓公、管仲的决策，齐国的霸业才最后走向了成功。管仲向齐桓公提出：建成大厦，决不能单凭一根木材；汇成大海也决不能仅靠几条涓涓细流。君欲成就大业，必须任用五杰：举动讲规范、进退合礼节、言辞刚柔相济，我不如隰朋，请任命他为大司行，负责外交；开荒建城、垦地蓄粮、增加人口，我不如宁戚，请任命他为大司田，掌管农业生产；在广阔的原野上使战车不乱、兵士不退，擂鼓指挥着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成父，请任命他为大司马，统帅三军；能够断案合理公道，不杀无辜者，不诬无罪者，我不如宾胥无，请任命他为大司理，负责司法刑律；敢于犯颜直谏，不避死亡、不图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他为大谏之臣，主管监察谏议。一是出于公心，从事业角度选才。管仲之所以向桓公推荐五杰，最重要的原因是社稷的需要。管仲认识到，国家要图强，仅仅靠桓公的支持和自己的谋划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大批人才来群策群力；光有正确的决策，没有具体的行动是很难支撑的，还需要有一大批实干家来落实解决；治理国家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有一个方面的人才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等方方面面的能人。基于此，管仲才向桓公推荐了五杰。事实上，五杰均与管仲个人交往不深，多与管仲素昧平生。由此可知，管仲完全摒弃了个人私利和感情因素，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为国选贤。二是注重人才的群体效应。管仲之所以推荐五杰，潜意识里有这样的理念：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要完成宏图大业，就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就必须有一个充满智慧的群体来作为基础。这一点不仅仅说明管仲的品德高尚，有容人之心，而且说明管仲在智慧上的过人之处。领导能重用一两个人不算本事，能重用一批人，注意发挥群体效应，才是真正的本事。三是注重用人所长。在管仲看来，人才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王子成父是军事人才，你叫他干外交就是强人所难；东郭牙性情耿直，干监督可以，干外交就得和外国天天闹别扭。所以把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使其人尽其才，是事业发展的关键。管仲在向桓公推荐五杰的谈话中，真诚热情地赞美了五个人的长处，对五杰充满了信任和期待。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让桓公相信自己的推荐，他竟然连用五个“我不如”来强化桓公对五杰的重视程度，一片赤诚，由此可见。四是准确地定位自我和人才之间的关系。管仲向桓公推荐五杰的谈话结尾，很耐人寻味。管仲既客观地分析别人的优点，认为他们在具体领域内的才干超过自己，又客观地分析自己的优点，摆正了自我和人才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自己和五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创造了良好条件。五是用人不疑。从五杰上任后政绩突出、表现优异、功勋卓著的事实可以看出，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管仲用人不疑，善于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制度观
管仲被拜为相国之后，辅佐齐桓公执政齐国四十年，将地处边远、弱小、贫穷的齐国发展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强大国家，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第一霸主，这完全得益于管仲对齐国所实施的一系列行政制度和优化举措。首先实行了国野分治。本来，西周就有国都和鄙野之别，但此前的齐国未实行。这次管仲就把齐国分成“国”和“野”。其中，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每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对于野，以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属大夫分别治理。并划分各级官员的职权范围，要求他们兢兢业业，不许荒废政事，不然处以刑罚。每年正月向桓公汇报述职。国家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与此同时，管仲推行礼法并重，即推行道德教化。其次通过行政制度的优化来加强军事。管仲主导实行了兵民合一制度，规定士乡的居民必须服兵役。每家出一人为士卒，每轨为一伍，每里五十人为一小戎，每连二百人为卒，每乡两千人为一旅，五乡一万人为一军，十五乡共三军。齐桓公、国子、高子三人就是三军元帅，齐桓公率中军，国、高二氏率左、右军。这样就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农闲时以狩猎来训练军队，有战事时出征。这样既提高了士兵战斗力，也不必支付养兵的费用。同时，管仲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做到夜间作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敌我；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识。为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规定犯罪可以用兵器赎罪。犯重罪可以用甲和戟赎罪，犯轻罪可以用盾和戟赎罪，犯小罪可以用金属赎罪，铜用来铸兵器，铁用来铸农具。诉讼成功则要交一束箭。从此，齐国的兵器也渐渐充足起来。管仲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税收政策，这是他发展经济的第一项措施。“衰”的意思是等差，“征”是对农民的地租，不是对于奴隶主贵族的税。就是说，按土地的好坏，分成等级，对农民按等级收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同时，管仲还提出了“井田畴均”“无夺民时”的指导原则。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具体如何实施呢？“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就是说，每两年收一次税，丰年的税率是十分之三，平年十分之二，差一点的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税，等到灾情缓和之时收税。发展经济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实行“官山海”的垄断经营政策。“官山海”中的“山海”，意是“山海之藏”“山海之业”“山泽之利”，主要指藏于大海中的食盐和藏于山岭中的铁矿两项重要资源。“官山海”则是实施制盐业和冶铁业的国家垄断性经营，实施食盐和铁器的国家专卖。这种“官山海”的政策及其实施，表面看来国家没有另外增加税种或提高税率，不致引起社会民众的骤然反对，实际上通过盐铁业产运销的政府垄断性控制和运营，对盐铁生产者以及消费者进行了普遍性和强制性的掠夺，很隐蔽很巧妙地获取了巨额财政收入。“官山海”政策的推行，盐铁垄断利润的获得，迅速增加了齐国国家财政，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发展经济的第三项措施是实行宏观调控政策。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稳定物价。国家采取“敛轻散重”的策略，购进人民所轻者，抛售人民所重者，这样既可以稳定物价，又能使政府从中获利。管仲还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二是垄断货币。货币是国家控制经济的重要工具。所以，国家必须掌握货币的铸造和流通。三是控制流通。为保证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采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资的高价，也会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本国。而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在一般情况下，要做到“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四是藏富于民。管仲说过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何实现“富民”的目标呢？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当然，管子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而且也十分重视工商业。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管仲的经济政策，使齐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为齐国在日后的争霸战中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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