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江：“小”“大”之間 ——讀宫宅潔著《ある地方官吏の生涯—木簡が語る中國古代人の日常生活—》

2021年7月，京都臨川書店出版了日本東洋史學者宫宅潔先生的大作《ある地方官吏の生涯—木簡が語る中國古代人の日常生活—》。本書屬於“京大人文研東方學叢書”系列第一期第9冊，既可以理解爲面向日本大衆讀者的學術讀物，也可以認爲是作者在中國古代法制史、軍制史及秦漢簡牘學領域耕耘多年之後，一部集成性的學術總結。

在本書的腰封上，寫有兩行充滿激情的推薦語：

睡虎地11號秦墓發掘於1975年，出土不少遺物，其中有一編《編年記》，提供了墓主“喜”從生到死的生活綫索。本書也以此爲叙述脈絡，在九章篇幅裏展開闡述喜的個人生命與秦的制度建設歷程，乃至時人的日常生活與社會面貌。

第一至三章是對喜出生與成長環境的總體概述。第一章題爲“人的誕生”，講述了喜出生之時——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的時代環境，及古人面對妊娠與生子的心態。一方面，從《日書》《胎産經》等對生子方式的占算，解説占卜預言對古人生活方式的影響；另一方面，從秦律有關孕婦鬥毆、“生子不舉”等問題的規定，探討官府如何劃定法秩序和家内秩序的界限，指出家長對家内成員有着較强的支配權力。最後，談及古人對新生子的期待心情。

第二章題爲“出生證明——中國古代的户籍制度”，闡述了戰國至秦代户籍制度的演變。尤其强調戰争對行政變革的影響。本章指出，户籍制度的整備，使百姓受到本籍地的嚴格管理，這主要是因應於軍事環境的日益緊張與兵員補充的需求；從最初以身高爲占籍的基準，到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初令男子書年”，秦的户籍制度逐步確立并精確化。本章也述及户口調查與户籍文書製作的流程。

第三章題爲“圍繞着喜的人們——家庭制度、鄉里制度”。本章先從喜的家庭狀况入手，結合出土文字史料和聚落遺址，探討當時小家庭的居住樣態，及因血緣關係結成的“家庭”如何在國家意志下化歸爲制度性的“户”；再擴大到囊括多個家/户的鄉里社會的面貌，闡述了什伍組織與里典、里老的設置，及里内成員的生活羈絆。什伍組織與里典、里老的設置，既是出於監視民衆生活、保證賦役兵源、維持地方統治的需要，也進一步形塑了基層各成員生活的空間和形態。

第四至七章，探討記載相對豐富的喜的中青年時代，并根據喜的一些生活變動來安排叙述。第四章題爲“通向書記官之路——教育制度”。在概觀當時書吏教育、任用與身份變遷的基礎上，作者作出了若干研判。如主張《編年記》記載喜“揄史”（提拔爲史）并非意味着他可以直接開始工作，而是他“獲得了做史的資格”，其具體的人事任命是三個月後的“除安陸□史”；爲獲得這一“做史的資格”，喜需要經過刻苦的學習和嚴格的測試。又如，對於秦律令所見史職的世襲性與實際上可能存在的非世襲性，作者指出，因爲專制君主體制的成立與文書行政的整備，對書記官的需求大大增加，秦代書記官的供給源在實際上已經多樣化了。此外，本章還探討了文字知識習得的場所、文本與當時的教育環境。

第五章題爲“官吏生活的開始——地方行政制度、審判制度”。本章將喜的仕宦履歷與里耶秦簡、嶽麓秦簡所見的若干官吏履歷進行對照，基於既有研究，勾勒出地方官府的結構與官吏調動的程序；又從秦時“獄”的概念出發，深入當時“治獄”的現場，描繪喜所從事的“治獄”工作可能如何進行，并探討審判理念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性。

第六章題爲“結婚與夫妻關係——婚姻制度”。《編年記》記録了喜三個孩子的出生時間，但并未提及喜的婚姻。作者援引儒家經典和律令文書，來説明當時理想與現實中多樣化的婚姻形態。秦時的夫妻關係，一方面以丈夫爲尊、視妻子爲丈夫的財産，另一方面，男尊女卑現象還不如後代那麼嚴重。值得一提的是，本章特别關注到了被離婚（休棄）的女人以及寡婦們的生活狀態。

第七章題爲“從軍生活——秦的戰役史與軍事制度”。喜在秦始皇十三年和十五年曾兩度從軍，所參與的戰争背景都可推知。作者闡述了秦代軍事制度、尤其是徵發兵員與犒賞軍功爵的細節，并通過睡虎地4號墓所出黑夫與驚的家書，探討了秦代普通兵士的日常生活及待遇。作者推測，因爲喜有書記方面的技能，他在軍中可能也是擔任“軍吏”。

第八、九章講述記載相對較少的喜的後半生。第八章題爲“在那以後的喜”，即喜從軍之後。這段時間，《編年記》不再有職務變動的記録，而生活記録主要是兩個部分：一是秦始皇十六年（前231）、二十年（前227），喜的父母相繼亡故。作者分析了秦代爵位與財産繼承的相關法規與案例，據而推測喜此時可能已成爲一介農民。二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始皇巡幸經過安陸縣。作者結合秦始皇乃至古代帝王巡幸山川的意圖，聯繫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探討了皇帝的巡幸、恩賞與直達基層的統治，如何影響階級社會中“臣民”的心態，使讀者能更爲切近地認識帝制時代百姓的觀念世界。

第九章題爲“衰老與死亡——人生的終章”。喜在四十餘歲時去世，不屬於時人眼中的短壽，但也未到達“老人”的基準。在“衰老”方面，本章闡述了國家對於接近六十歲以及年事更高的老人所采取的恩賞措施，并根據出土《日書》《醫方》等文獻，推測時人如何看待、治療疾病。在“死亡”方面，作者結合傳世文獻（如《儀禮》和《漢書·原涉傳》故事）、出土律令文書和考古發掘遺址狀况，描述當時送葬的儀節、葬具與陪葬品的安排及下葬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行文中，也探討了遣策、告地策等墓葬相關文書的性質與書寫問題。最後，論及時人的死亡與靈魂觀念。睡虎地 11 號墓中，法律文書被置於喜的身側，刀筆等文具置於外部的頭廂，而頭廂與棺室之間有一道“木門”相連。作者認為，喜的靈魂在地下世界，還可以穿行於這道門，拿起他的刀筆，繼續他作爲法律吏的生涯。

毫不誇張地説，1970年代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爲兩千年來的秦史研究揭開了嶄新的一頁。其後，四川青川秦木牘、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湖南里耶秦簡、嶽麓書院藏秦簡等大量秦簡牘資料相繼面世，連同相近時代的包山楚簡、張家山漢簡、睡虎地漢簡等等，將秦史研究推向一波又一波的高潮，至今不衰。經過近五十年的研究工作，睡虎地秦墓與秦簡的方方面面都已積累了相當深厚的研究成果。

目前我們所見的秦簡牘資料，主要是地方基層官府使用的文書與律令，這樣的資料性質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規定了秦史研究的發展方向。睡虎地秦律與後來的張家山漢律有着相當緊密的關聯，再加上嶽麓秦簡《秦律令》，首先就使我們對秦代法律建設的認識日趨精細和精確，在秦律令生成、分類與體系，法制原則與思想，司法體系與實踐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了長足進展。

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則是對秦代基層社會諸制度（如徭役、軍事、户籍等）的探討。通過釋讀、集成散碎的律條，將它們安置進一系列制度結構，學者們逐步搭建起秦王朝前後統治制度的基础。而秦漢帝國的制度演進，包括軍事、刑制、律令、官僚諸層面，也正是本書作者多年來致力耕耘的領域。作者在結語引用了庫朗日在《古代城邦》中的論述，認爲要理解古人與今人大異其趣的思想世界，必須先正確理解古人的社會制度。或許正是因此，本書每章副標題都以某一類制度爲旨歸，力圖勾畫出喜及時人所身處的制度環境。比如，談及審判制度的第五章與談及秦的征服史的第七章，看似篇幅不長、深入淺出，但其中對於秦漢“獄”的定性判斷、審判程序的劃定、秦王朝的兵源構成等問題的討論，背後其實都有作者過去堅實的研究成果作爲支撑。

當然，歷史中的“制度”并不是全然剛性的，而是時常在現實調適中發生變形，作者對此間的張力也有充分措意。即以第五章“審判的理念與現實”一節爲例，作者分析指出，當時審判務求公正、以避冤罪的理念，却也使官吏傾向於“造作”“編織”調查文書，導致冤罪更難被發現，民衆更産生“能不能得到公正判決都看運氣”的消極心態，不信任官府程序，而訴諸占卜求神。這一觀察追問審判弊病的根由，觸及了文書行政的内在矛盾，即本爲提高行政效率、監督行政工作而産生的文書，却往往反過來抑制效率、妨礙監督，值得進一步深思。

對秦代制度的認知日益豐富之後，學者們自然熱切希望能利用簡牘資料，真正深入歷史現場，更進一步瞭解秦人生活與秦王朝統治的所有實際。因而，秦史研究的第三步就存在着兩種可能方向：一是“大”的方向，從時代變遷着眼，關注周秦鼎革的時代性問題，力圖從材料透視當時中國的國家結構、統治秩序、社會運作模式有否發生、發生了怎樣的質變。二是“小”的方向，即從普通人的生活着眼，關注“日常生活”與“一般性物質文化”的切面，如秦代的交通商貿、兒童娛樂、名物器具等，從而與秦文化史的命題相鏈接。

站在秦史研究的第三步階梯上觀察本書，儘管它的副標題有“日常生活”一詞，作者結語也自稱采取了“生活史”的進路，但我認爲它并不是單純的“生活史”作品。本書所處理的，毋寧説正是“小”“大”之間的關係：在喜從生到死的這一條“明綫”之外，本書其實還埋伏有一條“暗綫”，那就是秦的崛起與統一之路，兩條綫交織相成。僅從本書的章節標題就可看到，它大體囊括了至今爲止睡虎地秦簡研究、乃至於秦統一史研究的所有基本課題。作者在談論喜時，意欲處理的是更爲宏大的問題，那就是在秦帝國的誕生期，社會如何迎接這個巨大的轉折？各方面規範如何條備？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在這種宏大背景下的無數個普通人，他們如何繼續自己日復一日的生存？

但“小”的視野仍然帶給讀者不同於一般“大”歷史的體驗。最爲明顯的是對個人主觀能動性與多樣化心態的關照——個體雖然生活在時代之中，但個體與時代并非簡單的反映論關係。如在談論父母對子女的態度時，作者援引了當時多種親族犯罪的法令，指出家長對家内秩序及其子女有着絶對的支配權，一旦告發子女不孝，子女可能被判處死刑；這不僅是一種紙面上的威懾，而且有《封診式》的案例支撑。寫到這裏，尚只是對已知事實的精細化——中國古代的家内秩序一貫如此，并不是新奇的知識。但作者筆鋒一轉：“一不小心談到了有些殺氣騰騰的話題。但是……當時的人們爲孩子設想的心情，無疑也有和現代共通之處。”接下來，便利用馬王堆所出《禹藏圖》《雜療方》等資料，細緻描繪古人迎接新生兒時的忐忑與期待，“喜的父親一定也會將自家孩子的胞衣收進壺中，埋藏在家的西北角，祈禱他的健康吧。這樣的心情，和現代的我們將孩子們的臍帶鄭重收入木箱的感情，恐怕沒有很大的區别。”儘管由於資料所限，無法達致民族志“深描”的效果，但已然使看似鐵板一塊的歷史産生了縫隙，無數情感從中湧流出來。這提示我們，社會的制度建設雖然會對人們的心智模式産生相當大的影響，但主導人們行爲選擇的，仍可能是若干與大環境保持距離的情感因素。

無獨有偶，與本書幾乎同時，國内學者魯西奇也出版大作《喜：一個秦吏和他的世界》。二書討論的對象相同，書名相近，旨趣相似，可見此類主題的寫作在中日學界已開始受到重視。在此，也有必要對二書稍作對照。從内容上説，二書所涉及的問題和引用的資料都有不少暗合之處，而論述編排有所不同：魯書分三個部分——喜的生平、社會生活與官宦生涯——分别展開，宫宅書則如前所述，將喜從生到死的歷程凝成一條線索。從視角和宗旨上説，魯書更重視喜，乃至當時千千萬萬小吏們在秦帝國官僚體系的“權力結構”中的位置與言行，探討統治秩序與統治方式的變革對於被統治者而言意味着什麼；宫宅書則將喜的一生“抻開”，采取平視普通人的眼光，探討秦統治對個人生活各個角落的影響，尤其希望從中國古代諸“制度”中探尋古人獨特的觀念世界，喜的仕宦及喜與官僚制的關係只是其中一個部分。不過，二書所采取的“生活史”進路和共情式寫作方法仍是最大的相似點，對古“人”的生存面貌和精神世界的重視是相通的，并且都爲打通“小”“大”之間的區隔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宫宅在結語中自我批評道，本書在“生活史”方面做得不够，在搭建起“骨架”之後，“血肉”稍顯不足。但筆者以爲，其書立足於秦史研究的前沿，已然做出了相當可貴的嘗試。

本書所屬的“京大人文研東方學叢書”第一期，乃是由冨谷至先生作爲總負責人（世話人）、以介紹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學研究部的最新成果爲目的的學術著作系列，當前已出版了岡村秀典、古勝隆一、船山徹等多位學者的專著，本書即爲該期的收官之作。而在人文研東方學的研究傳統之上，還必須提及京都大學在簡牘文書學方面的學術脈絡。20世紀60年代，森鹿三於京都大學人文研組建“居延漢簡研究”共同研究班，其後發展爲長期的簡牘研討傳統，影響了魯惟一、藤枝晃、米田賢次郎、大庭脩、永田英正、籾山明、冨谷至、宫宅潔等一代又一代學人。傳承至今，課題幾經遷換，當前係由宫宅潔主持，以“秦漢法制史料の研究”爲課題，仍注目於簡牘文書史料，持續展開研討。

故而，本書在材料的處理上延續着日本東洋史學界一貫的謹慎與詳實之風，又加以作者獨特的想像力發揮，以鮮明而個性化的綫索，恰如其分地串聯展示了宫宅先生及京大人文研在簡牘學乃至歷史學研究上的研究成果。本書所引用的簡牘資料，全都附有相當細緻的日文翻譯，有些還屬日文首出，品質極高，其背後無疑有作者精勤的研究做支撑，想來也得益於京大人文研長年舉辦的研究班的討論。

但本書也并非僅注重新見史料，對於不少傳世文獻的説法，也都予以充分措意。從多種史料的運用來説，作者往往用傳世文獻（主要是禮典或史書）來提供大的背景，而用出土文獻和考古資料來描繪生動的細節。二者并非是簡單的以此證彼的關係，作者也不强求二者的一致或互證，而是尋求共通、互存的解釋可能。即使是出土文獻之中，律令與文書也往往存在齟齬，“史”在《二年律令》中規定的世襲性與它實際上的非世襲性即是一例。在第四章的討論中，作者通過富有説服力的勾連討論，展示出了現實生活的多元與流動性，在社會各方面都經歷着快速變革的秦代前後，尤其需要注意史料中的這類參差。

綜言之，本書建基於厚重的研究積澱，而語言明快，叙述簡潔，文筆靈動，新見迭出，體現了日本學界在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高度。不過，拜讀全書之後，亦有一些疑問，借此機會，不揣冒昧，向宫宅先生與讀者請教。

最爲首要的疑問仍在於展現主題的方法，也是如何對待作者已指出過的“制度史”與“生活史”之間存在的隔膜。每一章的討論看似都有整體的目標，但行文上是較爲分散的，可説是采取了一種“連綴”的方法，即在一個問題域内，不斷充實各種研究發現。那麼，是否有可能更進一步，從結構的搭建進入到結構之間各種關係的串聯，使每一個制度、每一種生活方式都不再是孤立存在？這或許也是以後的秦史研究需要致力的方向。

其次，本書對材料的處理、尤其是對貫穿全書的核心史料《編年記》的處理，仍有不盡之義。

一方面，書中所引的《編年記》文字已經經過了作者的剪裁，略去了若干作者認爲屬於“秦國的大事件”的部分，但這可能言之過早，或至少需要稍作説明。比如，《編年記》載廿一年“□屬”，過去往往視爲昌平君相關史料，所以作者直接略去了它，但根據學者對喜宦歷的解讀，該條可能是指喜擔任了南郡郡屬。如果不略去它，向讀者直接呈現《編年記》的原貌、再解釋本書如何取材，當會使全書體例更爲渾然和嚴謹，還有可能提供新的視點。

另一方面，仍需注意《編年記》的一些文書學、文獻學問題。《編年記》上的字迹是否完全一致？書寫者的身份應該如何確認？這些問題，在過去曾引起學界紛紜的争議，想必也都曾縈繞於作者的腦海，可惜在行文中却不曾提及。它們與《編年記》的書寫目的及書寫内容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解釋爲何有的内容會寫、有的内容不寫。比如作者談到，在喜的後半生階段，除了孩子的誕生之外，“唯一傳達出他的興奮的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巡幸經過安陸縣的特别記載”，但如果考慮到《編年記》可能存在多位書寫人，那麼這一條記載就會存在其他的解釋。

再者，作爲一本通論性的學術著作，本書也有面向日本一般讀者的取向，時刻注意與讀者對話和互動，這是本書令人倍感親切之處，但也難免存在若干過於“現代”的解讀。比如，因爲喜的三個孩子出生較晚，作者考量他晚婚晚育的原因時，説到：“這是因爲他是個風采不足的男人呢，還是説他更優先重視學業和公務呢？雖然他理應不會爲金錢發愁，但也可能正因如此，反而在選擇對象時過於慎重。”這樣的猜想確有一定合理性，只可惜證據太少，從兩千年前中國古代的現實出發，還可以做出一些更加貼切的推測。一方面，儘管喜的長子出生較晚，但也不能説明喜一定晚婚；漢武帝在16歲時已經成婚，但直到29歲才迎來長子的出生，這樣的事例恐怕并不罕見。另一方面，亦如作者談到的，古代嬰兒死亡率較高，《編年記》中所記載的三個孩子年齡差也很大，很可能除他們之外，喜還有過其他的孩子但夭折了。這恐怕比作者所描繪的那幅喜的畫像更具可能性。

行文至此，掩卷沉思，喜的一生如走馬燈一般從眼前掠過，兩千年前一位秦代地方官吏的喜怒哀樂、生老病死，仍舊會觸動今日的心弦，這是作者功力至深之處。進言之，當前有關秦漢時代基層社會的史料日益豐富，在里耶秦簡、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走馬樓吳簡等材料中，如喜一樣的地方官吏、乃至普通百姓的生活切面也俯拾皆是，今人應如何深入這些普通人的内在世界，如何理解他們與時代的關係？這仍是一個未竟的課題。

以上是筆者拜讀本書後的一些粗淺看法，不當之處，還請宫宅先生及各位讀者多多指教。期待本書中譯本的問世，也期待越來越多此類著作的出現，不斷拓寬我們歷史想像的邊界。

本文轉載自“武大簡帛”微信公衆號，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