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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更多优越的中文中国学术研究并将其输入英语世界是迫不可待的工程！
文｜黄宗智
目前中国的中国研究学术领域过分依赖海外的研究，严重缺乏中国自身的优越研究；如今我们能看到的优越中国研究多是被“引进”的英翻中著作，相对罕见中文原文研究。在“与国际接轨”的巨大潮流和动力下，众多中国学者纷纷从事英文中国研究的中译，但极少从事相反的中文研究的英译。由中国国家组织的中翻英著作则有较多议题比较宽泛，或带有某种非学术考量或意识形态。结果是，目前的优越中国研究专著，无论英中文，大多是外国的或从外国引进的研究。
如此的学术状态的主要肇因之一是，“引进”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国学术的主要巨大潮流。不少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中国特别需要引进外国的中国研究。不言而喻的是，因为它们要比中国自身的研究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
另一相关因素是，一般中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大多只能从事英翻中的工程，欠缺用英文写作或中翻英的能力。这是因为，将外语的著作译入母语的中文，要远比相反的将中文著作译入英文外语容易得多。这也是为什么目前中国研究的文献基本乃是外来研究的天下，无论英文还是中文文献都如此。
实际上，被翻译成中文的英文著作如今已经有不少是二三流的研究，乃是不太被美英等国家自身的专业学者们看好的著作。它们的广泛中译一定程度上是被中国巨大的“引进”和“与国际接轨”时代潮流所带动的，不一定会考虑到被译著作的实际学术水平。
这一切当然也和中国自身轻视学术专著的政策有关。目前，在中国的高等院校研究人员学术评价体系中，一本专著仅被赋予两篇论文的等值，而且，原作与译作的专著被给予同等的评价等值。在这样的体系下，许多青年学者要么会选择翻译英文专著，要么会写两篇文章，不会认真从事原始的重量级中文专著的写作。在那样的反激励——其实等于是压抑——专著学术的评价体系下，高水平的、高质量的中文专著实在非常少见。这也是目前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已经基本是英语专著的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黄宗智、赵珊2024）
固然，目前的中国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不乏优越的论文，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一般论文的议题和概括范围都要比一本专著书狭窄，实际上并不能够充分填补、替代专著的欠缺。
目前的情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大多数的中国学者主要只从事英翻中的工程，绝少能够做相反方向的中翻英。这是因为，总体来说，从外文译入母语要远比从母语译入外文容易得多。这也是目前关于中国的重要学术文献主要仅是英文和英翻中的著作，既严重缺乏中文原作，也缺乏中翻英的著作。这是一种意外的，甚至使人联想起“殖民地”状态的情况。
另一相关因素是，即便是最优越的（非华裔）英美中国研究学者的中文能力大多只能聚焦一手原材料的精读，缺乏大量阅读二手著作的能力，更不用说用中文写作专著了。大多数的非华裔外国学者的著作一般只限于一手资料的研究，缺乏广泛阅读、讨论中文学术文献著作的能力。这样，有意无意中也无视了中文的中国研究。
实际是，真正是双语的华裔学者，即既能用中文写作，也能用英文写作的学者，虽然在海外华人中有不少，但在中国大陆还是比较罕见的。在中国国内，绝大多数中国研究学者都有左右手之分，以中文为主，英文为辅。也就是说，较少有能够将中文原作翻成专业水平英文的学者，更不用说用英文写原作了。
此外，我们要考虑到，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是很不好学的外语。一般来说，除非中文乃是其母语者（或较少见的双重母语者），非华裔外国学者很难达到即便仅是广泛阅读、浏览中文著作的水平，更不用说用中文写原作了。其著作一般只能聚焦精准阅读少量的一手中文材料，较少见广泛阅读、讨论中文学术文献的能力。结果再次等于是基本无视中文研究。
实际是，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无疑乃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即便是英语世界中外语的“天才”人士，也鲜有中文能够真正达到母语的写作水平者。譬如，笔者的学友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其北京口语要比大多数的中国人更标准、流畅，但并不能用中文写作学术专著。笔者的美国学友中其他中文水平比较突出的人士，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同样不能用中文写作学术研究——即便是对他们来说，要广泛阅读大量中文著作也是比较吃力的事。
当然，我们不可过分苛求。我们需要连带认识，一位非华裔外国学者要达到接近中文作为母语的知识分子那样广泛阅读中文材料的水平是多么困难、多么难得，多么值得我们特别尊重，更不要说用中文写作了。
即便是“只能”聚焦、集中阅读少量的中文“文本”的美国学者，也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因为，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无疑乃是最难掌握的“外语”之一，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学习、掌控与英文截然不同的文字。对一位母语乃英语的学者来说，其难度要远远超过学习法语、德语，乃至于俄语等其它主要外语。
笔者这里要做的绝对不是批评“只能”阅读少量中文材料的非华裔学者，而是要据实指出，一位英语（或法、德语）学者学习中文所须克服的艰巨困难。一位外国学者要掌握中文到能够做中国研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更毋庸说用中文写作了。
正因为如此，高质量的中文中国研究文献的生产和英译无疑乃是一项值得我们所有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的同僚们特别鼓励的工程。我们绝对不可简单满足于英文研究和（如今乃主要由中国大陆学者所做的）英翻中的中国研究文献。
这也是我们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特别倡导与目前主流相反的，要求推进优越的中文中国研究著作，包括将其翻译成英文的工程的原因。中国本身当然更不应该满足于现在这样的严重缺乏优越的关于中国的中文专著研究，不可让全球对中国的理解仅仅依赖现有的主要是外国作者原作的英语专著。中国亟须积极推动更多优越的中文原作，包括其英译，绝对不该像目前这样，不仅在中国国外“失语”于英语中国研究，甚至在中国国内本身，也“半殖民地”似地过分依赖引进的中国研究来认识、理解中国。
笔者因此要在此呼吁，我们要尽可能加强、扩增优越的中文中国研究，包括其英译。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学者，不能眼看英文原作完全占据国际中国研究学术而无所作为。我们大家须要推进更多、更优越的中文中国研究，包括将其英译而输入英语学术世界。
本文载Rural China 21.2（2024.10），为方便阅读，编辑过程中省略注释和参考文献。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