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一名房东，吉屋招租中。一对年近八十的夫妻想租你的房子，他们温和有礼，想是好沟通的房客，但老两口头发花白，步履蹒跚，且难免患有多种慢性病……你愿意租给他们吗？
现实的无奈（或曰惊悚）之处在于，你可能没有一套待租的房子，但总有老去的一天。
11月中旬以来，以帮家里老人租房的名义，凤凰网走访了位于北京海淀、西城、朝阳的数十家房产中介门店。其中约三成中介提到，“60/65岁以上就很难租房了，房东都怕（老人在家）出事，怕房子贬值”。另据媒体报道，“四十岁以上不能合租，六十岁以上不能独立承租”的年龄限制，正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租房市场蔓延。
如果将宏大的老龄化命题具象化，人老了、住在哪儿，是你我必将面对的问题之一。你可以不对这个空间抱有期待，也许是个房子就好，没有电梯、管道老化、跑着老鼠的“老破小”也行；你也可以对它有更多“改善性”的要求，有电梯、残障通道，做过适老化改造，附近有医院，交通便捷……无论如何，我们这个正在衰老的社会必须直视老有所依的第一个问题：
当你老了，眼眉低垂，你还能租到一间或一套房子吗？
住在哪儿，是79岁的王梅如今最发愁的事。
北京西城，一个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小区，红白相间的楼宇外墙已斑驳褪色。王梅和老伴在这里住了整整40年。前三十年里，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住所——邻居彼此熟悉，小区一公里内有两个地铁站和五个公交站，两公里内有两家三甲医院。
但王梅年过七十以后，房子的无数优势无法抵消一个劣势——“老破小”没有电梯，而她住在五层，于是每次最普通的出行都变成一场对意志的严峻考验。最怕的是上楼。王梅得紧紧抓着乃至扣住楼梯扶手，在无人打扫的栏杆上压下一排灰色的指印。跋涉至最后一层，她已经抬不动腿，双脚发软，只能借着惯性，一节一节台阶地把自己“甩”上去。终于到家，一阵风吹得后背凉飕飕，她才意识到衣服早就被汗打透。
渐渐地，一想到出门，王梅就“心里发怵”。她维系了近20年的退休生活——每天清早到家门口的早市买菜，午睡起来到小区附近的街心公园蹓跶蹓跶，跳跳广场舞，晚饭后下楼丢垃圾，再和邻居们聊聊天——开始被迫改变。近几年，因为爬不动楼，菜市场她逛得少了，只能让孩子们在周末帮着多买一些菜和肉囤在冰箱；广场舞更是很少跳了，偶尔去一次，王梅发现跳舞的人已经换了一批，一问发现不少老舞友都和她有类似的困扰。
她曾寄希望于加装电梯的落地，但最终败给了居委会的“无为而治”。转眼八十岁，看着自己和老伴的身体日渐虚弱，王梅决定在附近换租一套有电梯或者低楼层的房子。
但几家中介都以斩钉截铁的姿态向她否定了这一可能：您这个年纪很难租到房了。还有中介直言：“我们的房子只租给40岁以下的人。”王梅，这位1960年代的大学生、退休前的企业总工不禁长叹：人老了，没用了，连房子都租不到了。
王梅的经历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多家中介公司限制老年人合租或独立承租、限制老人同住，合租的年龄红线低至四十岁，六十岁以上更是租不到房。11月中旬以来，凤凰网走访了位于北京数十家房产中介门店，以帮家里老人租房的名义询问。其中约三成中介提到，“60/65岁以上就很难租房了”。
事关高龄老人租房的纠纷事件近年来也时有发生。数月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房东拒绝向租客交房的案件，其原因正是待入住人中有一位94岁、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2019年，济南一房东在得知租户和年近九十岁的父亲同住后勒令他们搬离，并擅自给房子断水断电，甚至在租户不在家时带人撬门、换锁。对于这两起案件，法院均判定房东违约，但这并不能改变老人租房难这一现实。
类似现象不只出现在中国。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调查，在这个全球老龄化水平（老龄化率达29.3%）最高的国家，66%的房东不愿意租房给老人。中国也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租房难或将成为一个普遍的老年困境。
社交平台上，一位90后女生讲述了自己为60多岁的父母租房频频碰壁的经历。评论区里，不少人表示家里老人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也有年轻网友忍不住吐槽自己遇到的五十多岁的合租室友，“天天外放抖音，不爱干净，还没有边界感”。一条轻轻的感叹淹没在八百多条评论中——“唉，人人都会老的啊”。
那时她有一套一居室在出租，有天中介带着一对老人来看房。夫妇俩是退休中学老师，见面时穿着老式衬衫和长裤，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不疾不缓，严佳心生好感。但一问年纪，65和68，她犹豫了。再问两人的身体状况，得知坐在面前的叔叔有心脏病，阿姨有高血压。严佳的笑容僵住了。
“我们看到老年人就知道成不了。”在成都做过半年房产中介的付婷说。她接触过十多个前来咨询租房的六十岁以上老人，没有做成一单。遇到有意租房的老人，有的房东会仔细询问对方的身体状况，更多的人则是“一听到年纪直接就拒绝了”。
据付婷观察，房东不愿意租房给老人的原因约为四类。其中前三类是：觉得老年人事情多，不好沟通；担心老人记性不好，做饭忘关火，出门忘锁门；怕老人在屋里磕了、摔了，自己要担责任。
一位房东在网上记录了她拒绝一位带着七十岁母亲同住的租客的事。担忧之一便是，如果老人在家里摔倒了，认为是地板砖太滑导致，要求赔偿怎么办？在评论区，另一位网友写道，曾将房子租给一位七十岁、体弱多病、子女在国外的老人。入住后，老人整日微信联系他，什么钥匙丢了，不会网购天然气，该灭蚊虫蟑螂了……令他不堪其扰。
如此种种，都抵不过第四类担心——付婷说，房东最忌讳的还是老人在自己家里去世，几百上千万的房子变“凶宅”。凤凰网接触的一位中介说，他所在门店负责的片区就出过这样的事。七十多岁的老人因心脏病猝死在出租屋里，原本租五六千元的房子在那之后只能挂牌两千多。这件事传开后，那一片的房东纷纷找来，明确提出不租给60岁以上的人，有的房东还谨慎地在合同里特别附加一条，“如果租户在居住期间发生意外，一切后果自负，并必须承担由此给房东带来的卖房损失”。
严佳和老夫妇租客见面的当晚，种种可能的麻烦和后果也在她脑海里跑马式地过了几轮。翌日，她还是通过中介狠心拒绝了这对老夫妻。后来房子空置了两个月，直到今年七月底迎来了一位二十多岁的独居女生。
偶尔想起那对和她父母年龄相仿的老夫妇，严佳心里总有些不好受。只是她有着无奈但实际的理由：她家曾有一套位置和装潢都很好的房子，后来急用钱想卖，但就因为她姥爷住在那里时因为癌症去世，迟迟找不到买家，最后降价将近一半才卖掉。
“中国人都在意这种事，没办法，”严佳说，“租房给老人有额外的风险，没有额外的收益。很现实的问题。”
中国有句老话，“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让付婷唏嘘的是，对老人的种种歧视和忌讳是如此普遍、如此深，有时甚至来自老人的子女。
去年冬末的一天，一个中年男人推着一位坐轮椅的老人走进她工作的中介门店，称想要给母亲租房。老人八十多岁，看起来非常虚弱，穿着一身黑红色的棉衣棉裤，更衬得脸色暗淡。付婷问起租房的缘由，中年人支支吾吾，只说希望尽快租到房，钱不是问题。后来有经验的同事告诉她，可能是老人病重，活不了多久了，儿子不想母亲死在自己家里，就到外面租个房子。付婷听得咋舌。
毫无意外地，男人推着母亲失望离去。偶尔想起来那个暮气沉沉的奶奶，付婷感慨也焦虑：年轻的时候买不起房，老了以后连租房都租不到，难道只能一个人去住养老院？
也许这个假设还是太乐观了：如果连养老院也负担不起呢？
澎湃新闻的一篇评论提到，在这类问题上，司法判决坚决不能“和稀泥”——“否则，看似在一起司法判决当中照顾了所谓‘弱势群体’，实则是不合理地加重了房东的负担，结果会导致租赁的大门对更多的老年人关闭”。
那么，人到老年，为何租房？有这样需求的老人有多少？就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老年人中独居和仅与配偶居住的占59.7%；另有29.9%的老年人没有产权属于自己或者配偶的住房。也就是说，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里，近三分之一的老年人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可用来安度晚年的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家。
孙鹃娟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在和凤凰网的对话中，她勾勒出了租房老人的画像。
一类是流动老人。孙鹃娟将其分为“老漂”和“漂老”两种——
前者指那些为支持子女事业、照顾孙辈或治病养老而迁居到子女所在城市的老人。当他们逐渐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反观家乡的养老条件显得落后而无法满足需要，这些老人会想要留下，但出于不愿意跟子女长期住在一起或是住房空间不够等原因，他们就会考虑租房。
后者则指那些“在地变老”的人。他们在中青年时期来到大城市务工，但无力负担大城市的房价，到了一定年龄还在租房，不断搬家，“漂着漂着就老了”。
65后唐磊就是一名典型的“漂老”。1994年，他和妻子从老家安徽来到北京打工，经营着一个修鞋配钥匙的小摊，一漂三十年。北漂生活的圆心是出租屋。这些年里他搬过四次家，到现在仍住在一间10平米的开间。“我们白天都在外面，就是晚上回来睡一宿，差不多就行，条件好了也贵，不实际。”
孩子是唐磊节俭的重要原因。大儿子的孩子今年刚出生，小女儿还在读大学，未来家里需要用钱的地方数不清。当年一起来北京的老乡们，这些年在北京认识的老伙计们，一大半都已经回了老家，但唐磊还想再多漂几年，“能挣就多挣点，好留给孩子们”。快要60岁的他，目前还没有因为年龄被房东拒绝过。“真到了那一天，我也只能回老家，”唐磊顿了一下，又说，“在北京这么久，其实比在老家还熟悉了，真不愿意走啊。”
人口的迁移流动叠加老龄化之下，流动老人的数量正快速增长。《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老年流动人口数量从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同时期内，老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的占比也从4.9%增长至5.3%。这一群体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尤为突出。根据2018年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六个城市的老年流动人口平均占总流动人口的12.8%。
孙鹃娟认为，还有一类老人的租房需求与住宅、社区的老化相伴相生。《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35%的中国家庭住房建于2000年以前。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较早的城市，“人老房也老”的问题尤其凸显，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配套设施，都难以满足养老的需要。
以北京为例。根据《2023年北京老年居住需求洞察报告》，目前北京老旧楼房配备电梯比例不足25%，而一半的北京市老年群体居住在无电梯住房中，其中七成以上居住在中高楼层。王梅和老伴就是这样，日常生活被爬楼严重阻碍，没有电梯的五楼是他们住了四十年的家，也是如今的束缚。
“对于这些老人来说，租房不是为了追求多优越的居住环境，而是一种生活上的刚需。”孙鹃娟说。
养老观念的变化也催生了大量租房老人。孙鹃娟谈到，随着60后退休潮的到来，新一代老人的受教育水平、自我意识和经济独立能力都更高、更强，会追求更为独立的养老方式，而不一定只依靠子女。另外，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普遍更高，存在更多的改善性住房需求。
挤在一两千万人的特大城市里，租房老人很少被看见，他们困在老化的住宅里，困在异地养老的难题里，想为晚年寻得一处更便利生活的住所，却被租房的年龄红线卡住。这样的老人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拒绝了老人的严佳就在歉疚之余隐隐后怕：
如果早些年她没有攒钱买下这处小房子，老年流离失所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甚至是未来的她自己？
今年43岁的郑静生活在一个“双独家庭”——她和丈夫同龄，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成为沪漂，奋斗多年后终于在30岁时买下了一套上海的老破小，次年还生了女儿。生活的拐点来得突然。五年前，郑静父亲中风后半边瘫痪，余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她不忍有严重颈椎病的母亲一人承担照护的辛劳，计划着把父母接到上海。
但父母住在哪儿成了难题。住自己家？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没有无障碍通道，父亲住进来等同于坐牢。住养老院？她提起过一次，父亲用囫囵不清但高亢的声音激烈地表达不满，加上她也不信任养老机构的照护质量，这个选项就此作罢。郑静和丈夫一盘算，发现租房竟成为仅剩的一条路。
对于老人租房的不容易她之前有过预想，但没料到会是这样的“地狱难度”。在这场长达三个月的战役里，她加了十几个中介的微信，每天下班后除了给孩子做饭、陪孩子做作业，就是转遍上海看房。为了减少房东的顾虑，她提前联系好了保姆，后来还主动提出可以押一付六，即便周全到此种地步，仍然被大部分房东“一眼拒”。最后她终于找到一套楼道口有残疾人坡道的房子，虽然比预期中离她家要远，好歹父母有了可以满足日常生活的落脚之处。
生活还在继续。疫情之后，郑静这个“双独家庭”里四个老人的身体都每况愈下。每次聊起未来给双方父母养老的方案，郑静和丈夫都觉得乌云盖顶。
为期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在2015年正式宣告终结，但留下了超过2亿人的独生子女群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曾推算，像郑静这样的城镇“双独家庭”将在2030年达到34.2%的最高比例，“单独家庭”则更多，将持续保持在近50%左右的高位上。父亲生病后，郑静实打实地羡慕起姑姑家的两个表姐——姑姑住院的时候姐妹俩能轮流陪床，彼此安慰；家里有什么事两人都可以商量，有需要用钱的地方也可以一起分担。
郑静为父母奔走租房的艰难，是独生子女养老压力的冰山一角。对于更多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来说，真正的考验即将到来。在《2023-2032：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困境真正来临》一文中，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风笑天分析认为：在2023-2032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主体（80%左右) 的年龄范围将处于75-84岁，这意味着他们将跨过75岁的“失能拐点”，进入生活自理能力明显下降、他人照料需求明显上升的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在下一个十年将面临的现实。
老年公租房是措施之一。10月11日，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提出，指导各地在公租房保障中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予以优先配租。
已经迈入中度老龄化的北京，从2017年开始推出老年公租房，室内设置有无障碍设施和紧急求助按钮，还有管理员和独居高龄老人“一对一结对子”；杭州公租房为70岁以上老人提供了优先选房的福利；重庆在一些公租房社区里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社区食堂等；接近中度老龄化的广州，则在今年八月发布的公租房新政中明确提出，对于所有成员均年满60周岁的申请家庭，其家庭收入和财产标准将放宽至政府公布标准的130%。
不过，这类保障房意在解决部分困难人群最基本的居住需求问题，因此对老人的年龄、户籍、经济条件都有着严格限制，且在就医、便民等配套设施上仍相对薄弱。
身为亚洲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的做法或可作为参考。假如你是一个日本老人，面临租不到房的窘境，“附带服务型高龄者住宅”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这是日本政府从2011年起推出的一种专供高龄老人居住的市场化租赁型住宅。居住其间，你可以享受到看护人员的全天侯轮班值守，出门看病也有护理人员陪同。截至2023年1月，日本已有超过8000栋、总计28万户的附带服务型高龄者住宅，平均入住率达89%。
不过这种住宅的“入场券”，是缴纳几十万日元的保证金加上平均十几万日元的月费，在人均年收入四百多万日元的日本，这是一笔不低的费用。
回到中国。在孙鹃娟看来，要想真正解决老人租房难的问题，并非单单规范租房市场就可以实现，根本在于打消房东对于风险的顾虑，而这需要完善养老服务和保障体系，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这恰恰是最无奈之处：对每一个正在衰老的个体来说，最有限的恐怕就是时间。
在广州经营着一个家政团队的余霞，偶尔会想起一位未曾谋面的老人。去年年初，老人的孙女找到她，表示想要给九十多岁的奶奶雇一个住家阿姨，不过因为自己家里空间有限，打算在家附近给奶奶和阿姨租个房子住。余霞也帮忙询问了几个中介，但他们一听到老人的年纪就都拒绝了。老人的家人甚至提出，如果老人真的在出租屋里去世了，他们愿意赔付几个月的租金，但仍然找不到房子。
后来老人被送去了康养中心，这个家政订单自然也无疾而终。时间一长，余霞也就慢慢忘了这件事，直到今年年中，她刷到老人孙女发的朋友圈：奶奶去世了，我很想她。
在问题得到系统性地改善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同理心或许是为数不多的解法之一。在郑静连续碰壁近三个月后，最后租房给她父母的是一个五十多岁、一直独身的姐姐。熟识以后郑静曾问过对方为什么愿意接受老人做房客，她至今记得那个姐姐的回答——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我希望等我老了也能得到这样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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