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这首歌是打算用到自己葬礼的，没想到先用到了朋友身上。
上个月，当在荷兰的华人朋友意外去世的消息传入我的耳中，我震惊得难以置信，因为就在前不久，她还生龙活虎地跟我一起参与声援巴勒斯坦的学生大起义（student intifada）。我无法想象那个跟我曾一起面对荷兰防暴警察的战友，从此就消失在我的生命里，我要如何接受这样的事实呢？
当我把“我朋友去世了”的消息呆滞地告诉身边的人时，好像并没有人能理解我精神上受到的巨大冲击。因为如果死亡不是发生在自己的生活里，大多数人无法感同身受，就像是对巴勒斯坦人一样。
从今往后，我的社交媒体列表里，又多了一个永远不会再更新动态的账号。
“战友”
她是少数在荷兰身体力行支持巴勒斯坦的华人之一。
5月7日上午，她发消息问我去不去学校的罢工罢学示威，她想同我一道。因为就在当天凌晨，学校把学生前一天支持巴勒斯坦而搭建起来的营地暴力清除，并逮捕了上百名学生。当天，成百上千名学生聚集到主校区抗议警察对学生的暴力和学校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
她之前的行动经验让她习惯于全副武装：从头到脚一袭黑衣，头上扎着一条深蓝色头巾，鼻梁上挂着墨镜。相比起来，我有些过于随意，仅仅是在脸上挂了张口罩，还穿着明晃晃的大橘色外套。但可能是因为她年纪稍小的缘故，我走到哪里她都尾随我后，怕她跟丢我也时常确认她的位置。示威队伍开始走出校园前往新的抗议营地时，我们由于太过饥饿跑到学校对面的餐馆吃饭。吃完之后，看到游行队伍离我们不远，我们决定又跟上去，跟着队伍走完了剩余的全程。
5月9日、5月13日，我们一起又参与了两次游行。5月9日的那场示威游行是针对5月8日警察再次暴力拆毁了新营地、暴力殴打学生。在持续了一周校方和学生的激烈对峙、校区和图书馆全线封校后，5月13日，主校区重新开放，学生们再次在学校聚集起来示威。那天，我拿到了新的巴勒斯坦头巾Keffiyeh，她带来了自己做的抗议标语板，上面写着：这所大学支持种族灭绝（This university supports genocide）。板子的另一面，用中文号召大家参与游行支持巴勒斯坦。由于她比较社恐，她把板子给了我举，我则把我的Keffiyeh给了她。这张板子，间接让一个巴勒斯坦男孩走向我，他后来成为了我的男朋友，虽然最终我们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无奈分手，但是我仍然很感激她那时架起的缘分，然而我却无法亲口告诉她了。
至今，我仍然收藏着她给我的那块板子，即便是我搬家的时候，我仍然带着它。
很少有华人留学生能在繁忙的生活里抽出时间多次参与游行，且走完全程。她做到了。我希望有人知道，她在活着的时候，为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贡献出了自己的时间。
“病友”
她的悼念会于8月在德国举行，由于我还在国内度假，没能去成悼念会。在德国的朋友问我有什么想捎过去的东西，我说：“就带一句‘辛苦了’吧。”因为彼时我想起，她充满磨难的一生，她活着的时候没能过上一个快乐的生活。
她还在世的时候，就饱受精神亚健康的折磨。但在荷兰，接受精神治疗等待周期望不到头，我曾在过去的文章里提到我在等待名单里排了一年才有机会接受心理咨询，期间我还经历了一些意外，比如打急救电话，还有一系列保险问题，若保险无法完全承担治疗开销，则你需要承受天价的心理治疗费用（平均每个月的账单大概在￥7000）。所以我的困境，就是她的困境。
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她活着的时候我没能给予她太多的帮助。由于早一年比她来，我知晓更多在荷兰的生存之道，但我大部分时间都深陷泥潭垂死挣扎，即便她的挣扎我都通过她的朋友圈看在眼里，但我自己已经身心俱疲分身乏术。我觉得我唯一尽力做的，就是去问候。去年11月，看到她在朋友圈的记录后，我去问候她：“你还好吗？看你最近好像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么？”但她觉得自己很难被帮上忙，不过想之后跟我一起出去喝点东西。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兑现一起出去“喝点东西”的诺言，直到她去世。
在荷兰这让人自生自灭的医疗系统下，我们“病友”苟活的方式就是：聚在一起“疯言疯语”。一堆人“疯”，总比一个人“疯”好。在“发疯”中，我们的痛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如对着沙袋猛烈地锤击一般，如同“小丑”在混乱堕落的哥谭城仰天大笑不止。多一个病友，我们就“疯”得更彻底，如同“发疯文学”所引发的广泛回响。今后，在我们“发疯”的日子里，将少一份有力的回响。
我不喜欢写回忆，因为梳理回忆、写下回忆中的细节对我来说非常困难，且会消耗我非常多的精力，完成一篇文章，常常需要花我十天半个月，每天只能挤出几行字，甚至是几个字。但我不知道我的大脑还能存储有关她的记忆多久。此刻，她的声音和可爱的广东口音还能在我的脑海中响起。写下这篇悼文，以纪念她曾活在我的生命里，以及告诉别人，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曾在世间走过一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