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御赐康百万之河洛康家家训留余扁中的王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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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康百万简介     

       康百万家族又称河洛康家，明洪武年间，其始祖康守信由山西洪洞县迁至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康店镇定居。之后，康家在此辛勤耕读，经商传家，家族渐渐兴旺发达，乾隆时进入全盛，渐成中原巨富。自六世祖康绍敬，至十八世康庭兰，康家兴盛了十三代四百多年，开创了“富甲三省，船行六河”的财富格局，庄园也从最初的山腰建至山顶。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北京前往西安，后来从西安返回北京途中，路过康店镇时，被称为“豫商第一人”的康家掌柜康鸿猷殷勤接待，模仿北京的紫禁城搭建行宫，耗费100万两银子，又向清政府捐银100万两做兵饷，慈禧太后说“没成想，这山沟里还有百万之家”，并赐其“康百万”的封号，“康百万”从此就成“康氏家族”的统称，康家庄园自此便成了康百万庄园。

二、留余匾 的《四留铭》

        康百万庄园过厅正上方悬挂着块别致的匾额——留余匾，它既是康家的家训，也是康家庄园文化的象征和镇馆之宝。“进入康百万，先看留余匾”。为中华名匾之一，长1.65米，宽0.75米。造型犹如一面迎风招展的黄色旗帜，金底黑字。全匾共计174个字，除标题“留余”二字为篆书外，其余为字体流畅的行楷。该匾是同治年间进士牛瑄所题，做于1871年，已有100余年历史。该匾是康家训示家中子弟的家训匾。

       《四留铭》，作者王伯大，在赤岸筑留耕堂(今废)， 自号“留耕道人”。原文见《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云：“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说的意思为：留有余地，不把技巧使尽以还给天地；留有余地，不把俸禄得尽以还给国家；留有余地，不把钱财占尽以还给老百姓；留有余地，不把福分享尽以留给后代子孙。”反对贪得无厌，做事过份。

三、王伯大源流世系 ：  

        01世：赤岸王氏始祖王务琨，讳才，开元末（即公元741年前）袭父荫为长溪令，因居长溪（今为霞浦县）赤岸，寿六十九岁，葬赤岸黄家山道观之中赤岸黄家山道观外西侧；配谢氏生子三：处一、奉一、如一。

        02世：王处一，生四个儿子：长子王不起，次子王不危，三子王不逸，四子王不恭。其中王不危后代迁居王家洋（今属霞浦县水门乡）。

       王奉一，生两个儿子：长子叫王不易，次子叫王不瑶（注：此字为三点水旁）。王不易后代迁居浙江分支温江、平阳、瑞安等处。

       王如一生三个儿子：不骄、不奢、不侈；其中王不奢的后代迁居桐山西园（今属福鼎市城关）。

        03世：王不逸，传四世，有王楚、王燕、王韩、王秦、王赵、和王魏六个兄弟。

        07世：王魏，生王仁、王义、王礼、王智等四个男孩。

        08世：王仁，生王铅、王括（注：此字为金字旁）两个儿子。

        09世：王括（注：此字为金字旁）生王都大、王都统、王都尉、王都督等四个儿子。

        10世：王都督，生文孙、王文伯。

        11世：王文伯，生王克文、王克武、王克敌、王克充。

        12世：王克充，生王仪、王值、王信、王俊。

        13世：王俊，生王太父。

        14世：王太父，生王万全。

        15世：王万全，生王方大、王伯大等。

        16世：王方大，生王积翁（嗣伯大）、王了翁。

        17世：王积翁，生七子：时中、琦中、权中、升中、建中、都中、端中。

四、王伯大简介

        王伯大，字幼学，号留耕。南宋时福建长溪县（今霞浦县）赤岸村人，生年不详。赤岸王氏始祖王务琨直系裔孙，父王万全。嘉定（1208-1224）进士，曾任青田县令，枢密副都丞旨，兼左司郎中，淳祐七年（1247）拜签书枢密院兼权参知政事。次年，拜参知政事。被论罢官，以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

        王伯大自幼受家庭影响，熟读经书。嘉定七年(1214年)登进士第，从此踏上仕途。从政34年，迁官30多次，曾二次罢官、三次降职。

      嘉定十年(1217年)，浙江、江西的台、衢、婺、饶、信诸州饥荒。适值王伯大以国子正外放知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县)，为使赈荒粮款能给实惠于灾民，特设立荒政局，聘请有识之士，研讨古今赈济办法，清理户口，以红、黄、黑、白为标志，划分灾情等级，张榜公布，使救济做得既快又好，救活了众多灾民。灾民感其德，编民谣说：“红黄黑白环，甲乙丙丁户。若非王知军，饿杀人无数。”为王伯大立生祠13所以纪念。后知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市)，又改知池州(今安徽贵池)，兼权江东提举常平职务。端平三年(1236年)入京(今浙江杭州)，授尚书省右郎官，有政绩，升直宝谟阁枢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王伯大在京目睹奸佞当道，朝政日非，百姓怨声载道，便向理宗上“对言”直谏，称：“今天下大势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人主之患莫大乎处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藉藉而未已也!”他认为理宗“逸欲之害德”，“戚宦近习之挠政”，“奸俦佞朋之误国”，“皆犯前古危亡之迹”；希望理宗“诚能布所失于天下，而不必曲为回护，……务使蠹根悉拔，孽种不留……则天下之谤不攻而自息矣。”“对言”千余言，详尽地抨击了朝中弊政，并指出朝廷自以为“举国皆忠臣，圣朝无阙事”，将致无穷后患。理宗表面上采纳王伯大的“对言”，又怕触怒朝中权贵。于是把王伯大外放知婺州(今浙江金华)，任满仍回京任职。后又经历两次降级使用。在担任代理刑部侍郎时，又遭权臣弹劾而罢官。

      嘉熙中(1237～1240年)，被誉为“立殿廷争是非”的莆田人方大琮，对王伯大极为推崇，以其长期被夺职，慨然上书丞相李宗勉称：“若使王幼学立朝，似有淮南寝谋气象。朝廷岂不能着一骨鲠之臣以自壮乎!”不久，王伯大被起用，再知婺州，但辞不就任。

      王伯大罢官后，复受命“督漕于闽”。上任后，听里人王维反映，故里营田陂长期失修，民苦田无水，便捐献白银50两，倡修营田陂，并委托县令黄恪总其事。黄恪又筹寺院之余租、盐税之留成以资助。于是，在赤岸溪(今称罗汉溪)水磨坑截流，以连环木架为基，砌石三级以壮其势；陂开二门，以疏洪流，边砌护坡，以卫正陂。这一工程始于淳祐三年(1243年)，次年即告完工，受益农田1000多亩。为纪念王伯大首倡修陂之功，王伯大同科进士通直郎林甄，写了《修赤岸营田陂记》颂其功德。乡人在其去世后，建祠祀于瑞岩寺(今废)。

      淳祐四年(1244年)，王伯大奉召至阙，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后又兼侍读、同修《国史实录》，旋又擢任刑部尚书。淳祐七年(1247年)，拜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淳祐八年(1248年)，任参知政事，但同年受监察御史弹劾而罢职。继又被贬，授资政殿学士、知建宁府。到职后，因年老体弱，上书乞请退休归里。王伯大为官清廉，致仕时两袖清风。

       宝祐元年(1253年)七月，王伯大逝世。谥“忠文”，葬于霞浦县雉溪村。

        王伯大在文学上推崇韩愈，赞同散文可以“随言长短”、“垂教于民”的主张。著有《韩昌黎集音注》。

五、特别鸣谢：

       感谢霞浦王品印宗亲对本文完成提供的支持！